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產業作為全球化發展的定位

地理學上的「文化轉向」，受到傅柯對知識系統與論述分析的影響。後現代主 義對於「現代」的相關概念，如科學、理性、機械等也有許多批評。後結構主義 更主張一個知識與社會理論的取徑，強調意義非恆定性、論述的權力架構及理論 與研究的政治性；拒絕知識的演化連續性的假設，揭露認識論的分類架構與知識 的藩籬背後，隱含了隱性偏頗，這些隱藏了社會權力關係，也成為現狀運行的動 力。

「現代性」的概念，在西方理論脈絡中與城市研究息息相關，某種程度上，對 城市的理解等同於現代性社會。1950 至 80 年代，芝加哥學派以城市為文明的匯聚 地，城市代表一種理性、秩序，把人口與制度安排成一種典範的和諧構圖，將城 市視為一種生活方式，卻也都預設一種現代與傳統的二元對立，並隱含著西方中 心主義。西方的城市理論，把現代性與特定社會、少數都市連結，他者化非西方 城市，將非西方城市與「退步的」傳統勾連為預設前提（Robinson, 2006）。

這樣的西方認識論與二次大戰後的「發展主義」密不可分。隨著歐洲殖民勢力 的瓦解，美國趁機崛起並以「發展」的概念，向全球輸出一種真實世界的認知與 美好的想像。發展主義下的城市理論觀點，伴隨著芝加哥學派都市理性的基礎，

用城市的理性疏離與「進步」概念對抗人類衰敗的社會危機，回應城市高風險生 活的衝擊。發展主義的背後，正是預設一個以美國為首的世界次序為其意識形態 與政治動力。全球被建構成一個有階層的世界：第一世界的「先進」國家，資本 主義外的第二世界國家－蘇聯，以及「剩下」、「其他」的第三世界。城市被視 為更廣的社會和經濟過程，並且強調流動和網絡。在發展主義脈絡下，加上全球 化的推波助瀾，促成世界城市與全球城市理論。相較於世界城市對於分類、標籤 的狂熱，全球城市取徑則較關心全球流動的過程。

全球城市理論（Sassen, 1994）強化了世界城市理論所強調的經濟行動，詮釋 了都市的未來。世界城市與全球城市的研究，促使政策執行者致力於提升城市在 全球階層中的位置。城市正在改變，製造與零售會隨城市中心的「空洞化」²⁹而重

29 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中心開始出現交通擁擠、犯罪率升高等外部性問題，致使人口開始向郊 區流動，市中心出現衰退，即「城市空洞化」。許多先進國家大城市已出現此現象，甚至還會出 現城市人口「鐘擺式」移動，即城市人口白天與夜間差異兩極化的現象。

新定位。城市要鞏固自己地位，必須靠著提升他們在全球高生產性服務業的服務 提供，文化因而成為新的空間經濟基礎。許多城市逐漸認識到，必須動員文化以 作為資本的誘因。越來越多城市以文化活動來支持現代化設施、購物中心、主題 樂園、博物館及美術館等。文化活動是「吸引力」，以文化為主題的城市環境，

成為城市之間為了贏得消費者、產業人才青睞的競爭手段。在此意義下，城市所 爭取的不只是零售消費者，也爭取產業投資與服務業的流動資本，尤其是高價值、

高知識密集的產業。如果城市能吸引大公司進駐，城市也連帶將會受到歡迎。

文化的全球聚合，包含了文化的擴散與轉移，形成特殊的都會地景，也支持著 企業文化，人才的流動則代表了全球移動性的新趨勢，帶來知識的創新與轉型。

另一方面，文化觀光亦展現出生產與消費在全球與地方之間雜亂地的連結。某種 文化上的真實性的地方感，激發文化觀光的形式，文化與國家、政府成為發展觀 光的共同生產者。今日，世界各個城市正在進行以高雅文化（high culture）為標準 的選美比賽。「城市行銷」自 1980 年代起，成為城市結合藝文活動及文化景觀，

