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刑法第 239 條 a

懼，其內心安全感產生動搖，進而為財物交付，即為已足。

在客觀上，勒贖行為既然是以加害被擄者為惡害內容，因此在對被擄 者本人為之時，其效果在客觀上已足以至使被擄者不能抗拒；而對第三人 為之時，除非是與被擄者關係密切或有厲害關係之人，在客觀上才足以使 其心生恐懼。

基於上述理由，管見以為以被擄者為勒贖相對人時，客觀上所該當的雖然應 是強盜罪，然而在行為人主觀故意上卻有證明上之困難。而以被擄者以外之第三 人為勒贖相對人時，客觀上能該當恐嚇取財罪，主觀故意亦能由客觀結果獲得證 實。所以，擄人勒贖之後所為之勒贖行為，應是限於對第三人所為的恐嚇取財行 為。

六、 修法建議

關於現行擄人勒贖罪之規定，從前述小節中可發現不少問題，因為依照現行 法規定，在適用上當有後續之取贖行為時，幾乎都會與恐嚇取財罪或是強盜罪成 立牽連關係；而在沒有取贖行為時，則其法律效果之強，有輕重失衡可能，因此 似乎有加以修正之必要。本節將由德、日兩國立法例之觀察，及從前述小節中，

對我國現行法中其他相關條文之比較整理，建議擄人勒贖罪將來修正之方向。

（一）從德日立法例看我國之擄人勒贖

從前述探討發現，我國現行的第 347 條擄人勒贖罪，存在著種種問題，而 似乎有修正的必要。雖然 91 年為配合懲治盜匪條例之廢止，而有修正，然僅止 於法定刑之修訂，對於條文之構成要件並無修改。因此，希望藉由參考向來為我 國刑法立法、修訂之德、日刑法規定，以為我國修法之建議。

1.德國刑法第 239 條 a

從德國刑法第 239 條a之內容及體系觀之⁷⁷，在體系上是列於第 18 章的 侵害個人自由罪章（Straftaten gegen die persönliche Freiheit）。在其客觀構成 要件上，則是以擄人及恐嚇取財為其行為要件，因此符合客觀行為要件結 合關係，可認為係默示結合犯。在行為相對人方面，條文中限定了恐嚇取 財之對象為被擄者本人，及擔憂被擄者之第三人⁷⁸。

77 同註 56。

78 德國刑法於 1989 年修正前，其相對人限於第三人；在修正後才又增列了被擄者自己亦得為相

因此，從該條條文內容，可以發現，其與德國刑法第 253 條之恐嚇取 財罪，為特別關係。至於，以被擄者為恐嚇取財之相對人，管見則認為，

有可能造成強暴行為在客觀上，對相對人心理壓制程度判斷上的困難，使 在分辨強盜罪或擄人式恐嚇取財上產生混亂。

2.日本刑法第 225 條之 2⁷⁹

日本刑法在昭和 39 年新增定了第 225 條之 2⁸⁰。從體系上，日本刑法 之規定，乃是將第 225 條之 2 置於第 33 章之略取及誘拐之罪章（略取及び 誘拐の罪）。其第一項即明文，行為人是以取得換取被擄者人身自由之對價 為目的⁸¹，而實施略誘行為。在解釋上，如同第 225 及第 226 條之第一項，

勒贖之目的為刑罰特別加重要件，因此第 225 條之 2 是屬於特別加重刑罰 類刑之犯罪。日本實務上則認為，此類型犯罪為第 224 條之特別規定，而 優先適用⁸²。

然而在勒贖的對象上，日本刑法就已經限縮在被擄者的近親，而在判 例解釋上，會憂慮被擄者安危之人亦屬之⁸³。不過從解釋上來看，其仍為目 的要件⁸⁴，是屬於擄人之動機，只是在動機上加以條件限制；在構成要件行 為上，只有略取或誘拐之行為，不必有勒贖行為甚至取贖結果，而仍應該 是單一行為犯⁸⁵。

因此，日本實務在判斷，擄人勒贖與之後的實際勒贖時，亦與前述我 國法適用上相同的問題，即擄人勒贖與勒贖之間的關係為何？而日本最高 裁判所判例認為，其間之關係為牽連關係⁸⁶。

對人，學界中對此一修正有採否定意見者。林東茂，強盜或擄人勒贖—評台南高分院八十九年度 上重更二字第四九二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76 期，第 198、199 頁。

79 同註 59。

80 前田雅英，刑法各論講義[第 3 版]，第 89 頁。

81 身の代金。

82 東京高裁 昭和３１う４１８判決。

83 日本判例認為，此為依社會通念判斷，當然有特別關係之人；但木敬一‧坪內利彥‧馬場義 宣‧古田佑紀 合著，實務刑法，第 324 頁。

84 日本學界中對條文之規定，有批判其構成要件欠缺明確性；大野真義‧墨谷葵 合編，要說刑 法各論[二訂增補版]，第 97 頁。

85 此點應與前述，我國現行擄人勒贖罪做相同解釋。

86 最判昭和５７（あ）１０１２ みのしろ金目的拐取、拐取者みのしろ金取得等、監禁（第 ３７巻７号１０７８頁）：「みのしろ金目的拐取罪とみのしろ金要求罪とは牽連犯の関係に」，

