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結論
第二節 「調查官職權行使法」立法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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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音對象擴及證人，全程錄音增加為全程錄影、音，以確保受詢 問之證人等所為陳述或自白具任意性，附帶擔保筆錄內容之真實性；
相較於具有間接強制處分效力之傳喚，證人或犯嫌接受調查官詢問之 自由意志應較不受拘束。482
本文認為，提升調查官偵查地位，並非與檢察官爭權，抑或減損 檢察官在刑事訴訟法之偵查主體地位；相反地，是建構一個真正權責 相符的偵查法制，與檢察官做好明確分工－毋寧是，調查官職司案件 發掘、證據蒐集、案件偵（調）查之工作，並以案件移送後之高起訴 率為目標，在遵循正當法律程序下，與檢察官共同提升偵查效率、落 實發現真實之偵查目的，以達到相輔相成之效。調查官縱因此具有強 制處分聲請權，由於仍受司法審查與令狀原則拘束，事實上不僅無損 偵查程序對人權保障之要求，藉由調查局現行以起訴核分引導與檢察 官密切配合之內部機制，及現有刑事訴訟法核退規定、「檢察官與司 法警察機關職務聯繫辦法」、「檢察官自動檢舉案件考核要點」、「檢察 官辦理偵查案件發交或發回司法警察或檢察事務官補足證據應行注 意要點」等外部法規範，檢察官才能客觀地監督及審查調查官偵查案 件之品質，達到維護人權並兼顧發現真實之刑事訴訟目的。
第二節 「調查官職權行使法」立法之必要性
從行政行為的犯罪情報資料蒐集者到特定刑事案件偵查的司法 警察（官）之間，調查局調查官分別受到行政的積極主動，以至於刑
482 犯嫌或被告接受調查局調查官詢問之筆錄內容，其證據能力資格雖與檢察官偵訊筆錄同受傳 聞法則拘束，卻不適用檢察官「原則許可、例外排除」之規定，並非合理。本文以為，刑事 訴訟法已增訂相關訊（詢）問應遵循之規定，並實施多年，以往過於重視自白而未縝密蒐證 所造成司法審理的困難，已促使檢、調在偵查過程趨向鼓勵自白，但更重視證據蒐集與篩選，
以避免程序違法影響案件成立。因此，調查官所製作筆錄之證據能力應採「原則許可、例外 排除」，俾利維護人權，本文因受限研究篇幅，難針對調查筆錄適用傳聞法則深入討論。此外，
國內司改團體雖注意到檢察官在法院不能與法官「平起平坐」，然各檢察署偵查庭之設計仍維 持以檢察官在（堂）上，證人、犯嫌或被告在（堂）下之設計，糾問色彩極為濃厚，似難謂 與證人或犯嫌立於「平等地位」，而其高高在上之偵查庭設計是否有違人權保障理念，未見檢 察體系內部探討，殊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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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罪刑法定原則等原理節制，在不同角色、階段須遵守不同的法 律。雖然公法學近年所發展出法院對行政機關就特定事項所為之行政 處分或決定，審查可能性及審查密度均受到相當限制，但前偵查行為 是否因此享有較低審查密度，在學界及實務界尚缺乏詳盡深入的研 究。反觀刑事訴訟法賦予檢察官相當廣泛的偵查行為空間，採取所有 的偵查措施與活動在「偵查自由形成原則」下，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與 個案裁量權，並享有相當廣泛的判斷餘地，以確保刑事司法的功能效 率性，只有在偵查行為干預到當事人所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時，始 有受司法審查之必要。然調查局在實務上所為之先行調查雖極為普 遍，但從刑事訴訟法之架構下觀察，有關規範調查官之偵查法制卻非 完備，僅以刑事訴訟法第 229 條至第 231 條規定作為其行使職權之依 據，至於其他偵查行為及措施之法律依據，僅以有限的行政法令加以 規範，實有違現代法治國之精神。
不可諱言，我國情治機關歷來強調服膺主義、領袖，重視任務是 否達成，至於過程與執行方式為何，在所不問，人治色彩濃厚致國家 忽視行政程序的結果 483，遂造成情治機關法制化進程緩慢 484。調查 局組織法雖於 2007 年大幅修正，然組織法與作用法並不相同，組織 法所規定者係以訓示規定之權限為主，多以抽象、概括或宣示性質出 現；作用法所規定者則為具有實踐性之職權，多涉及人民基本權干 預，依據法律保留原則需有具體法令作為其干預授權基礎。調查官不 論是從事與國家安全工作有關之情報蒐集，抑或是執行犯罪調查，行
483 公法學者劉宗德認為我國成為真正的法治國家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1981 年 7 月 1 日「國家賠償法」正式施行，我國行政救濟制度大致齊備，稱為第一次「法治元年」；2001 年 1 月 1 日「行政程序法」施行後，是第二次「法治元年」，我國正式宣告進入法治國家之 列。
484 調查局組織條例於 1956 年 4 月 20 日制定公布施行，組織編制及員額職等迄 2007 年 11 月 30 日始將任務編組單位法制化。國家安全局於 1955 年成立，迄 1994 年 1 月 1 日始有組織法，
至於規範國家情報報機關功能之情報作用相關法令－國家情報工作法，迄 2011 年 1 月 1 日 始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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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職權多涉及人民基本權干預，由於具有作用法性質之刑事訴訟法，
