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法庭正義
第四節 法庭正義與社會正義之關係
美國的霍姆斯大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曾說：「法律的生命不曾是 邏輯，而向來是經驗」，但是這個「經驗」，指的卻是法官的理性經驗。法律本為 伸張正義、解決社會（階級）衝突而存在，但是當法律的主要功能是幫助支配者 壟斷手中的支配（Herrschaft ）與權力（ Macht）之時，法律本身便會變成製
43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384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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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衝突的來源，成為「在社會充當武器的法律」。當高高在上的法官的出身與審 判結果這些經驗事實都攤在陽光下接受驗證時，司法工作的實際運作不在被看作 是黑箱工作，而是與特定時空脈絡息息相關之時，它的脈絡性與可變性便被彰顯 出來。一旦研究結果與社會期待有所落差，司法改革的要求便會隨之而來44。
作為西方司法圖騰的正義女神之所以蒙住雙眼，是因為期待執法者能公正無 私，不要受到眼前所看到的貧富尊卑或智愚賢不肖所影響，而能摒除一己的情緒 與偏見，依據具有普遍性的法的原則而做出理性的個案判斷。法庭程序的運作如 何實現司法正義，攸關廣大人民的法律感情；法官和檢察官的角色扮演固有制度 設計上的區隔，然而追求「毋枉毋縱」，其執法的理想目標應是一致的。此所以 立法者於刑事訴訟法總則編第一章法例，開宗明義規定：犯罪，非依本法或其他 法律所定之訴訟程序，不得追訴、處罰。並規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
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刑事訴訟法第 1 條第 1 項、第 2 條第 1 項）現行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因而刑事訴訟法 第 161 條第 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 法」，就權責而論，公訴之提起者，應負責證明其所提之公訴有無理由。其無論 在起訴階段，抑或在證據調查時，若未能要求檢察官善盡實質的舉證責任，此亦 無非贊同檢察官可不必詳查證據是否足以證明被告之犯罪嫌疑，而輕易地發動公 訴權之請求（輕率起訴），因而造成案件之濫訴，其結果，被告無辜被波及而無 端地承擔訴累（被有罪推定之結果）。另方面，於同法第 163 條第 2 項規定「法 院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 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是法院應就該無罪推定法理之公 正適用善盡其義務，堅持其客觀公正之立場以認定事實。如此一來，被告在訴訟 程序上所應享有的無罪推定地位方能受到保障。是故，對於追訴與審判機關之各 種行為，賦予如上法律上之拘束義務，防止「萬一的誤判」，以保障被告障被告 之防禦地位，即為該無罪推定原則之法規範上之目的45。
從正義之層面而論，「處罰一位無辜者可能會受到強烈的抨擊，然相對的，
十位有罪者被判無罪之情形下，反而受到非難之程度可能會較預期的輕微」。因
44 林端，司法社會學對臺灣司法改革的意義，全國律師，第 3 卷第 8 期，1999 年 8 月，28 頁。
45 黃朝義，無罪推定-論刑事訴訟程序之運作，五南，2002 年 10 月初版三刷，29 至 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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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該無罪推定之法理，有其不容受到否定之價值。依據該法理之解釋，無罪者 被判有罪之例子即使很少，惟一旦有判決上之過失發生時，由裁判之正義面而 論，是屬於無法為圓滿解釋之重大違失46。
「一個人在未定罪前，都是無辜的」，此為丹諾自傳中的一句名言，但當專 業者機械化47走過法律程序之時，「人」的個別差異被忽略了，理性形塑的理性權 威變得比感性認知的個案正義來得重要48，此為法官、檢察官之通病，甚且會選 擇性的施用法律，以致暴露內在於法律的差別待遇。法律與社會生活相互影響、
相互依賴，法律規範要取得正當性，發揮其有效性，必須有充實的社會生活的基 礎，為社會生活中諸多行動者所信賴與遵循。我們應用法律來排難解紛、判定是 非對錯，進而規範社會生活，故司法機構是否有充分的正當性，是否公正客觀，
是否為人民所信賴，是否能發揮其有效性，直接關係著國家制定法是否為社會生 活所吸納接受，以及法治社會能否確立。當司法機構的法官根據實定的法條，應 用在每個具體個案的判決之時，他（她）與涉案當事人即進行了法律上的互動，
他們一個扮演法律提供者（law suppoter）的角色，一個扮演法律接受者（law consumer）的角色（借用美國法律社會學家 Llewellyn 的概念）49，兩者互動的 良窳與否，不但關係到法治觀念能否真正落實，亦為正當法律程序的開始。
無罪推定原則之固有內涵，係指未依法證明被告有罪前，應推定被告無罪，
因而不能對被告施予刑罰或類似刑罰之不利後果。做為法官之行為規範，無罪推 定原則要求，法官面對被告應無偏見，但面對程序結果應採開放態度。並堅守被 告無自證無罪之義務的信念，始能實現社會正義。
46 黃朝義，同前註，29 頁。
47 曾有講座在司法官訓練所對將成為法官、檢察官的司法官問：「如有警察移送某甲騎乘遭竊之 機車，事實及證據均僅有某甲騎乘遭竊的機車，你們會判某甲有罪嗎？」結果至少有一半均舉手 同意判有罪，但這些訓練有素的專業法官，難道不知「無罪推定原則」？而另一半有些卻認為應 判決（起訴）收受贓物罪，而非竊盜，少部分同意無罪（不起訴），從這裡已見執法者之僵化與 機械化看待案件，無同理心之經驗而漠視被告權益之程度。
48 施慧玲，生命價值、法律權威與專業主義-後現代主義下的個人經驗理性，法官協會雜誌，第 6 卷第 2 期，2004 年 12 月，56 頁。
49 林端，同註 44，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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