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2010 年 5 月，保守黨在大選中贏過工黨，成為國會最大黨，但由於席次並未 過半，保守黨選擇與自由民主黨組成聯合政府（Con-Lib Coalition），於睽違 13 年 後重新執政。雖為聯合執政，從政黨資源與掌握職位來觀察，保守黨仍掌握較高的 外交政策主導權。如此決策者的轉換，使得英國2010 年後的外交政策也隨之出現 調整，但如此改變不僅因決策者之轉變而起，國際環境的變化也是重要成因。2008 年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國內經濟蕭條，與接踵而至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使英國國內 對歐盟的不滿與日俱增，也是聯合內閣首要面對的挑戰。1自布朗（Gordon Brown）
政府繼承而來的財政問題難以負荷歐盟政策所需分擔的責任，而其制度所造成國 家分擔不均問題，與國家開放「四大自由流通」2後，進入英國境內的大規模中東 歐移民佔去本國人的就業機會，均讓國內對歐盟體制的不滿與日俱增。卡麥隆於 2011 年否決歐盟通過新版財政協定，不願意承擔歐元區國家因歐債危機而導致的 債務問題，與前首相布朗積極參與金融危機的解決方案之態度相比，保守黨政府對 歐洲整合議題的合作意願更為低落。
2010 年保守黨執政後的英美關係也出現顯著的不和諧。首相卡麥隆與外交大 臣海格（William Hague）上任前曾針對英美特殊關係表達英國應該「堅定但非盲 從」（solid but not slavish）3的看法。英國改變過去一切聽從美國、配合其政策的
1 Rhiannon Vickers, “The Con-Lib Agenda for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 Simon Lee & Matt Beech, eds. The Cameron-Clegg Government: Coalition Politics in an Age of Austerity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 212.
2 意指單一市場中貨物、人力、服務與資本的自由流通。
3 Ruike Xu, Alliance persistence within the Anglo-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post-Cold War era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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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奏，如 2011 年利比亞與 2013 年敘利亞的軍事行動決議，不論是聯合行動，或 是尋求國會同意，英國主要皆按照自己的利益與計畫而行，而美國的軍事行動也傾 向與多邊機制配合，與布希時代的行為模式大不相同。2016 年英國成為西方第一 個申請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簡稱亞投行），使雙方自 2010 年以來的矛盾加深。亞投行彰顯中國主導世 界經濟秩序的企圖心，為美國所忌憚。因此英國行為不僅是追求國家利益，更是對 中國企圖的支持，而可能威脅美國利益，使其「重返亞太」的再平衡策略弱化。由 此看來，英美因為雙方對於國家利益的看法和追求之差異性，導致雙方行為的落 差，造成兩國之間的不信任而影響英美特殊關係。
事實上，早在 2010 年聯合政府上台之前，英美特殊關係的存續便已受到質疑。
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House of Commons Foreign Affairs Commitee）於 2010 年 公布「全球安全：英美關係」（Global Security: UK-US Relations）的報告，探討 2009 年至2010 年間的英美關係的各方面發展與變化。4報告指出，英美特殊關係持續至 2010 年，雙方的軍事、情報等安全合作面向的緊密關係確為特殊且仍然存在，而 雙方擁有共同且深厚的文化、歷史與貿易連結，更享有對自由、民主與法治社會高 度的認同與維護共識。然而報告也提到以充滿歷史意義的「英美特殊關係」一詞來 形容當今的英美關係容易對執政者造成潛在的誤導（potentially misleading），政治 人物在媒體面前任意使用這個名詞，往往帶給國民對英美關係賦予英國之利益的 不實際期待與想像。報告結論認為以「特殊關係」的角度來理解英美關係並無差錯，
但英國需要認知並理解，美國與其他重要戰略夥伴和鄰國的合作與交流程度，也是
4 House of Common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Global Security: UK-US Relations, House of Commons, No. HC 114, March 18, 2010, House of Commons, pp. 8-19.
<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0910/cmselect/cmfaff/114/1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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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緊密與特殊。英美關係的特殊之處在於雙方在軍事、核武與情報等三方面的合 作內涵。
而英國自 1972 年加入歐盟以來，經歷貨幣、稅率、移民、經濟等諸多整合議 題的爭議，又受到自1980 年代末以來不斷增長的疑歐主義和脫歐派勢力，促使首 相卡麥隆於2016 年舉行脫歐公投，結果同意英國離開歐盟。脫歐聲浪的高漲，說 明英國認為自後冷戰時期以來，以「大西洋橋樑」（Atlantic Bridge）5連結美國與 歐洲的外交政策已無法滿足英國對國家利益的看法與追求。因此原為外交政策核 心的英美關係與英歐關係，都出現不同程度的淡化與退縮，與此同時，英國積極與 新興強權國家建立合作與友好關係，試圖重振英國的世界性強權地位，發揮全球範 圍的影響力。2016 年梅伊（Theresa May）執政後，提出「世界的英國」（Global Britain），將該企圖心具體化為明確的外交政策方針。
上述轉變作為本研究的出發點，而使本文感興趣的是 2010 年間英國政黨輪替 之際，與美國和歐洲關係的不和諧，是否在經過近10 年後能形成一個明確、有脈 絡的政策方向。另外，「世界的英國」政策方向主張除了既有的英美特殊關係與歐 盟，英國更應以世界為範圍，爭取更不受限制的經濟與貿易利益，該想法是否與19 世紀中期後英國曾追求「光榮孤立」政策的思維不謀而合？雙方的差異之處呈現在 哪些面向？而英國與美國與歐盟關係的淡化，以及「世界的英國」政策的實行，是 否提供英國比過去扮演「大西洋橋樑」角色更好的發展方向？若「世界的英國」與
「光榮孤立」的邏輯相似，而英國冒著「光榮孤立」政策下國家被邊緣化的風險採 行「世界的英國」政策，其理想中的更好的國家利益為何，以及如何透過向世界開 放的政策來實現，都是本文所希望能同時觀察的問題。
5 Philip Gannon, “The bridge that Blair built: David Cameron and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British Politics, Vol. 9, No. 2, January 2014, pp. 21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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