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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特殊關係的成形與發展

第二章 英國的外交政策傳統

第三節 英美特殊關係的成形與發展

英美關係是一段由反覆衝突與猜忌發展成穩定互惠與合作的歷史。本節以第 二次世界大戰為分水嶺,將英美關係劃為兩時期:在二戰前大多數時間裡,英國仍 是實力較為強大的一方,英美互動為對等關係,被現實主義與國家利益的計算所主 導。二戰結束後,兩國國力出現顯著落差,英國經濟受到重創並喪失殖民地優勢,

美國則成為全球性霸權。二次大戰中兩國基於共同安全利益、意識形態、民族情感 與領導人關係所建立的緊密軍事與情報合作,開啟英美特殊關係的外交傳統,經歷 冷戰和全球化時代,最終以原核心內涵延續至今。

壹、 二戰前的英美關係

1780 年代甫獨立的美國專注於開發大陸,對外交事務較不關心,但國內的反 英情緒隨著領土擴張與反法戰爭中的摩擦而逐漸升高。1806 年拿破崙實施大陸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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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這是由陸上對海上力量進行的封鎖」。請見Winston Churchill 著,劉會梁譯,《英語民族史

(卷三):革命的年代》(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Volume 3 The Age of Revolution)(新北:左岸文化,2007 年),頁 254-255。

74 Herbert Richmond, British Strategy, Military & Economic: A Historical Review and its Contemporary Lessons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44), pp. 107-109.

75 Clayton Roberts & David Roberts 著,賈士蘅譯,《英國史(下)》(A History of England, Volume 2),頁 737。

76 英美於 1814 年簽訂《根特條約》(Treaty of Ghent),英國承認美國的主權地位,美國承諾不再 進犯英國在加拿大的領土。

77 George W. Hoffman, “Nineteenth century roots of American world power relations: a study in historical political geography,”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Vol.1, No. 3, July 1982, pp. 279-292.

78 Nancy and Edward Spannaus, “The Monroe Doctrine was aimed at Britain,”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Vol.9, No. 18, May 1982, pp. 30-33.

79 John Lowe 著,劉玉霞、龔文啟譯,《英國與英國外交(1815-1555)》(Britain and Foreign Affairs, 1815-1885),頁 49。

80 Nancy and Edward Spannaus, “The Monroe Doctrine was aimed at Britain,”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Vol.9, No. 18, May 1982, pp. 31.

81 Winston Churchill 著,劉會梁譯,《英語民族史(卷四):偉大的民主國家》(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Volume 4: The Great Democracies),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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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屢有紛爭,如 1880 年代美國與加拿大漁業資源爭議,82以及委內瑞拉與英屬圭 亞那的邊界爭議(The British Guiana-Venezuela Border Dispute),美國因此事起草

「二十英吋口徑大砲」照會,83大力譴責英國態度並要求其接受美國單方仲裁。儘 管被認為戰爭一觸即發,但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侯爵(Robert Cecil, 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仍選擇待美國不滿情緒降溫後理性解決,此時南非殖民地的軍事衝突84 又使英國分身乏術,最終同意由美國進行仲裁,而美國也最大程度滿足英國要求,

和平解決爭議。

英美關係在委內瑞拉危機後明顯改善。英國於 1901 年承認美國對巴拿馬運河 的控制權,851899 年美西戰爭時英國默許美國掠奪西班牙殖民地,也是唯一支持美 國的歐洲國家,美國因而充滿感戴並應英國請求,發表「門戶開放」政策回應列強 瓜分中國的行為。眼看1900 年英德協定並未壓制俄國在東亞權力擴張,以及歐洲 列強各自結盟並彼此敵視,英國結束19 世紀中期以來的「光榮孤立」政策,1902 年與日本簽訂同盟條約,並且積極設法提升英美關係。1903 年英美將加拿大自治 領和阿拉斯加邊界的爭端提交位於倫敦的聯合仲裁法庭,裁判成員在英國政府指 示下做出有利美國的裁決,說明英國決心與美國盡釋前嫌,而英美關係之重要性也 已然超越帝國保護加拿大利益之義務。86

82 Iestyn Adams, Brothers across the Ocea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 1900-1905 (London: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005), p. 10.

83 這篇被克利夫蘭總統形容為「二十英吋口徑大砲」的照會高舉門羅主義與不殖民原則,說明美

國行為的合理性與正當性,視英國對委內瑞拉的領土主張與要求為對委內瑞拉的入侵,更延伸 為對美國人民利益有害的行為,將有損英美關係的發展。

84 1895 年,南非總督羅德斯(Cecil Rhodes)為獨佔金礦利潤,企圖以裡應外合的方式推翻川斯

瓦共和國的克魯格(Paul Kruger)政府,被波耳人成功擊退並阻止政變。事後欲與英國競爭世

界強權地位的德皇威廉二世發出賀電,川斯瓦也接連與數個歐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請見馮堅

編著,《話說英國兩千年》(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11 年),頁 345。

85《海—龐斯福特條約》(Hay-Pauncefote Treaty)。

86 Iestyn Adams, Brothers across the Ocea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 1900-1905, pp. 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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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過度擴張、經濟與工業產能停滯不前、列強各自結盟並積極擴張等國內內 和 國 際 因 素 , 使 此 時 的 外 交 大 臣 藍 斯 唐 恩 侯 爵 (Henry Charles Keith Petty-Fitzmaurice, 5th Marquess of Lansdowne)意識到英國國力下降和國際空間的限縮。

