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罪推定重在犯罪事實的釐清

我國現行法關於無罪推定之明文規定有二，一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規 定「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二為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 條規定「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 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 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換言之，被告（犯罪 嫌疑人）無證明自己無罪之義務（惟關於「不在場之證明」，應由被告提出證明 方法供法院、檢察官調查證明，較符證據經濟原則）或不受強迫認罪之權利及與 之相關之緘默權均源自無罪推定原則。是法官、檢察官的辦案不應過於相信自 白，蓋自白有可能是來自警察的違法蒐證、刑求逼供或利益交換。而無罪推定原 則之適用範圍，既主要係針對犯罪事實認定之限制，足徵無罪推定乃重在犯罪事 實的釐清，以免冤獄⁶¹。

第一項 檢察官負有維護事實真相的義務

檢察官扮演著「正義守護者（minister of justice）」的角色，在法律上以 及道德上，負有崇高的義務，不僅要使有罪者受到懲罰，更應該保護無辜者使其 不受傷害。檢察官擁有法律所授予的強大權力，可以動用一切的國家資源來糾問 任何一個平民，而檢察官的這項權力事實上又幾乎完全沒有節制。

在美國司法的核心價值觀是「寧可錯放一個有罪的人，也不應錯判一個無罪 的人」。其司法審判的目的在於「發現事實真相」，而非使被告「被判有罪」。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也明白指出，檢察官所應關切的「不在贏得訴訟，而是正義必須 得以伸張」。因此，當檢察官的行為涉及危害事實真相的發掘，或危害到審判的

61 「全世界的冤獄，結構都是一樣的：殘忍的犯罪，聳動的媒體報導，激憤的輿論，先入為主的 警察，代罪羔羊的鎖定，刑求逼供得來的唯一證據—卻是『證據之王』的自白，跟隨警察起舞的 檢察官，面對社會壓力的法官。『無罪推定』，從來就不是刑事訴訟的基本精神。『給社會一個 交代』才是」，引自吳豪人，「說個故事給蘇建和案的承審法官們聽」一文，轉載自 PNN 公視新 聞議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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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性時，法院都會直接或間接的明白加以譴責或制止，如果檢察官的不當行為 有可能嚴重危害到判決的正確性時，法院會直接做出不利於檢察官的決定，直接 將判決撤銷。

是檢察官因掌握整個司法程序，從調查犯罪到提出訴訟，從蒐集證據到法庭 上的攻防等，在在都受到檢察官的掌控，檢察官事實上壟斷了一切證據也壟斷了 包裝證據的權利，更壟斷了事實真相，檢察官其實比任何人都瞭解事實真相。而 且，因為檢察官代表著國家，他的行為直接受到國家機器的背書。他的專業角色，

以及「正義守護者」的形象，使得事實真相發現者（fact-finder），包括法官與 陪審團，很自然的相信檢察官的一舉一動都必然是合乎公平正義，而充分信賴檢 察官所做出的判斷與決定。也因此使得檢察官對於事實真相發現者有極大的影響 力，可以輕易的左右他們做出不當的決定。所以檢察官自己對被告有罪與否都有 合理的懷疑時，卻將之交付審判，等於是要求陪審團及法官再猜一次，或是要求 他們為檢察官的起訴決定來背書，此不但浪費寶貴的司法資源。而且一旦上了法 庭，檢察官勢必要為自己起訴行為的合理性來辯護，那麼，檢察官就一定得做出 危害事實真相的事情，使被告被裁判有罪，才能維護自己起訴的合理性。

故檢察官在法律上以及道德上富有「維護事實真相的義務」，這項義務包括 了消極的義務與積極義務。消極的義務是「不得從事危害事實真相」的行為，包 括不得扭曲事實真相、不得提出虛偽不實之證據，不得隱匿事實或證據、不得阻 撓被告取得有利證據或採取有利防禦措施等。而積極的義務則是協助被告取得有 利的證據，以協助法院及被告澄清事實真相，以及對事實真相作預先之裁判，如 果沒有相當的確信時，就應該有道德勇氣拒絕起訴，才是檢察官真正能做到符合

「正義守護者」角色的正確作法⁶²。

我國在訴訟程序中，檢察官在起訴時，其位居控訴者之角色，被告之行為構 不構成犯罪，應不應該起訴，其擁有絕對的決定權。檢察官一旦決定起訴時，起 訴之程序並非意味著控訴者之角色業已完成，依法控訴者之責任應該從起訴之時

62 葛斯曼原著，鄺允銘譯，檢察官維護事實真相之義務，政大法學評論第 116 期，99 年 8 月，

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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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開始，亦即往後其在法庭之活動是主動積極的，直至被告之犯罪行為得以被確 定為止，否則被告應被推定為無罪。相對地，法院亦基於不告不理之刑事訴訟原 則，於受理檢察官起訴之案件後，開始與案件發生關係。法院之受理案件，其責 任乃在於往後如何安排，整理爭執、不爭執事項；證人之傳喚、依聲請調查證據 之訴訟指揮與審理判斷該案件。換言之，法院之職責與檢察官所負者基本上並不 相同，檢察官在於控訴被告，被告之犯行存在與否，其需於法庭上為詳實之說明 與舉證，而法院之職責在於釐清案情而審理案件，並非在於調查案件，亦即案件 調查之工作應屬檢察機關所為聲請調查證據之工作，否則法官若兼辦證據之調查

