存有論差異、性差異與人性

Derrida 於 1964 年的〈暴力與形上學〉有條件接受了 Levinas 倫理學，提出「以 光抗光」、「以暴抗暴」的「暴力經濟學」，但是他尚未討論 Heidegger 存有論差 異的問題。此外，以光抗光表示 Derrida 的解構思想總是已「在形上學之中，解 構形上學」。解除界限的思想仍受制於那界限，因此對於暴力的反抗必然要承認 自己的暴力，也就是透過「暴力經濟學」的緊張關係減低暴力。本論文主張此種

「經濟學」便是「延異」與以往西方形上學傳統最為不同之處。它類似於在喊價 議價的過程中避免絕對的宰制或暴力，故我們認為這就是 Derrida 所謂的民主。

〈Geschlecht I：性差異、存有論差異〉（1983）和〈海德格之手（Geschlecht II）〉

（1985）討論 Heidegger 如何從事物層次中區分出存有。隨著 Derrida 關於存有 論差異的討論我們也逐漸逼近 Heidegger 存有思想的內部難題。回顧這一系列討 論不僅有助我們釐清 Heidegger 的思想，也有助我們區分解構與存有思想的不同 之處，更有助我們釐清本文思考的暴力問題，連同解構如何回應這提問本身。我 們將申言這回應是必要卻非絕對，是「責任」而非「解答」。

（一） 存有論差異與性差異：Geschlecht I

〈Geschlecht I〉是三篇名為 Geschlecht 文章的第一篇。Derrida 透過這個德文字 的多重意義（性、族群、種族、家族、種類…）理解 Heidegger 的存有論差異。

性差異與存有論差異的區別突顯出身體與存有之間的關係，即存有者與存有的關 係。文中的主要提問是：如果存有論是在揭示「尚未而將來」的可能性，那麼這 種可能性又是立基於什麼之上，意即存有思想如何可能？更進一步可問，使得存 有思想得以呈現的可能性，或說讓存有如其所是的自由將有何風險？

Heidegger 在 1928 年的〈邏輯的形上學基礎〉（‘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 of Logic’）裡澄清《存有與時間》，指出存有論試圖以超越古典「形上學存有論」

的「基礎存有論」探討存有問題（Derrida，2008：10）。其中，此有的「中立性

（neutrality）」便彰顯存有論與古典形上學的不同。Heidegger 以「性」為例，表 明存有論差異與存有者之間差異的不同層次。此有的中立性首先針對的便是性差 異（sexual difference）：從人（man）轉稱為此有（Dasein）的運動本身便是「從 陽性（masculine）向中性（neuter）」的過渡（Ibid.：12）。而中立性，就其拉丁 字源而言便是針對「成對性（binarity）」的「非彼此（not-either [ne-uter]）」。若 此有並非男人（man），那麼它也將不會是女人（woman）。

但是 Derrida（Ibid.：14-15）卻認為這正好突顯出 Heidegger 無法脫離形上學，

因為若中立性本身就需要帶著形上學的二元性假定才能發揮作用，那麼此有就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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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脫離性差異。換言之，性差異至少是與存有論差異同時出現的甚至更早。如此 一來，此有的這種「中立化（neutralization）」亦無法擺脫其自身便是一種形上學 暴力的可能。

Geschlecht 為此有開啟中立化運作的空間，Derrida（Ibid.：18）指出此有的存在 分析預設了每個此有都是「帶著性差異的身體」。而此有以其中立性超越了身體 的性差異。在 Heidegger 處，一種事實的「原初散播（originary dissemination [urspüngliche Streuung]）」早已經屬於存有的「離散（dispersion [Zerstreuung]）」，

而「離散」即某種尚未（not-yet）來到的「散播」，預先「限定（determines）」

了原初「散播」的固有可能性之結構（Ibid.：18-19）。身體雖不是此有優先要提 問的特質，但此有不得不帶著那樣的一種身體，並且已然兩性化。此有的中立性 必將性差異中立化故無法脫離性差異。就如同「解除（dis- [Zer-]）」這個字首總 是需要一個字根作為參照，無法獨立存在。故 Derrida 強調的「限定（determination）」

也意味著存有思想必然需要參照身體性、空間性⁸³。

在此有而言，這種超驗離散即此有的「拋擲性（throwness [Geworfenheit]）」，意 味著此有的「此（there [Da]）」所表達的原始空間性（Ibid.：21-22）。然這種拋 擲性惟因「此有是與此有共有（Dasein is Mitsein with Dasein）」（〈邏輯的形上學 基礎〉，轉引自 Ibid.：22）才變得特別顯著。同樣地，「共有（being-with [Mitsein]）」

