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法庭正義
第一節 正義的定位
第二章 法庭正義
第一節 正義的定位
「正義」這個概念，是所有現代民主國家所關切與倍受探討的主題。早自柏 拉圖的《理想國》一書開始，就對正義的概念有了廣泛的探討。十八世紀以來，
歐洲民主國家興起，民主理念中的平等精神也正是正義概念最主要的主張。然 而，與民主制同時發展的資本主義卻帶來了社會上嚴重的經濟不平等，這使得許 多社會科學家及政治哲學家致力於對正義/平等問題的研究。涂爾幹
（E.Durkheim）在他的《分工論》中提到，由於社會分工越來越細，造成社會中 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因此，涂爾幹認為，現代社會最重要的任務並非財富 的創造，而是正義的推展以減除因不平等而帶來的弊病。羅爾斯（John Rawls）
在其著名的《正義論》中對正義的概念及其相關議題有詳盡的論述，他提出了兩 項正義原則，其中除了論及基本的平等自由權及機會均等原則之外，還強調所謂 的「差異原則」。羅爾斯認為，對於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使其符合社會中處 境最不利的成員得到最大利益。也就是說希望特過社會的再分配或補償程序，使 得社會成員，尤其弱勢成員，能取得較平等的地位。基本上，羅爾斯的論述中凸 顯了對社會中弱勢份子的關懷，他主張社會不應為了讓一些人分享較大利益而剝 奪另一些人的自由；同時，不能為了讓許多人享受較大的利益而正當化少數人的 犧牲。對羅爾斯而言，正義原則下的公民自由平等權是確立不移的，它不能被社 會中的政治交易或不同社會利益的權衡而有所限制8。所以本文就正義的定位乃 以當代正義理論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所提出來的二個基本共識：第一就 是「公平公正」；第二則是「不應為了多數人的福利而犧牲少數人」9為基準，其 不但是重視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之間如何平衡的問題，更不能為了多數人的福利 而犧牲少數人，否則即為不正義。本文既為法庭正義，除了還原事實予被害人一 個正義交代外，其最終乃在於審判被告，假設被告係為無辜者，則司法對其起訴、
審判即屬對其個人及其家人權益的侵害，是應不容許所謂「公共利益」之權衡原 則侵害、犧牲被告在法庭上所應有的司法正義，蓋裁判，是為了被告而存在，不 是為了被害人而存在，也不是為了「公共利益」。
8 紀駿傑，環境正義：環境社會學的規範性關懷，第一屆環境價值與環境教育研 討會論文集，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化研究中心，1997 年，3 頁。
9 冀劍制，海賊王の哲學課-正義、夢想和人生的偉大航道，啟動文化，初版一刷，2014 年 5 月，
116-1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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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正義：絕對的真實
真實有實體上真實，形式上真實概念之分，即職權主義係以真相之發現，
為訴訟目的，為實體上真實，當事人主義係凡遵循正當法律程序所達成之結論 即為真實，為形式上真實，姑不論採取何種訴訟目的，均有相對化之趨勢，僅 程度上差別而已，筆者以法庭正義乃絕對之真實，形式上真實與絕對真實並不 衝突，正當法律程序為絕對真實之擔保，因此，作者仍採絕對真實為刑事訴訟 之目的，所追求者仍為絕對之真實，而非程序保障下之擬制之真實，基於人權 保障，設若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則，則視為不真實，為被告無罪之推定即「無 罪」，然無罪推定不僅維持絕對真實消極意義，並有督促司法者應本於無罪推定 之初心，堅守正當法律程序以追求絕對真實之積極意義即「真實無辜」，並制度 尚應賦予人民於案件定讞後追求絕對真實之權利，始為正義。按不能證明被告 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301 條第 1 項亦有明定；而告訴人 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 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 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定犯罪事實所憑之 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 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 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 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另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 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 1 項規定甚明。因此，檢察官 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 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 被告有罪之心證者，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 院 52 年度台上字第 1300 號、40 年度台上字第 86 號、76 年度台上字第 4986 號、
92 年度台上字第 128 號刑事判例要旨參照），此為我國司法實務上對於無罪推 定原則之見解。
