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符碼與歷史

第五章國族認同與歷史

第二節日常符碼與歷史

在上一節提到歷史與記／失憶之間的關係，本節則從生活所出現的物品為意象與符碼切入，討論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的現象為何，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否相互連結；對象徵系統不同形式的操作，會造成什麼樣的詮釋差異，並且各自顯示出針對文化與歷史的認同與批判。特別是透過觀察與分析文本中集體記憶的過程，也同時微觀不同詩人對於台灣歷史作為敘述對象時，運用了何種語言和文化符號，而在當中鑲嵌的意識與情感為何。

瘂弦（王慶麟，1932-）在 1957 年所寫的〈紅玉米〉象徵著中國北方的生活與苦難：「宣統那年的風吹著／吹著那串紅玉米／它就在屋簷下／掛著／好像整個北方／整個北方的憂鬱／都掛在那兒」，「宣統」（1909-1912 年）是清朝最後一位皇帝溥儀的年號，「宣統那年」意謂著清朝政權處於搖搖欲墜，革命運動正在催生中華民國的時間點，時空場景便從過去中建立起來了。紅玉米是中國北方極為平常的農作物和人民賴以為生的糧食之一，在詩中串連起時間序列，並且代表著詩人所懷念的生活記憶——鄉愁的修辭符號，詩中紅玉米總是掛著，搖搖晃晃而無所寄託。另外，詩人也使用一些意象營造記憶中屬於故土故人的片段，例如

「逃學的下午／雪使私塾先生的戒尺冷了／表姊的驢兒就栓在桑樹下面」、「祖父的亡靈到京城去還沒有回來」、「銅環滾過崗子」、「外婆家的蕎麥田」等等，用這些語言符號去經營出屬於過去中國的景象，特別是強調農村的、農業社會的生活模式。而紅玉米掛在屋簷下其姿態與顏色，詩人認為「我底南方出生的女兒也不懂得／凡爾哈崙也不懂得」，「不懂」來自於世代對於集體記憶的斷裂與空白，詩人在這裡提到的凡爾哈崙（Emile Verhaeren，1855-1916）是比利時籍的象徵主義詩人，應該是詩人閱讀過的作家之一，更不可能理解紅玉米背後所隱含的文化脈

絡，並且也被詩人拒絕於詩中所營造的記憶片段。末段「猶似現在／我已老邁／

在記憶的屋簷下／紅玉米掛著／一九五八年的風吹著／紅玉米掛著」¹⁰出現了數個矛盾，一是當時仍壯年的詩人卻說自己已經老邁，老邁的是背負過去歷史的心境而非年齡，二是 1958 年對於當時來說是未來，也就是從過去至今，甚至未來，

紅玉米的當時光景仍然在詩人心中未曾抹滅。詩人再次強調紅玉米所代表的北方記憶，時間軸線從宣統到 1958 年之間，〈紅玉米〉表達了流亡至台灣的大陸詩人心中對於過去時空的種種慨嘆，不僅屬於個人對傳統農業社會下的懷想，也連結到與詩人有著類似際遇的群眾所共享的集體記憶。

在詩人表達自身營造的記憶情節中，可以發現兩個部分值得深入探討，首先是在記憶下所潛藏的社會情境，標示了與特定時空和族群所共享的現象；再來是何以詩人的個人情感與重大歷史事件會被併置於詩中同時呈現，形成個人經歷與集體記憶之間相互涉入並且模糊曖昧的區塊。如果從時間序列來看，〈紅玉米〉

是瘂弦在當時的現在時間（1957 年）介入過去（宣統那年）和未來時間（1958 年）下的產物，「紅玉米」表現了一個大時代下的縮影，意謂著歷史時空下個人的情感與記憶，特別是屬於中國經驗和中國人所共享的象徵系統。葉維廉認為瘂弦的詩大部分都可視作記憶的重新拼合，包含對於歷史片段和人物的塑像，以詩作抗拒歷史的流失¹¹。

另一方面，在本省籍詩人中，陳千武的〈咀嚼〉是一個較為少見的例子，〈咀嚼〉書寫主題以中國為主，緊扣著中國飲食文化裡的極端現象和「吃」的原始本能，企圖以古鑑今。詩人不正面書寫中國，但卻從「咀嚼」動作開始敘述第三人稱的「他」，這個「他」擅長咀嚼，詩人刻意將選擇的怪異食物內容以近乎恐怖

10 瘂弦，〈紅玉米〉，《瘂弦詩集》（台北：洪範書店，1981 年），頁 59。

11 葉維廉，〈在記憶離散的文化空間裡歌唱〉，蕭蕭主編，《詩儒的創造：瘂弦詩作評論集》（台北：文史哲，1994 年），頁 347。

和詭譎的方式描寫出來，例如「剛誕生不久且未沾有鼠臭的小耗子」或是「特地把蛆蟲叢聚在爛豬肉，再把收了豬肉的營養的蛆蟲用油炸」，「或用斧頭敲開頭蓋骨，把活生生的猴子的腦汁」等等，表達了「他」性格中殘忍與非人性的一面，

卻又說「不停地反復著這種似乎優雅的動作的他」，而這些影射還不夠具體的表達詩人所要書寫的目的，末段進一步寫出：

坐吃了五千年歷史和遺產的精華

坐吃了世界所有的動物，猶然饕然的他在近代史上

竟吃起自己的散漫來了¹²

無所不食的飲食現象被擬人化，指向中國文化裡貪婪、毫不滿足的樣貌，在當時的社會風氣裡相當大膽的從負面性格上書寫中國傳統。詩人所揀選的元素符號中便能夠分辨當中所經營和詮釋的集體記憶，從上述的兩首詩即可見「中國性」