也不是人與人的具體聯繫或者某種原始類存有概念，不是事實的存在範疇，不屬 於任何組織或社群（Ibid.：22）。這使得存有論得以宣稱它並未落入任何具體社 會次序中，共有並非原始的宗教團體關係、也沒有政治階級的問題。

然而，Derrida（Ibid.：22）仍質疑其中有次序問題，並提問：難道 Heidegger 不 正是站在那帶著強烈否定性、化解對立的「中立性」發展出自己的思想嗎？他不 也是在否定之中重複了哲學傳統嗎？若將這個問題意識帶回《存有與時間》，則 有關存有中立化的問題在 Derrida（Ibid.：23）看來不失為 Heidegger 所謂「否定 性字首的詮釋（privative interpretation）」，甚或是種「方法問題」。儘管 Heidegger 選擇小心地處理「否定性（negative）」並強調此有的「中立性」並非「否定性」，

但 Derrida（Ibid.：24）認為，由於存有論企圖剝除一切隱蔽、掩飾的語言以通 往存有，故在避免詮釋性的實證（positive）問題時必然要走回形上學。

Derrida（Ibid.：25）認為此有的「中立性」在 Heidegger 那裡都至少「被標示了

83 Derrida（Ibid.：20）指出 Heidegger 的「擴延（Erstreckung）」一詞其實是指「隔間（spacing）」，

是在「生與死之間（between birth and death）」趨向和延展，同時標示了兩者之間鴻溝（gap）與 關係（relation）的「間隙運動（intervallic movement）」。「擴延」乃是一種空間的離散，但它 的可能性基於時間。Derrida（Ibid.：20-21）認為 Heidegger 的詞彙皆受語言的「空間性（spaciality [Räumlichkeit]）」所限定，這種空間性界限不能夠被當成某種外在條件，毋寧是種「本質的不 可避免性（essential irreduc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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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marked twice）」：先作為此有的一般結構；後成為此有的「非原真模式（mode of inauthenticity）」。Derrida 指出在〈邏輯的形上學基礎〉中 Heidegger 討論中立 性時雖沒有任何否定或貶抑；但到了《存有與時間》，中立性卻成了「中性者（the neuter）」與「一／我們（the one）」（即 das Man，人們、我們、吾人），並關聯到

「墮落（falling [Verfallen]）」。故 Derrda 認為 Heidegger 至少在《存有與時間》

便已暗示了某種次序。

（二） 存有論差異與人性：Geschlecht II

在〈海德格之手〉即「Geschlecht II」這篇文章裡，Derrida 延伸了 Geschlecht 一 詞的意義。它不再只是性差異，而更廣泛地被解釋為存有者內在的差異。〈海德 格之手〉透過「科技問題」區分「我們所是的這種人」與「動物」之別。若以「種」

理解之，Geschlecht 不只標示了「我們是何人」，更標示出「我們」「是」「什麼」。 關於 Geschlecht 的第二篇文章自兩段引文開始，在引文中皆提到了「手」、「語言」、

「生命」以及「勞動」⁸⁴。

Derrida 認為 Geschlecht 一詞與某種德國慣用語有關，Fichte 於《致日耳曼國族》

（Address to the German Nation，1808）曾說：「無論何人只要信仰精神性

（Geistigkeit）以及這精神性的自由（Freiheit），還有那志願透過解放使這精神性 得以永恆發展者，無論他生在何處、說著哪種語言…他便與我們有著同樣 Geschlecht 且將與我們同一陣線」（轉引自 Ibid.：28-29）。Fichte 的 Geschlecht 是

「我們的 Geschlecht」，與「某種語言、某種出處」有關。但是這麼一種「德國 性（Deutschheit）」不僅限經驗事實的德國，因為「無論他生在何處、說著哪種 語言…」，都可能與「我們」處在同一陣線。因此 Derrida 認為它應是某種更廣義

84 兩段引文分別出自 Heidegger 與 Artaud。Heidegger 說，「如果幫助（to take a hand）意味著存 有助本質一臂之力（to lend a hand to essence）、意味著存有的親臨在場（the coming to presence），

那麼思考就是一種真正的活動，真正的幫助（taking a hand）。這意味著：為存有的親臨在場於

『所是者（whatever is [Seienden]）』之中準備（或建造）居所（abode），而在這居所裡，存有 將自身以及本質帶入語言的表述（utterance in language）中。語言率先將方法與偏方交給具有目 的性的沉思」（Heidegger，1977：40；或見 Derrida，2008：27）。又 Artaud 說，「在這畫中非 常美麗且珍貴的就是手。一隻無瑕的手、一個特別的結構、一隻彷彿會說話的手，就像一種火的 語言。就像在火焰陰暗處的那種綠光，帶著所有生命的悸動。這是一隻用以撫摸和做出優雅姿態 之手。一隻彷彿在這幅畫紅色陰影下的純淨事物之手」（Artaud，‘La peinture de María Izquierdo’，