（蒐集）工作時，則審判者與控訴者之角色扮演便無法為之區分，法官亦如同糾 問法官般審理案件，似有球員兼裁判之嫌疑（基本上，除非法院認為不為證據之 調查顯然對被告不利時，方得以輔助者之角色予以介入，且屬非介入不可，進行 證據之調查），蓋因法官過度的介入，似乎很容易被認為破壞訴訟法上不告不理 之大原則。準此可知，檢察官之控訴者角色，基本上與法官為審判者之角色截然 不同。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51 條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 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是以檢察官偵查結果起訴之法定門檻應為足夠的 犯罪嫌疑，即指依檢察官偵查所得的事證判斷，被告之犯罪很可能致有罪判決 而言，雖不必到對犯罪事實已達確信之心證的程度，但仍應以至少「八、九不離 十」的確信有罪，始能固守事實真相之維護者，蓋檢察官握有極大的權力，可以 剝奪一個人的名譽、自由，乃至生命，故檢察官如果濫權起訴將造成不可回復 的司法上錯誤判決，因此，檢察官不論是在法律上或是道德上都有維護事實真 相的義務，始能扮演好「正義守護者的角色」。

第二項 嚴守偵查不公開以維事實的完整性

在制度上，若無一有效之偵查組織，對於犯罪行為之舉發與偵查，將是困難 之事。因此必須藉由種種偵查方法蒐集各種證據以為審判之用。亦即，偵查人員 經由搜索、扣押等方法，以取得各類供述證據與非供述證據。甚且由於社會趨於 複雜化，以及案件偵辦不易之結果，各類新型之偵查方法，如監聽與誘捕，隨之 被開發與利用。換言之，都市多元化社會之形成，隨之所要求之必要偵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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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種程度下，似乎已在社會各階層中獲得廣泛之同意與支持。

然而，在社會複雜的另一面，一旦發現偵查機關欠缺解開犯罪事實真相所應 具備之能力，且犯罪案件不斷的發生，破案之壓力不斷湧現時，偵查機關可能會 迫於時勢，為能輕易的拘捕相關人犯，率皆會以及中火力之方法，針對認為與犯 罪相關者加以逮捕，隨之取得些與犯罪有關者之自白或其他相關之供述。此種作 法國內外皆曾發生過。惟因作為之拙劣屢遭批評，而不屬於偵辦一般案件所容許 之方法。再者，以往專制者為圖謀個人之私益，進行恐怖性鎮壓活動。其中，法 律之執行、犯罪偵查活動以及刑事裁判等，皆很容易成為被利用之對象。因此，

專制者為對付異己，刑事訴訟程序中所嚴格要求之法律規範，非但未被遵守，反 而慘遭破壞，所謂無罪推定原則以及經由該原則所衍生出的原理原則，全數受到 否認（納粹德國以及軍國主義時代的日本皆屬之）。

惟雖為如此，不論時代如何變遷，亦不論社會複雜化至何種程度，制度之建 立，自有其必要。就以刑事訴訟程序之領域而論，與此有關且最受影響者當推偵 查之法規範問題。因此，為能擔保偵查效率之確實與正當，以及為維持社會之自 由與個人基本人權得以獲得充分保障，取得平衡之偵查規範，就有其必要。其中

「拒絕自我負罪特權之原理」（無自證無罪義務）與「緘默權法理」等規範偵查 之原理原則最受重視。而由來於「無罪推定」大原則之「拒絕自我負罪特權之原 理」將是與偵查，尤其是與被告之偵訊，具有密切關係。⁶³

偵查程序只是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本其職權，開始瞭解刑事案件之犯罪事實真 相之形式程序，況且，依據無罪推定之意旨，任何涉嫌者直到判決確定有罪之前，

均應推定其為無辜，故在偵查程序中乃採行秘密偵查原則或偵查不公開原則，不 但整個偵查活動與過程，應秘密之，而且所有參與偵查程序之人員因執行職務所 得知之內容，亦應保守秘密而不得公開，亦即偵查活動過程與偵查內容均不得為 外透露消息，特別應防止媒體得知，否則，因為風聲走漏，將會發生湮滅證據、

均應推定其為無辜，故在偵查程序中乃採行秘密偵查原則或偵查不公開原則，不 但整個偵查活動與過程，應秘密之，而且所有參與偵查程序之人員因執行職務所 得知之內容，亦應保守秘密而不得公開，亦即偵查活動過程與偵查內容均不得為 外透露消息，特別應防止媒體得知，否則，因為風聲走漏，將會發生湮滅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