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暴力，神祕暴力

Derrida 在〈法律之力〉中跟隨 Benjamin 批判法律的暴力，然而他也回過頭來討 論 Benjamin 批判法律的基礎，進而解構了神聖暴力。Derrida（1992：58-62）認 為神聖暴力最後免不了受到神祕主義的污染，以致於神聖暴力竟然與納粹主義的

「猶太問題最終解決方案」遙相呼應。同時他也認為 Benjamin 與 Heidegger、

Schmitt 的思想之間竟有種奇怪的呼應。因此，在這一節我們由警政問題開始，

探討 Derrida 與 Benjamin 思想的分歧。從 Derrida 對 Benjamin 的閱讀與解構開始，

透過神祕暴力和神聖暴力來比較兩人思想間之差異，但我們的主要目的仍在於透 過此處的閱讀釐清暴力如何能，或不能被解構。

Derrida（Ibid.，32-34）認為〈暴力之批判〉，實屬 Benjamin 所謂「歷史的哲學

（philosophy of history）」，它是特別針對歐洲法律理性傳統的批判。法律的暴力，

根本而言就是由法律所保障權利之暴力。罷工權雖然在 20 世紀初是受法律保障 的權利，但當罷工持續擴大，國家便指控罷工為非法，屆時罷工若還持續加遽，

便會延燒為推翻法權秩序的革命。Benjamin 或 Sorel 所謂的普羅階級大罷工使得 革命有所依憑，但 Derrida（Ibid.：35）認為，這是在當時革命氛圍下對暴力用 一種「未來的先行者（future anterior）」之預言口吻加以修飾，甚至還可能捏造 以為暴力開脫。如同前衛革命志士經常宣稱比其他人早先一步看到「我們的時代」

就要來臨，而不合時宜的律法都將成為過去。但隨之而來，犯罪、痛苦和酷刑就 成為無法詮釋、無法辨識的暴力⁴¹。

這類基進革命的論調，在哲學上的意義便是一種以真正「我們的時代」取代不合 時宜的法律，進而取代與時代脫節之在場形上學。

（一） 警政的幽靈

法律是被建立起來的，而在建立法律那刻勢必伴隨暴力。在每個成功的革命、立 國之後每每伴隨著政權的自我合法化，於是法律的論述將使革命暴力無法被辨識，

一種非物理的「法律的象徵暴力」阻礙了在法律之前的暴力被視為暴力（Ibid.：

37）。法律與暴力是相輔相成的，若法律之前暴力無從定義，則暴力並不早於、

且不能自外於法律。在此處 Derrida 以稱之為法的東西應該被我們放在更廣義的 約束身體習慣之「習俗」或「道德」層次上。因此，沒有如 Sorel 和 Benjamin

41 這種暴力是合法的，同時也是可理解的。Derrida（1992：36）認為它是「在法權之中懸置法 權者（in droit, what suspends droit）」。它是在法律的歷史中，但卻從來不是屬於當下的。它「尚 未出現，但即將來到（not yet existing, yet to come）」，意即這個時代目前仍未屬於那個標準，

標準將在未來由這個暴力所建立。暴力與法律的關係就如同πόλεμος（希臘文「衝突」、「戰爭」

之意）與δίκη （希臘文的「正義」），此點在《馬克思的幽靈》以及 Derrida 論 Heidegger 的 Geschlecht 系列文章中有更仔細的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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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想的那種純粹對立起來的兩種大罷工，也就是說沒有一個不混雜政治影響在其 中的純粹普羅階級鬥爭：沒有純粹的革命，所有對大罷工之暴力的區分（政治性

／普羅階級）彼此皆「延異汙染（différantielle contanmination）」。如果革命與法 律彼此並不陌生，那麼就沒有純粹的、自然的革命暴力。與此同理，如果戰爭是 種非自然的現象，那麼同樣的，和平也不是。關於這點，從死刑的例子就預先體 現了「法律的腐敗」，當法律面對原本要保障權利之主體對象的死亡時，也展示 了它的暴力。戰爭亦然，發動戰爭的暴力早已寫入了合法系統之中，在和平的儀 式中展現出的正是戰爭與和平兩者相互污染（Ibid.：39）。沒有戰爭便沒有和平，

歡慶的嘉年華會總是籠罩在同類相殘的陰影下進行的。Derrida（Ibid.：41）認為，

Benjamin 的暴力批判仍需要基於立法時刻的暴力，據此方能將「神聖暴力」視 為相對的「無法捕捉的革命瞬間」，不屬於歷史的任何一刻，無論是普羅階級大 罷工或革命。

而 Derrida 的立場是，立法與保存法律的暴力早在立法的那刻便已相互污染，自 開始的時候暴力便已將重複性（iterability）刻入法律中。為此，一個對法權的有 效批判應該要將法權本身「獨特的歷史宿命（unique fate of history）」考慮進來。

這個獨特宿命便是其制度、道德以至習俗的可重複性，那個在一開始的時候便註 定了制度的解構與否定者。若非藉由一些中介制度，例如死刑、警政、國會制度，

Benjamin 無法得以區分出他支持的神聖正義（divine justice）與反對的神話暴力

（mythic violence）（Ibid.：42）。

Benjamin（1978：286）曾說警政是立法與保存法律這兩種暴力的「幽靈式綜合」。 當它出現的時候，兩種暴力的區隔被懸置。讓我們透過最經驗的例子來理解：當 警察在執法時，他所擁有的不只是法律所確保的執行權。每當警察面對所謂犯罪 者時，都必然經歷對犯罪者的判定。在這個層面上，他的每次執法皆帶有自動自 主的、過度執法的可能。因此，他每次的執法都可能是維護法律之名行訂立法律 的暴力之實，都必須面對非理性的決斷。盡管只是可能，但每個可能性都已預設 了未來的具體事實，無法完全排除的可能性其實已經是種未來的事實性。作為在 法律之中作祟的暴力幽靈，警政的暴力提供給 Benjamin 一種新型的暴力批判結 構。如果所有在訂立法律之後的暴力都是為了保存、維護法律的，那麼警政就是 其中最弔詭的，尤其是當它與群眾發生衝突的時刻。在這時，法律與它宣稱維護 的正義和暴力之間變得無從辨別。