係調查官在執行犯罪調查干預人民基本權之授權規範，有關國家安全 情蒐工作前階段所側重之危害預防任務，與前揭刑事訴訟法賦予之犯 罪調查職權競合所衍生之複雜法律關係，一般或以犯罪調查行為「吸 收」危害預防行為而將該國安情蒐工作合「法」化。
國家情報工作法雖係情報職權作用法，惟主管機關為國家安全 局，並以該局及軍事情報機關為主要規範對象 485，調查局得否因「視 同」情報機關而舉重明輕「準」用之？又，吾人因此得以類推調查官 於刑事訴訟法「視同」司法警察官而「準」用檢察官職權，顯非無疑。
這適足以凸顯由於政府一向不重視行政法之研究，僅以刑事程序法對 調查局調查官身分之類推適用，在立法技術上雖甚為經濟便利，卻完 全忽略了調查局任務定位實與其職權身分有密不可分之關連，亡羊補 牢，調查局人員職權行使法之立法，猶未晚矣。
我國憲法基於權力分立原則將國家統治權劃分由司法、行政、立 法、監察及考試等不同組織負責，是謂「權限劃分」；各組織為遂行 國家賦予之不同個別任務而分別設立機關，在機關必須承擔各自的國 家任務目的下，而有「權限分配」（又稱管轄權分配）之問題。換言 之，「權限劃分」與權限範圍有關，係處理組織間的外部關係，屬於 憲法層次問題；「權限分配」則係處理組織內部不同機關間之事權界 限，屬於法律層次。基於依法行政原則，行政機關須有組織法始具有 執行國家任務之管轄權，然組織法之權限並無法導出有作用法性質之
「職權」486，因權限涉及公權力行使之範圍與界限，機關行使職權而 得採取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之公權力措施，具有行為法之效果，因此機
485 國家情報工作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參照。
486 李翔甫，司法警察（官）執行職務行使之職權與權限，法學新論，第 33 期，2011 年 12 月，
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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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行使職權不僅須以組織法所規定之職掌為準，更應以行為法之授權 為依據，始符合法治國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487應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所示，規範警察臨檢須符合法律正當程序之警察職權行使法，
就是最佳例證。調查官並無行政警察職權，然過去因處於動員勘亂時 期法制不備階段，情蒐作為與執法手段常互為所用，不僅模糊了正當 法律程序要求的程序正義，同時也架空刑事訴訟法之規範。我國既已 正式進入法治國家之列，鑑於程序的違法會導致整個行為效果構成違 法，有必要正視因國家安全任務之情蒐作為，有無符合憲法第 8 條正 當法律程序之規範。
調查局組織法之抽象職掌－「國家安全及國家利益之調查、保防 事項」，使調查官執行不論是國家安全或與犯罪活動相關之情蒐作 為，均先源於「可疑」而非「嫌疑」，蓋已達犯罪「嫌疑」階段，自 得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啟動偵查程序，因此調查官在尚未發現「具體的 危害」而採取可能影響人民基本權利干預措施之門檻，是建立在「未 知的損害危險」之上，所以在「可疑」階段，以及自「可疑」進入「嫌 疑」之過渡階段，應從權利侵害者的觀點依據正當法律程序加以檢 驗，包括分別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判斷是否已造成具體危害，以及自 調查官職權作用法檢視情蒐行為有無獲法律授權及蒐獲情資運用方 式等，避免利用行政措施為犯罪調查，或利用司法手段以防止危害。488 由此觀之，現行國家情報工作法顯然無法完全套用或規範具高度司法 警察（官）性格之調查局所屬人員，基於情治分立原則，亦不宜藉刑 事訴訟法之概括授權而「就便」從事國安情蒐工作，因而有制定調查 官職權行使法之必要。
487 李翔甫，同註 486，頁 65。
488 李震山，同註 320，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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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賦予調查局調查官強制處分聲請權
審、檢分立之訴訟監督模式本是為了防範因權力集中而可能產生 的濫權危險，自 1995 年司法院大法官宣告檢察官擁有羈押決定權違 憲掀起一連串司改浪潮，其實反映了刑事訴訟程序的歷史發展趨勢－
要求刑事訴訟參與者權力分工及相互監督制衡，此從刑事訴訟程序有 關重大強制處分之核發權限主體，已陸續回歸憲法精神改由法官行 使，審判程序所採行審（法官）、控（原告及檢察官）、辯（被告及辯 護人）三面訴訟結構，提前引進至偵查階段，可明顯看出傳統上檢察
要求刑事訴訟參與者權力分工及相互監督制衡，此從刑事訴訟程序有 關重大強制處分之核發權限主體，已陸續回歸憲法精神改由法官行 使，審判程序所採行審（法官）、控（原告及檢察官）、辯（被告及辯 護人）三面訴訟結構，提前引進至偵查階段，可明顯看出傳統上檢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