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生命意義的歷程

在日常生活中，雖然人們的行為各不相同，但我們還是會把他人看成是與我 們「相同的人」。基於不同的實踐目地我們都有一個身分。我們也確實通過這種 方式創建了每個人眼中一個個較為可信的世界

在阿李對那些兄弟輪啊照顧老人家的描述中，可以看見她自己的價值觀。「有 人」與「我們」這一存在論暗含的倫理是:「我們和我們的作為方式更為優越」。 那是一種和整個群體聯繫在一起的自豪心理。

再看阿霞的敘事: 有一次是婆婆生病，叫弟媳去照顧，我養了ㄧ隻土雞送過

去，很肥，結果啊，我弟媳就用缺角的碗裝那個雞湯給我婆婆吃，我婆婆就很生 氣，用那個缺角的碗裝東西給人吃，意思就是看人不起啊，看她老人家不起啊，

我婆婆就不吃，變成整隻雞都給弟媳婦吃光光，四十六歲她中風，四十七歲就走 了，所以說不孝順是不行的啊。

在阿霞對受高等教育的弟媳婦的描述中，可以窺見她雖沒受過高等教育，但 是無損她擁有正確的價值觀—孝順，並且實踐。

正是類似這樣的敘事，「客庄婦女」幫助創建了一個世界--一個由不同的群 體和個體組成的世界，每個群體和個體都有其道德價值觀。

以在家庭中的勤勞付出以及孝順公婆，讓我們來總結阿李的敘事。她的敘事 中提及公公與婆婆對自身的肯定，例如公公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丈夫氣她回娘家 時挺她，把她接回來；給她壓歲錢，甚至將結婚時不足的聘金補回給她。婆婆則 是答應給她一條自己戴過的金鍊子，都是強調她的勤奮與付出犧牲值得這些，她 應當被肯定。

阿霞將訴苦描述成:相信因為自己的勤勞與付出，孝順是其中應盡的項目之 一，也是自己可以長命百歲的原因，這樣的敘說也循著宗教性的「回饋」性質。

弗蘭克說經驗價值乃是由個人得自於生活的體驗或對世界的感受，是個體得 自所處情境中感受到深刻的體驗，使得生命有意義。將訴苦說成是一種探索型的 敘事，於是承受痛苦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探尋如何實現生命意義的重要歷程。於是 這些客庄婦女在婚姻中的種種經驗就存有一種尋求生命以及人際關係的深層意 義的味道。

依據弗克蘭的說法，在這種情況下，痛苦也可以變得輕鬆多了。依這樣的觀 點來看，情緒並非是個人心理的產物，而是不斷變化的人際關係的產物。「你的 快樂」不是你的而是「我們的」，「我的痛苦」不是我的而是「我們的」，這種認 識方面的變化用意就十分廣泛。這一類的記憶和情感實踐其實也就擴展了一種

「關連性自我的概念」。

至於父權社會是ㄧ種壓迫，種種的勞務加之於她們，但她們仍然有其選擇的

空間。雖然節目單是有限的，但她們依然接受這些壓迫，這樣促使我們可以思考 她們選擇接受的理由。而且她們不僅只是接受罷了，還做得更加好，看似不可避 免的外在社會的壓迫促使她們不得不，其實還有更深層的意義在哪裡?

另外，父權體制下，難道只有女性是受迫害者?如果翻開許多對男性的研究，

也相同可以看見苦難，只是不同視野在訴說的。如果把焦點持續集中在「社會」，

就會發生個人對抗大環境的種種困境。

從這些客庄婦女對人生所採取的意義與實踐之間，應當蘊涵更值得探索的成 份。跳脫一種女性主義的觀點視角來看，以弗蘭克認為我們能從創造價值的途徑 來發現意義：藉著對生命的付出與奉獻，由創造行為所得到的成就感，也就是個 體在創造的活動中所實現的價值。