來對抗去工業化與全球化影響的產物。當英國政府於 1998 年正式推動創意產業政 策後，英國文化媒體體育部從具體的統計資源來定義十餘種文化產業，從此標示 了政策制度與文化產業結合的新位置，使「文化產業」重新與藝術結合，成為大 英國協的新想像。這樣的國家文化與經濟政策論述，成為英國重要的文化輸出，

在拉丁美洲、東亞等後進國家城市之間形成一股「現代化」、超英趕美的潮流

（O’Connor, 2007; Wang, 2004）。

現代性與「全球城市」的想像伴隨著文化經濟的潮流，逐漸被當成當代城市的 發展慾望。全球城市如倫敦、紐約、東京等，是人口與資本聚集與流通的節點，

全球城市所提供的創意場域、創意階級的地方脈絡與人力資本力量，也成為各國 城市重要的發展論述。然而，後進國家在抄襲、複製、模仿、移植西方城市發展 計畫背後，主體的發展慾望中也可能存在某些矛盾。在模仿、發展的過程當中，

發展主體的再定位（re-positioning）可能帶來政治的無法預期效果（Li，2007）。

Ferguson（2006）以全球影子（Global Shadow）隱喻後進國家、人民與社會的發展 選擇，有其全球政治經濟位置的限制，在自身與先進國家有著依存又矛盾的關係。

全球城市所依賴的現代性和發展概念，再生產了國家、城市間的階層與排序，

隱含著西方的優越性，左右了城市發展的策略，迫使後進國家（非西方）城市追 求著西方城市發展的幻像。Robinson（2006）提出「後殖民」的研究取徑，轉變、

解構西方用其現代性詮釋都市的偏見，發掘「普通城市」（Ordinary Cities）的多 樣性和複雜性，促進不同城市的學習與理解；並帶出的比較城市主義，揚棄追求 排序比較目的，看到多樣、差異的相互參照學習與創造性，也衍生出許多政策移 轉的辯論－在政策的移植、輸入與轉化之間，有什麼樣的可能性。東亞國家學者，

也在後殖民相關都市研究基礎上，希望尋求亞洲經驗的觀點（Ong, 2011; Perera &

Tang, 2013）。

從發展的觀點，凸顯出許多後進國家、城市文化產業的認識論意識形態。後進 國家觀察到文化產業群聚於西方大城市，並吸引全球資本、人才流動的現象，因 而企圖從制度與政策的模仿與移植，拷貝全球文化經濟的「現代化」來吸引全球 的資本，以擠身全球化城市之列。然而，經驗上，城市與國家的文化產業政策制 度移植過程中，文化產業與跨國資本結合，產生了不少智財權的爭議，例如盜版、

山寨等現象，除了對引發技術先進國家與後進國家之間的衝突張力，也反映出後 進國家藉模仿、創新的全球參與及認同渴望，掀開了全球政治經濟的空間秩序與 權力關係。

後殖民研究有助於開拓智財權與文化產業在台灣和中國發展的研究視角。換言 之，從非西方的觀點及對文化產業本質的研究，有助於脫開主流宰制的地緣政治 論述。台灣與中國作為一個矛盾的地理想像糾結，或許「盜版」、「山寨」是一 種嘗試拒絕二元對立的局內／局外地緣政治再現（詳第五章），然而台灣與中國 所面對的地緣政治關係時空上皆有差異，尤其今日的中國在區域發展位置的特殊 性，既是智財法規推動的後進國家，但其市場規模又足以影響區域市場的發展生 態以及全球資本的區域積累。透過智慧財產權等法規的地理再現，不必然形成內

／外之分，也可以建構政治認同，因而挑戰西方主流不見得只能靠「他者」，更 重要的是台灣與中國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的位置，如何在主流國族想像中被敘 述，是內在（國族主義發展與國族團結）與外在（冷戰地緣政治二元權力關係與 全球形變的資本樣態）的原因。後殖民取徑，用弱、強權政治光譜來生產出的張 力，鬆動二元化的分類，抵抗一種普世皆同的文化產業的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