的集體想像在不同族群和不同時代中各自有其差異和矛盾性，甚至各自具有政治性。書寫中表露了集體記憶各種形式的抵抗、消除、保存與焦慮，在上一章已提及了不同族群所擁有的文化脈絡，記憶所引起的社群想像，同時也是不同身分間可能隱含的矛盾，這些矛盾來自於生命經驗和歷史意識之間的差異。語言則是另一個台灣文化呈現多元的現象，陳黎擅長將文化現象寫入詩中，例如在以語言為文化脈絡與詮釋途徑的〈蔥〉一詩開頭提及，「我的母親叫我去買蔥／我走過南京街，上海街／走過（於今想起來一些奇怪的／名字）中正路，到達／中華市場」，陳允元認為街道的命名代表著召喚缺席事物的權力，此一象徵系統背後便是黨國體制接收台灣之後對於中國土地記憶的建構與轉移，同時也毀損、消除、抹滅、

12 陳千武，〈咀嚼〉，原刊於《葡萄園》9 期（1964）。收於陳千武，陳明台編，《陳千武詩全集（三）》

（台中：台中市文化局，2003 年），頁 33。

替換了日本政權體制曾經在台灣實行殖民政策的記憶¹³，進而使人民遺忘象徵系統內其他的意義，達到了街道命名的合理化和合法化目的。「『甲你買蔥仔！』／

她遞給我一把泥味猶在的蔥／我回家，聽到菜籃裡的荷蘭豆／用客家話跟母親說蔥買回來了／我像喝母奶般地喝著早晨的味噌湯／理所當然地以為ㄇㄧㄙㄡㄒㄧ ․ㄌㄨ是我的母語／我吃著每天晚上從麵包店買回來的pan／不知道自己吃的是葡萄牙語的麵包」¹⁴，藉由一連串食物餐點的命名和記憶，揭露了台灣飲食與文化溯源之間的關係，向來被研究者分析為本土意識的再確認和重新建構本土語言的借代與援例¹⁵。若回到陳黎文本中的「本土」，除了以台灣作為地理位置之外，內容牽涉到對於台灣人物、歷史、風土以及文化樣態的表現，例如從〈太魯閣‧1989〉、〈福爾摩沙‧1661〉以及〈花蓮港街‧1939〉不難看出詩人後設性的書寫台灣歷史，而此一書寫策略在於強調台灣文化的延展性和多元性。〈蔥〉

一詩以台灣飲食中常見的食材「蔥」為「台灣性」做了相當細膩的詮釋，並且以命名和語言的過程與傳統，敘述台灣歷史上受過不同政權統治的狀況，以及存在著不同語言所代表的族群。廖咸浩認為陳黎的詩有別於官方論述下的抽象本土

16，末段提及「我翻過雅魯藏布江，翻過巴顏喀喇山／翻過（於今想起來一些見怪不怪的／名字）帕米爾高原／到達蔥嶺／我用台灣國語說：「給你買蔥！」廣漠的蔥嶺什麼也沒有回答／蔥嶺沒有蔥」，雅魯藏布江、巴顏喀喇山、帕米爾高原與前面所提及的南京街、上海街等等對於詩人來說是屬於同一個文化脈絡的象徵符號，也再次區隔出國家機器於教育中灌輸的地理知識和生命經驗中在地情感之間的距離、斷裂與失落，陳黎透過語言與話語運作，以日常生活的經驗與物件，

將集體記憶所涉及的社群想像轉入為對台灣性的詮釋。

13 陳允元，〈命名、記憶與詮釋——戰後台灣現代詩的「街道命名」書寫〉，《台灣詩學學刊》7 號（2006.05），頁 60。

14 陳黎，〈蔥〉，《小丑畢費的戀歌》（台北：圓神，1990 年），頁 49-52。

15 張芬齡，〈註釋〉，《小丑畢費的戀歌》，頁 192-193。以及張仁春，〈第四章：島嶼鏡影的再現〉，

《邊陲的狂舞與穆思——陳黎後現代詩研究》（台北：稻鄉，2006 年），頁 268。

16 廖咸浩，〈玫瑰騎士的空中花園——讀陳黎新詩集《島嶼邊緣》〉，陳黎，《島嶼邊緣》（台北：

九歌，2003 年），頁 23。

在〈島嶼邊緣〉一詩中，陳黎書寫了他對於台灣與世界的想像，「在縮尺一比四千萬的世界地圖上／我們的島是一粒不完整的黃鈕釦／鬆落在藍色的制服上／我的存在如今是一縷比蛛絲還細的／透明的線，穿過面海的我的窗口／用力把島嶼和大海縫在一起」¹⁷，將世界與台灣並置於詩中，如同第一節所論及鴻鴻的創作概念，也是以連結世界的台灣為敘述框架，對中心／邊緣的二元對立論有重新思考的想像途徑，亦即以自身的存在與創作去展現島嶼的面貌和視野，末段更強調去中心並且將島嶼置入地球心臟來作為詩人的論點，「在島嶼邊緣，在睡眠與／甦醒的交界／我的手握住如針的我的存在／穿過被島上人民的手磨圓磨亮的／黃鈕釦，用力刺入／藍色制服後面地球的心臟」，朱雙一認為中心／邊緣的打破獲翻轉仰賴於自我存在價值的認定和主體性的建立¹⁸，台灣以島嶼的形象在文本裡成為一粒不完整的黃鈕扣，而主體的存在成為透明的線，由制服與鈕扣

在文檔中台灣現代詩的記憶書寫研究 (頁 13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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