我國整部刑事訴訟法，將「公平正義」字義納入法律規定者，僅有第 163 條第 2 項但書，其內容為：「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 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於此，最高法院就「公平正義之維護」所指 為何，於 101 年度第 2 次刑事庭會議（一）決議採乙說，統一見解為「無罪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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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世界人權宣言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宣示具有普世價值，並經司法院解 釋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民國 91 年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第 2 項 但書，法院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規定，當與第 161 條關於 檢察官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及嗣後修正之第 154 條第 1 項，暨新制定之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6、8、9 條所揭示無罪推定之整體法律秩序理念相配合。盱衡實務運作及上開 公約施行法第 8 條明示各級政府機關應於 2 年內依公約內容檢討、改進相關法 令，再參酌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之立法理由已載明：如何衡量公平正義之維護 及其具體範圍則委諸司法實務運作和判例累積形成，暨刑事妥速審判法為刑事 訴訟法之特別法，證明被告有罪既屬檢察官應負之責任，基於公平法院原則，
法院自無接續檢察官應盡之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則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第 2 項但書所指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公平正義之維護』事項，依目的性 限縮之解釋，應以『利益被告之事項為限』，否則即與檢察官負實質舉證責任之 規定及無罪推定原則相抵觸，無異回復糾問制度，而悖離整體法律秩序」（節 本）。惟另有判決10則採「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有聲請調查證據之 權利；並得於調查證據時，詢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審判長除認為該詢問係 不當者外，不得禁止之。故凡當事人等所聲請調查之證據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 性，且有調查之必要與可能，客觀上確為法院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基礎者，
法院均有調查之職責，不得駁回調查證據之聲請（刑訴法第 163 條之 2 反面解釋 參照）。
而法院於當事人所主導之證據查完畢後，認為事實仍有待澄清時，得斟酌 具體個案情形，無待聲請，主動依職權調查。又關於公平正義之維護及被告利 益保障之重大事項，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無裁量選擇之餘地。所稱『公平正義 之維護』之重大事項，例如案件攸關國家、社會或個人重大法益之保護，或牽涉 整體法律目的之實現及國民法律感情之維繫者均屬之。而法院就『公平正義』之 規範性概念予以價值補充時，必須參酌法律精神、立法目的、依據社會之情形 及實際需要，以具體化，以求實質之妥當，是以法院於訴訟程序之進行，除須 遵循正當程序原則外，於作成判決時，亦須將相關理由記載明確，不宜過於簡 略含糊。至於對『被告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係指該等事實或訴訟資料之存 在對被告有直接且重大之利益，例如案件是否具備阻卻違法、阻卻責任、得或
10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3848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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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減輕或免除刑罰等有利於被告之情形，法院均應特加注意，依職權主動調 查。法院根據刑訴法 163 條第 2 項之規定，發動職權進行證據之調查，須維持客 觀、公正之立場，於調查證據前，應先予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有 就證據調查範圍、順序及方法陳述意見之機會，避免以突襲性之證據調查作為 判決基礎，影響當事人訴訟權益。（刑訴法 163 條之 2）」，準此可見，證據調 查與無罪推定原則息息相關。但無論採以上何意見，因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第 2 項本文規定「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法官據此有權主動調查 事實的真相，不限於對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證據。是同條項但書規定「但於公平正 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不管係法 官的「權利」或「義務」，上開決議無非作了「寧縱毋枉」的詮釋罷了。並由此 亦可看出司法正義與無罪推定、人權保障等原則息息相關之端倪，也與作者對 於法庭正義之論述方向一致，僅程度上有所差別而已。
第二項 刑事的分配正義
正義在司法刑事上，應該定義在「平衡」、「平等」，刑事訴訟所欲追求的目 的，不外乎公平正義之維護，亦即在追求真實發現之同時，應兼及被告利益及不
正義在司法刑事上，應該定義在「平衡」、「平等」，刑事訴訟所欲追求的目 的，不外乎公平正義之維護，亦即在追求真實發現之同時，應兼及被告利益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