轉引自 Derrida，2008：27）。有關 Artaud 的引文指涉他在 1936 年訪問墨西哥與 María Izquierd 相遇，在同年便發表文章討論其畫作，並稱她為「唯一一位真正在作品中反映墨西哥本地根源的 畫家」（見 Geis，2005：1），並且在隔年為其策展。此外，在 Heidegger 的引文中應注意到 Seienden 是德文「存有（Sein）」的現在分詞形式，由於「存有」已英譯為 Being，因此英譯者特別在此 翻譯（也就是 whatever is、what is、that which is、what is in being）下加了註解。這個英文詞彙 被中譯為「存有者（being、entity）」（同德文 das Seiende）。但 Heidegger 並沒有將「存有者」

局限於「特定的存有者」或任何「獨特的存有者」，簡言之，它不是任何特定「團體」或「個體」

的存有者。相對地，「存有者」指的是任何在其「所是（is）」之中，彰顯出「存有（Being）」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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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性」。

對照 Heidegger 在文本中使用的 Menschengeschlecht 一詞經常被譯為「人類

（humankind）」、「人性物種（human species）」、「人性種族（human race）」。Derrida

（Ibid.：30）則追溯到 Fichte，認為它不同於從拉丁文 humanitas 演變而來的德 文詞彙 Humanität，而應該是 Menschlichkeit，意涵與「死去觀念」相對的「鮮活 直覺」。Derrida（Ibid.：32）指出，Heidegger 同樣有一種非生物、種族的「人性 國族性（human nationality）」宣稱。

Derrida 認為 Geschlecht 應被以法文 monstre（怪物、巨獸，也意指形式、制度、

族群和類屬）理解，並透過 monstre 和 montre（展示、秀出、舉例）的同音異義 聯繫引申 Geschlecht 的意含。Heidegger 在《何謂思考？》（Was heisst Denken?，

1954）中詮釋 Hölderlin 的〈記憶女神〉（‘Mnimosyne’），在詩裡我們首先是個 monstre，一隻怪物、一個符號（sign [Zeichen]，詩中德語 Zeichen 被法譯為 monstre）

85。Derrida（Ibid.：34）指出，「我們」是獨特的（singular），因為我們展示了空 虛，是「一隻什麼也沒秀出（shows nothing）的怪物」、「遠離的符號（a remote sign）」。

簡言之，「我們」是怪物，因為我們自己創造了一個自己所疏離的東西。在自己 Zeichen sind wir, deutungslos/Schmerzlos sind wir und haben fast/Die Sprache in der Fremde

verloren」；法文譯為「Nous sommes un monster privé de sens/Nous somme hor douleur/Et nous avons perdu/Presque la langue à l’ étranger」，英譯版本可參閱收錄於本文（Derrida，2008：33）的英譯 版，或者由 J. Glenn Gray（2004：10）所翻譯 Heidegger 的《何謂思考？》，在此我直接將它轉 譯為中文：「我們是意義空虛的一個怪物（符號）/我們外於悲傷/並且幾乎失去/我們的語言（母 語）於異鄉」。Derrida（2008：34）認為這樣的轉譯將引出至少三個層次的解讀：1. 在《存有 與時間》有種關於「符號的展示（Zeigen eines Zeichens）」，物神（fetish）的問題；以及在《通 往語言之途》（Unterwegs zur Sprache，1959）中，Heidegger（1971a：122-123）指出「講（saying

verloren」；法文譯為「Nous sommes un monster privé de sens/Nous somme hor douleur/Et nous avons perdu/Presque la langue à l’ étranger」，英譯版本可參閱收錄於本文（Derrida，2008：33）的英譯 版，或者由 J. Glenn Gray（2004：10）所翻譯 Heidegger 的《何謂思考？》，在此我直接將它轉 譯為中文：「我們是意義空虛的一個怪物（符號）/我們外於悲傷/並且幾乎失去/我們的語言（母 語）於異鄉」。Derrida（2008：34）認為這樣的轉譯將引出至少三個層次的解讀：1. 在《存有 與時間》有種關於「符號的展示（Zeigen eines Zeichens）」，物神（fetish）的問題；以及在《通 往語言之途》（Unterwegs zur Sprache，1959）中，Heidegger（1971a：122-123）指出「講（say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