弗蘭克再繼續論述態度價值乃是我們對人生不可改變的命運、苦難所抱持的 態度，當個體對於所面臨的處境無法改善時，僅能以個體對該處境的態度去決定 生命的意義。換句話說：藉著受苦，意義是指一個人存在的某一時刻中，其特殊 的生命意義，不是指生命的一般意義；意義是需要在世界中找尋，而不是在人身 上或內在精神中找尋。

以建構論的角度來看，正是通過這種社會關係，我們才建構出「善與惡」、「喜 與悲」、「福與禍」的世界。若真是如此，我們也就有希望看到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就要在改善社會關係方面下功夫。做為一個個的個體，小蝦米也可以戰勝龐大的 鯨魚。

第五節 小結

聽著 50 年代的女性們談論她們那時候的生活經驗，我得承認，從我這個世 代的視野去聽，她們的苦真的是很苦。她們幾乎把過去經歷的任何事情都說成是 吃苦。而且這樣的言論不僅出現在正式的訪談中，也出現在非正式的場合裡，比 如當她們聚集於菜園時的閒聊。我認真地聽她們訴苦，這也是這些女性們被人讚

揚的美德，只是我們該怎麼裡解這些訴苦的涵義呢?

在最初，我以為她們的訴苦語言是透明的，她們所說的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後來我開始將她們的言論做為言語行動來理解，將她們的訴苦解釋為ㄧ種歷史的 文化的特定敘事實踐。在結束了我在台灣北部農村的訪談後，我開始重溫女性主 義對於第三世界女性的分析，即女性主義理論所強調的，在傳統的父權制社會 中，女性的本質與社會角色是在一個和男性規範的關係中被定義的。

Chris,Weedon(1996)認為，在父權的話語系統中，女性所有的犧牲或貢獻，都 是爲了符合和滿足男性的需要。我認同女性主義的說法，不否認女人是被父權制 家族控制的，是父權制社會結構的工具。但我也開始追問不同的問題，即父權社 會下的女性主體的問題。同時，民族誌在敘事分析方法的創新的運用，引導我思 考老ㄧ代群農村女性的言論風格。最後，我認識到她們關於自己日常生活的吃苦 言論反映了ㄧ種被稱為「訴苦」的敘事實踐。

在社會建構論的邀請下，我也逐漸地聽出在她們的言談，老ㄧ輩的農村女性 以這種方式來塑造她們的生活，並因而宣稱了某種文化主張。鑒於她們的邊緣地 位，我開始將她們的訴苦做為ㄧ種轉換主體位置來理解。這種轉換體現在她們談 話的形式以及她們說這些話的方式中。

人的記憶力若要運行無礙，就需要持續不斷地訓練:倘若回憶不是在親朋好 友的言談之間，一次又一次地被提起，它就會離我們而遠去。這群客庄婦女在菜 園間的場合，在接受我訪談的過程中，在日常生活中尋找到機會時，訴說相同的 故事直到令人印象深刻，這些故事於是成為永難磨滅的記憶，而且這種敘事表演 也會帶動其他人也訴說他們的痛苦，從而創造出一種新型的集體身分。

透過對四頭四尾，照顧公婆等等勞動的訴說，她們轉換了附屬的身分。

在父權社會的文化背景下，男性氣概主要指男主外以及對社區的參與；既然 女人也可以完成這些任務，有能力執行陽剛的工作，因此，在敘事的過程中，舊 有的文化受到侵蝕，特別是性別範型。

這些客庄婦女對性別角色的認同雖說經過「社會化」作用，但她們也並非是

被動地接受罷了。談到客庄婦女，也不是簡單的性別差異或是固定的性別分類；

而是關係、實踐、認同與形象，這些都是在社會關係中的自我所訴說出來的。透 過社會建構論的分析，使我們可以更加清楚。

最後這些客庄婦女藉著對生命的付出與奉獻，由創造行為所得到的成就感，

她們實現的生命價值是孕育了下一代，也照顧了上一代；這樣的生命歷程，比起 以女性主義的視野來裡解父權社會的壓迫，藉由建構論者對這群客庄婦女敘事，

更能令我們體會到「生命傳承的經驗」富於感動以及感染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