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對於暴力研究的回應

本論文透過 Derrida 解構思想作為探討暴力問題之導引，並在導論處事先指出我 們的目的：一方面破除暴力－權力問題的二分，另一方面釐清存有思想與解構思 想的關係。其中針對存有論的討論重點在於闡明 Derrida 如何批判性繼受

Heidegger 哲學，以及同期規模和影響既大且深的暴力政治。

Benjamin 在〈暴力之批判〉文末強調的主權暴力（die waltende）與 Heidegger 解 讀古希臘哲學殘篇時強調的統治（walten）皆冒著這樣的危險。有鑑於 Benjamin 仍訴諸神聖，而 Heidegger 強調奮鬥、衝突以彰顯真理、解除隱匿，兩者皆未排 除衝突與暴力（Gewalt）。但問題不在於他們都帶著暴力，而是他們都太急於驅 散不義，例如 Benjamin 對於法律的批判、以及 Heidegger 對於科技問題的批判。

甚至在 Marx 那裡，也隱含對交換價值的躁進批判、對幽靈的驅魔工作。這些降 妖除魔的工作使得他們不約而同地訴諸於人性，落入形上學。這種重蹈覆轍的人 性至上論往往突顯了人與動物之別，並忽視了動物的犧牲。

甚至連 Levinas 的絕對他者，在 Derrida 的〈暴力與形上學〉中也被詮釋為一種 語音中心的人性論思想，故「汝勿殺」的神聖箴言恐怕也受限於具有邏各斯，也 就是擁有臉的人。「我們」一方面不能夠將所繼承的一切視為理所當然，天真地 以萬物平等的客觀假定每個個體都與「我們」擁有同樣理解、同樣語言；但另一 方面，也不能輕易將使用不同語言者定義為失語者，因為任他者如其所是的意義 在於承認自己無法理解他者，而不是將他者依據「我們的語言」納入不理智、非 理性的範疇。在兩端之間，唯有預設他者與我們在差異中有相同之處，Levinas 的倫理學他者方能顯現，此即 Derrida 對於 Levinas 絕對他者的修正與接受。

透過不同文本的比較，我們大致上可以發現，解構思想所針對的目標或文本總是 帶有神祕色彩的精神及其系統化的暴力。而解構所據以抵抗暴力的立場乃依循著 這些思想體系中的古典形上學，在形上學之中並透過形上學本身的弔詭，擴大甚 至誇大這些弔詭，以致使其內部邏輯出現不一致。簡言之，解構本身亦不脫離形 上學，故也不自外於暴力。進一步說，若形上學冒著神學化、制度化的風險，那

139

麼解構也同樣須面對宗教、制度問題，具體而言，便是法律或體制中的不義。各 種制度雖然為我們所繼承，但不代表我們不能改變制度，也不代表我們要拋棄制 度，召喚神秘的精神。具體身處在制度當中並在其不合時宜處對抗才是以暴抗暴 的實質意涵。

Derrida 探討 Geschlecht 的差異問題除了推導出 Geist 和人性國族主義的問題之外，

亦有具體指出反抗點的意義，亦即探得性別、動物、科技和友誼等發展延異的論 述空間。若當代資本主義體制已如 Foucault、Deleuze 等人所言深入日常生活的 開發，那麼本文所探究的解構文本並非僅只於知識的指認和理解，而是在深入問 題脈絡之後徹底翻轉「我們」已然「習慣成自然」的思想－實踐方式。

三、 本文之侷限和對往後研究之建議

本文旨在以解構思想探討暴力問題，主要針對 1960 年代至 1990 年代之間的 Derrida 作品進行深入討論。然本文較少涉獵解構自 1990 年後更多地跨入倫理／

政治議題的文本，故在這方面必然有所疏漏，此為本文侷限之所在。這其中尤以

《友誼的政治》（1994）最為關鍵，因為本書可被視為解構對於 Geschlecht 第四 篇中提問的具體回應，以及解構對友誼的正面論述。此外，本文雖然集中論述暴 力問題，卻往往由於主要論點的釐清而未能完善討論如犧牲與獻祭、神性與人性、

動物和彌賽亞等問題的細節。這些問題在 1990 年代直至 2000 年後 Derrida 的著 作中皆持續發展且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尤其甫於近年出版的《野獸與主權》系列 演講（2001-2003）更可能對於本文所點出的靈魂犧牲、動物獻祭等問題有詳盡 的詮釋。相關的發展顯然聯繫起幽靈、朋友及動物性等問題，並呼應到近年受重 視的生命政治問題。

有關生命政治的問題，由 Foucault 所首倡，並由 Agamben 等人持續發揚。其實 本文於導論處曾於部分註解處申論 Foucault 的「權力力學」與 Derrida 的「暴力 經濟學」等方法，甚至也暗示了兩人對於「家政學／經濟學」的觀念相近之處。

但由於本文期許以解構這種「過於理論」的思想來反省學界（尤其社會學）對於 理論和經驗研究之別以及經驗主義傾向，故本文並未針對 Derrida 以外的作者進 行更為全面性的深入研究。在這部份，由於學界以 Foucault 為主題的研究不在少 數，故若能針對 Foucault 晚年自《規訓與懲罰》（1975）後的文本如《性史》系 列（1976、1984）和法蘭西學院講座等晚近出版之殘篇與前述 Derrida 討論動物

／倫理之文本進行比較定能有所斬獲。

此外，本文著重於解構對 Heidegger 或更廣義說現象學的解讀，並以之為準進入 Derrida 的著作，因而必然忽略或者遺漏了與其他作者對話的可能。例如本文論 及 Benjamin 的神聖暴力時便曾引入 Agamben 及 Žižek 等人對於解構思想的質疑，