昭和５８年９月２７日。

第五章 擄人勒贖罪之問題

（二）小節評析（修正建議）

參考上述德、日之立法例，雖有提及其中缺點，惟其制定皆在我國擄人勒贖 罪之後，容有值得借鏡參考之處。上述從我國現行規定之分析，勒贖乃是是動機，

沒有行為亦沒有法益侵害之危險，則現行法之法定刑已然輕重失衡；又其勒贖之 對象未予區分，則會造成分辨勒贖究竟為恐嚇取財或是強盜之困難。日本刑法第 225 條之 2，從內容觀之其勒贖的目的，仍解釋為動機，為普通略取及誘拐行為 的刑罰加重特別規定，不過已將勒贖之相對人排除被擄者之適用。然而，在擄人 與擄人之後的勒贖行為間，日本仍會發生如同我國實務一般，究竟應論何種關係 的困擾。

現行德國刑法第 239 條 a 之體例，將擄人行為及恐嚇取財行為皆定為其客觀 要件，實質上為妨害自由與恐嚇取財之集合犯，在與妨害自由與恐嚇取財之關係 上，擄人式恐嚇取財為二者之特別規定，當行為人以擄人之方式向他人恐嚇取財 時，優先適用該條之規定，故在其法定刑上應重於妨害自由與恐嚇取財之併合。

此種方式似乎較符合我國刑法，對擄人勒贖罪除要保護被擄者之人身自由外，亦 要保護受勒贖者之財產法益之期待。惟德國法修正後，就恐嚇取財之相對人不限 於被擄者以外之人，亦即被擄者自己亦可，如此則會面臨我國前述，強盜與擄人 式恐嚇取財難以區分之困擾。

綜合上述意見，管見以為，我國刑法第 347 條應修正為：「以強暴、脅迫或 其他不正方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而向其親屬或有厲害關係之人恐嚇取財者，處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七、 本章結語

綜合本章之意見，管見以為，擄人之意圖在分析上來說應為行為動機而已，

非意圖犯所稱之特殊主觀構成要件之意圖。然而，若將勒贖意圖視為動機時，擄 人勒贖罪會成為限制行動自由的一種態樣，而勒贖的動機則成為刑之加重標準。

然而從就現行法之法定刑觀之，單純因動機的不同，而有相同外在行為，其法律 效果輕重差距過大，可能有罪刑不相當之疑慮。因此，現行第 347 條之內容有修 正之必要。

擄人勒贖罪雖然以勒贖為其擄人之動機，在客觀構成要件之行為上，卻僅擄 人之單一行為。對法益之侵害亦僅有人身自由之侵奪，且以被擄者之人身受壓制

為既遂；又由於其行為僅有擄人行為，而勒贖屬主觀之內心意思，不能加以集合；

至於法益侵害雖屬繼續，但就行為概念而言，擄人勒贖罪之行為終了於擄人既遂 之後，至被擄者回復自由狀態為止。故其性質應屬結果犯、實害犯、單一犯以及 繼續犯。

另外，由於擄人勒贖罪為繼續犯，因此可能會有中間參與之問題，如協助看 管被擄者，究竟是妨害行動自由之參與，抑或是擄人勒贖之參與？又可能有行為 中犯意變更之問題，如擄人之後，才生勒贖意圖而要求贖金，究竟係恐嚇取財，

或是擄人勒贖？管見以為，對於中間參與者，其所參與之行為不符合「擄人」行 為之要件，應僅是參與妨害行動自由之行為。至於行為人中間轉換犯意，則因不 符行為故意與著手同時存在之原則，因此亦不成立擄人勒贖罪⁸⁷。

至於擄人勒贖罪，與恐嚇取財罪及強盜罪之間的關係，過去實務及學界之所 以會有這麼多的爭議，完全是由於直接聯想了意圖勒贖而擄人之後，必然出現勒 贖之行為，而把擄人與勒贖結合為一。以及通說認為，擄人勒贖為妨害自由與恐 嚇取財或強盜之結合犯，且其為繼續犯之性質的影響。其所爭執者，其實是在於 勒贖行為，究竟是恐嚇取財或是強盜，而非擄人勒贖罪，與恐嚇取財罪及強盜罪 之區分。

現行擄人勒贖罪之內容，僅有勒贖之動機，與擄人之客觀行為，而擄人行為 有可能是強盜行為之強暴手段，亦可能為單純妨害行動自由之行為；勒贖行為，

亦可能因受勒贖者為被擄者或第三人，而分別評價為強盜罪或恐嚇取財罪。其 次，勒贖的動機，可能是得財產上之不法利益之動機。這會造成擄人行為，因勒 贖之相對人不同，而受到不同之評價。為使三者間牽連、競合之糾葛關係得以區 分，因此建議參考德、日之立法例加以修正，將擄人勒贖罪定位在，以擄人為手 段之恐嚇取財，其要件為恐嚇取財及妨害行動自由之結合，而為恐嚇取財與妨害 行動自由之特別規定。

在現行法修正前，勒贖之相對人在解釋上應限縮於被擄者以外之人。而意圖 勒贖而擄人，與擄人之後的勒贖行為間，則應解釋為擄人勒贖罪與恐嚇取財罪之 牽連關係，依刑法第 55 條之規定處斷之。至於意圖勒贖而擄人之後，又搜刮被

87 此種擄人既遂後始產生勒贖意圖之情形，是否成立第 348 條之 1 所謂準擄人勒贖罪，則尚待 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