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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警察機關複式存在、功能重疊之設計，美其名是讓彼此進行良性競 爭、分進合擊，實際上則是透過功能職掌重疊，使不同司法警察機關 間因績效競爭而達到相互競爭與制衡之目的，有助於防止司法警察機 關行政怠惰及檢察機關偵查消極，從而使掌握偵查權源之檢察官得藉 由職權強制處分（包括傳喚、拘提、逮捕、通緝、責付、交保、限制 住居或出境）或強制處分聲請權（包括搜索、扣押、羈押、通訊監察）

等刑事訴訟法所賦予之完整偵查權，達到實質上指揮監督司法警察

（官）之目的，進而維持其在刑事訴訟程序主導偵查之地位。

第五節 小結

現行刑事訴訟法有關偵查規定，係置於「公訴」篇之下，側重於 強制處分之聲請、執行及決定等程序，或是基於法制面的規範係以檢 察官為偵查主體之設計，且傳統上檢察官偵查權以強制處分為核心，

然偵查實務面卻係以調查官等司法警察（官）為偵查主力，不論法規 範是否已概括授權賦予調查官發動調查之權力，並不會發生檢察官在 第一線布置線民、發掘線索、行動蒐證、臥底偵查及執行通訊監察之 現象，縱檢察官有權為之。因此調查官於調查犯罪線索、蒐集取得及 保全證據等攸關犯罪追訴之程序中，依據刑事訴訟法之授權規定（第 230 條第 2 項、第 231 條第 2 項參照），所實施之偵查作為是否屬於 刑事訴訟法之法律保留範疇，而得主張偵查自由形成空間進而為任意 偵查，並將前偵查程序視為任意偵查之內容？

基於任意偵查作為在外觀及手段上較為隱密，且司法調查機關本 於職權即得為之，受調查之當事人不易查覺，而人民於憲法上享有之 基本權利隨社會文明進步、法律意識高漲，司法院大法官已在多件釋 憲案肯認多項新興基本權利亦受憲法保障，而我國現行法制對前偵查 程序法制規範似有不足，定義與授權亦非明確，對人民基本權利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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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恐將造成「有干預、無救濟」之缺口。

其次，審、檢分立之訴訟監督模式本是為了防範因權力集中而可 能產生的濫權危險，自 1995 年司法院大法官宣告檢察官擁有羈押決 定權違憲掀起一連串司改浪潮，刑事訴訟程序有關重大強制處分之核 發權限主體，已陸續回歸憲法精神改由法官行使，檢察官傳統上以糾 問為主之偵查結構受到刑事訴訟制度變革之挑戰，審判程序所採行審

（法官）、控（原告及檢察官）、辯（被告及辯護人）三面訴訟結構，

提前引進至偵查階段即採行，使檢察官原憑藉強制處分作為偵查主導 機關的糾問結構色彩，已大幅降低，有助於偵查中對人權的保障，至 於檢察官仍擁有包括傳喚、拘提、勘驗、限制出境、具保等強制處分 決定權，國內學界及司改團體亦不乏有檢討其應一體適用法官保留及 令狀原則，檢察官過去所擁有無與倫比的權力，受到現代法治國憲法 發揮保護人民基本權力功能影響下，面臨的不是應否削除，而是何時 被削除的問題。

縱使近年檢察官受到重大干預處分的法官保留化趨勢影響，看似 大幅縮權，毋寧是透過客觀、中立之法院對具有積極、主動及侵略等 特性偵查權之監督與制衡。學者多從「國家權力之雙重控制」功能強 調檢察官作為國家法律守護人之重要性 ⁹⁴，但從各法治先進國家實務 運作及經驗可以理解，權力集中對法治國家可能造成的危害，恐怕遠 大於司法正義的追求。檢察官既係法治國針對集權擅斷之包青天式法 官之回應與設計，那麼偵查權是否宜集中由所謂「站著的法官」行使，

從權力分立與制衡觀點來看，仍有討論與斟酌餘地。另方面，偵查作 為既涉及人民基本權之干預，刑事訴訟法授權賦予調查官等司法警察

（官）之偵查權，若過於概括、模糊而不明確，將使法制面權責不符

94 林鈺雄，同註 4，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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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實務面權責不分，監督與制衡將流於形式、表面，無益於解決現 存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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