140

而作為 Agamben《獻祭人》（1995）、《例外狀態》（2005）等著作思想基礎的 Schmitt，

Derrida 亦曾於《友誼的政治》一書中多有著墨。據此看來，本文未能在動物、

法權等議題上針對 Derrida 與 Agamben 思想交鋒處拉出更具張力的論證亦為一大 缺憾。而對於解構批判更為尖銳的Žižek 又在更深層的觀念論－精神分析哲學層 次上反對解構思想，比如Žižek 晚近出版的《少於虛無：黑格爾及辯證唯物論之 陰影》（2012）即為一本探討 Hegel 與 Heidegger 的專書。本文曾於第二章談及 Derrida 和 Hegel 符號學，並於第三章、第四章討論精神處暗示 Heidegger 與 Hegel 共享德國觀念論的精神。就此而言，Žižek 早在 1980 年代便曾批判 Derrida 對 Hegel 的錯誤詮釋。相信若有志者針對此書與 Derrida 論 Hegel 的〈地窖與金字塔〉（1972）、

《喪鐘》（1974）等作品與本文所論述之 Heidegger 專書進行比較閱讀，必能夠 對解構、馬克思主義和基進左派思想會有更為完整深入之理解。

針對 Heidegger 的著作而論，本文也在第三章指出 Krell 等人對於 Derrida 的質疑，

尤其是靈魂地位的提問最為關鍵。有鑑於 Krell 質疑之處乃是並未完整發表的 Geschlecht 第三篇文章，故我們無法針對 Derrida 論 Heidegger 論 Trakl 之處進行 更多的詮釋和評價。在這裡，靈魂的陰性地位可以發展出更具體而微的性別政治 討論。當然，Geschlecht 第四篇文章對於愛智與愛慕的論述亦可作為申論博愛與 暴力問題（同性、兄弟而忽視姊妹）的基礎，而在這點上我們並未就 Heidegger 關於 Trakl 的脈絡進一步申論。此外，《論精神》一書出版的時代背景乃是法國 哲學界對於存有論和 Heidegger 與納粹關係討論最為熱烈的幾年，具爭議性的 Victor Farías 的專書《海德格與納粹》（1987）引發了圍繞著 Heidegger 與納粹主 義的各方辯論，包括 Lacoue-Labarthe、Lyotard 以及 Bourdieu 等人都曾以專著議 論。惟本文注重解構對於 Heidegger 存有思想與暴力問題的問答關係，故未採取 此一論戰進路。綜言之，關於 Heidegger 存有思想，在暴力的微觀層次上可透過 性別、動物、科技、友誼等問題持續延伸討論，並跟隨著解構思想向宗教、政治、

經濟等制度層面的問題進行指涉、提出挑戰，並可在論述上與其他當代思想家進 行比較研究。

四、 結語：民主，等待，以及正義

事實上，解構並非全無破綻，至少在他最為「政治性」的宣稱，尊重他者的問題 上。我們已知 Derrida 對於友誼的政治便是「給予他者時間」，他期許在衝突的情 境中人們相互尊重，也就是耐心地理解彼此的脈絡。因此，解構並非全無犧牲：

這種思想至少要求人們付出時間，並承認在其間的暴力。就這點而言，Derrida 是無法「即時阻止」屠殺或宗教獻祭的。當然，Derrida 恐怕也深刻體認到這點，

否則便不會說出所有正義皆蘊含在不義之中、以不義為條件。面對決斷所要求的 即時性，解構恐怕難以在短時間內做出回應，或者，解構的回應將總是：「等等，

讓我們先停下來想想。」

141

但這樣的要求恐怕無法說服大多數自認站到弱勢立場、亟欲弭平不義的左派。解 構對於暴力的回應恐怕也無法說服以身體力行為出發點的基進運動份子。儘管如 此，解構主義者仍然是與之同道，只是更加誠實認知到生存條件的差異，傾向以 文字為其辯護、以理性為其發聲。解構主義並非和平主義，否則便不會強調戰爭 經濟學、暴力經濟學，以光抗光、以暴抗暴。解構承認行動的非理性、決斷之瘋 狂，若以此定義決斷，則解構思想所欲強調的從不曾是一種決斷的神秘化，並非 Habermas 所批判的神祕主義。解構毋寧想著墨在語言交換期間介入，如同禮物 經濟中贈禮與回禮之間的時段。解構的手段在於介入交換兩方的鬥爭（暴力／權 力）關係，突顯其中不對等價差，考量弱者之脈絡並重估合理的判準本身。進而，

解構的目的在於徹底質疑理性的基礎，標示理性／非理性之界線，但它並不固守 這條界線，而是不斷地將界線朝瘋狂或沉默的方向推進。所謂「計算不可能被計 算者」，解構是種依據他者之語言的那種近乎瘋狂的推理。

若決斷是種語言之瘋狂或沉默，那麼指責瘋狂或沉默同樣是接受了一種對於瘋狂 或沉默的論述，或許正是種主流的、排斥他者的語言／經驗。而指出這種主流的 語言，可能將徹底顛覆、逆轉人們對於行動甚至實踐的想像，具體而言，無論是 對 Guevara、毛主席的崇拜或對於 Heidegger 的指責。

若決斷是種語言之瘋狂或沉默，那麼指責瘋狂或沉默同樣是接受了一種對於瘋狂 或沉默的論述，或許正是種主流的、排斥他者的語言／經驗。而指出這種主流的 語言，可能將徹底顛覆、逆轉人們對於行動甚至實踐的想像，具體而言，無論是 對 Guevara、毛主席的崇拜或對於 Heidegger 的指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