而 Derrida（1992：43）比 Benjamin 走的更遠，稱警政為文本事件（即書寫），

指出這個文本事件揭露並毀滅了由它自己做出的區隔（即神話與神聖兩種暴力的 區隔），只留下這個「內爆運動（movement of implosion）」後的廢墟（即寫下的 文字、施暴的痕跡或檔案本身）。據此定義，警政不僅指身著制服的警察，它在 法律力量所及的任何地方。它是不可見卻總是有效的，內在所有社會秩序。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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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無法被捕捉的、不具形式的暴力⁴²。所以 Derrida（Ibid.：45）批評 Benjamin 縱使知道權力與暴力自始至終難以區別，卻依舊堅持警政作為一種政治技術乃現 代國家所特有。

此外，不僅是幽靈，Benjamin 所謂警政更見證了法權的精神。Derrida 認為在 Benjamin 的文中：「有一種精神，同時在幽靈的意義與昇華自身生命的意義上，

透過死亡，更精確地說是透過判決死刑可能性的手段，超越了自然的與生物學式 的生命」（Ibid.：45）。警政制度見證了這個精神，不在乎肉體生命意義上的生或 死，因此 Derrida 又批評 Benjamin 以為的法權暴力並非自然的、生物學的，而是 精神的。在《德國哀悼劇之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1925）

中，精神甚至被稱為「執行暴政的能力」，並與某種「暴君的邪惡精神（the evil genius[böse Geist]）」有關（Ibid.：45-46）。

Derrida 延伸 Benjamin 的思想並指出在從前，權力與其暴力的本質統一於君主專 政的制度，但如今民主分權的制度造就了國會的奇觀。議會民主制較君主專制甚 至更為衰敗、墮落。Benjamin 雖然批判議會民主成了法權與其暴力的墮落；但 從另一方面看來，卻也表示「真正的」民主仍有待到來，因為這些掛著民主之名 的制度沒有任何一個擁有足以控制警政暴力的權力。Derrida（Ibid.：46）認為 Benjamin 為批判議會民主走向了革命理論，但其思想終究預設了某種關於「墮 落（degeneration [Verfall]）」的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也正因如此，

Derrida 感到 Benjamin 的思想接近於 Heidegger 與納粹思想。

（二） 神聖暴力與神祕暴力

在 Derrida（Ibid.：48）看來，Benjamin 的〈暴力之批判〉文中首先懷抱著一種 非暴力的「心的文化（culture of heart）」。不只是公與私的判別，它已經超越了明 定的公共法秩序。這文化與語言暴力的問題有關，以「彰顯（manifestation）」反 對「再現（representation）」的秩序。Benjamin 相信的這種「心的文化」即是某 種有效溝通，某種超越了朝向目的之手段，而是彰顯的、純粹的手段。他相信會 談（Dialogue [Unterredung]）作為古代外交手段是種不需契約的非暴力語言。他 相信非暴力，這也是他之所以要舉古日耳曼法、羅馬法不處罰說謊者為例的原因。

反過來說，後來因為害怕暴力而處罰說謊者，突顯出現代法律對自己失去了信 心。

42 Derrida（1992：44）稱之為「沒有臉的形態（faceless figure[figure sans figure]）」。關於臉的 問題乃與 Derrida 探討 Lévinas 的倫理學有關，而 Lévinas 的倫理學帶有深厚的猶太神學色彩，首 重與他者的關係。Lévinas 認為臉即他者的絕對他異性，這個上帝般的絕對他者要求我們實踐「汝 勿殺」的命令，因此他者的臉也是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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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Benjamin 不僅相信會談的非暴力、純粹手段。他也弔詭地相信某種無法 解釋的宿命之暴力。宿命不在手段與目的的關係之中，它不再服膺手段與目的的 區分，是所有法權所不能解的難題：某種獨特的、令人失望的經驗。而正是在面 臨這宿命困局的時候，Benjamin 和 Derrida 兩人的思想出現了分歧。這牽涉到語 言超越作為符號的溝通向度，也就是在〈譯者的任務〉中超越單一意義的語言向 度。自這個未決、絕望的僵局中，Benjamin 召喚著一種起源的、原初的語言，

一種以上帝之名、超越暴力本身，註定的暴力（destinal violence）。但 Derrida（Ibid.：

50）認為這其實不失為另一種權威的神祕基礎。

Derrida（Ibid.：50-51）指出，在 Benjamin 而言，純粹語言並非某種調解意義的 符號，不是通往目的的手段，故人類用以表達意義的語言為墮落的。當人的法律、

秩序挪用了原初的語言，使得它變成為人類追求意義、目的所用的手段，不只是 語言的墮落，也使得所有獨特的神聖暴力變成神話。有鑑於此，Benjamin 構思 一種不需要法權的普世性（universality）的正義目的，訴諸一種超乎理性的憤怒，

亦即無法計算的上帝之怒，也是一種無法權的、暴力的正義彰顯，亦即所有情境

亦即無法計算的上帝之怒，也是一種無法權的、暴力的正義彰顯，亦即所有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