隨著20 世紀初期國家力量衰退,與俄國與德國的海權與殖民地擴張之國際層次因 素,英國意識到海上力量與帝國基業的脆弱性,87如殖民大臣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也認為「這個國家一直採行絕對孤立的政策,我們沒有盟友,而我害 怕的是我們沒有朋友」。88英國對盟友的需要以及與美國合作的價值使其對「光榮 孤立」政策之堅持,可見世紀轉換之際英國對美政策轉變之主要目的為國家利益。

這也能解釋英美如何進行和平轉換霸權,權力轉移理論者認為,論安全利益,英美 之間足夠的地理距離與美國長期的孤立主義傾向,使英國不會感到倍受威脅;89論 經濟與制度利益,美國對於英國先前以世界霸權之姿所建立的國際秩序與運作制 度並無不滿和欲推翻之意,90英國既有貿易和殖民地利益的得以延續。因此英國得 以如奧甘斯基所言,「從世界首強的地位滑落,但仍舉止優雅地盡其所能保持領先 地位,並盡可能滑落在現實所需的最小範圍內」,91英美關係的互惠與美國成為霸 權對國家利益的影響評估,使英國最終和平地將霸權地位移轉給美國。

貳、 二戰後的英美特殊關係

英美關係於 19 世紀末逐漸修好,英美特殊關係則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 來雙方建立的軍事同盟。9220 世紀以來英國的經濟、工業與科技能力的相對成長率

87 Stephen J. Lee, Aspects of British Political History 1815-1914, p. 259.

88 Christopher Howard, “Splendid Isolation,” History, Vol. 47, No. 159, February 1962, p. 34.

89 James Lee Ra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Political Ambition (London: SAGE, 2014), p. 295.

90 James Lee Ra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Political Ambition, p. 295.

91 Abramo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p.110.

92 Kathleen Burk, “America's ‘special relationships’: foreign and domestic aspects of the politics of alliance,” in John Dumbrell & Axel Schäfer, eds., America's 'Special Relationships' Foreign and Domestic Aspects of the Politics of Alliance (London: Routledge, 2009),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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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落後於美國與德國,93兩次世界大戰更造成國力嚴重衰退,19 世紀中期繁榮昌盛 且生機蓬勃的大英帝國已成歷史。藉著與美國這個新興強權的同盟,英國在二戰期 間得到協助,又得在戰後以「三巨頭」之姿共同安排國際秩序與支配權力格局。英 國的安全利益得到高度保障,更在國力下滑之際維持國際地位與國際影響力。94另 一方面,當德日分別於歐洲與亞洲肆意擴張,美國能倚靠的盟友有限,而英國作為 一個政經制度、民族語言和文化傳統皆與美國相似且仍保有戰鬥力的國家,是當時 美國最好的結盟選擇。因此英美關係在二次大戰期間高度提升,可說是雙方在既有 條件下的權宜之計與現實考量。95

隨著戰後東西對立的格局逐漸成形,1946 年 3 月 5 日時為在野的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於美國密蘇里州富敦市發表和平砥柱(Sinews of Peace)演說,

首次提到英美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hip):「英美關係的存在對於維持冷戰時 期的世界和平之意義至關重要。兩國於 20 世紀內兩度攜手共同對抗暴政與獨裁,

為民主與自由價值奮鬥,而既有的同質性與軍事合作會持續在兩國之間發展出更 緊密、永久性的連結」。96兩極體系提供英美合作基礎與方向,包括戰略與安全利 益和意識形態與制度價值的維護。兩強格局形成之初,也是英美特殊關係的蜜月 期,971948 年第一次柏林危機與 1950 年韓戰中皆有英美合作的身影,充分展現同 盟的軍事性質,為冷戰時期兩國在高階政治範疇中密切合作的開端。98

93 Clayton Roberts & David Roberts 著,賈士蘅譯,《英國史(下)》(A History of England, Volume 2),頁 930-933。

94 盛紅生編,《英國政治發展與對外政策》,頁 100。

95 B. J. C. McKercher,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since 1941 (London: Routledge, 2017), p. 23.

96 Randolph S. Churchill, ed., The Sinews of Peace, Post-war Speeches (London: Cassell, 1948), pp. 93-105.

97 盛紅生編,《英國政治發展與對外政策》,頁 132-133。

98 Ruike Xu, Alliance Persistence within the Anglo-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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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月期持續至 1956 年英國聯合法國與以色列,在未知會美國的狀況下,對將 蘇伊士運河國有化的埃及進行軍事攻擊。事後英法受到國際批評,美國顧及國內選 情以及區域利益,也不願與帝國主義式行動有所牽扯,99不僅透過聯合國向英國與 法國施壓,要求立即停火與撤軍,甚至不惜以英鎊與法郎的幣值作為威脅。美國在 危機處理過程中展現屬於世界強權的影響力與道德優越地位,100英國則換來自取 其辱的挫敗,自此需要美國支持才能維護其於中東地區的利益,與1945 年三巨頭 平起平坐的形象相去甚遠,英美關係也因而受到傷害。

蘇伊士運河危機後,1957 年上任的首相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曾在回 憶錄提到「我就任首相時面臨的最緊迫而又最微妙的任務,就是彌合以至最終恢復 我們與華盛頓的舊有關係。然後為聯合王國制定一個充分考慮到核武器衝突的新 的防務組織和防務戰略」。101他認識到二戰後國際體系與英國世界地位的轉變之下 的兩重要戰略思考:首先為美國對於維持英國影響力與安全利益的重要性,因此他 選擇迅速修復英美關係,除了配合艾森豪主義 102下美國在約旦和黎巴嫩的軍事行 動,更與甘迺迪總統建立良好的私人情誼。對盟友的需求與英國在軍事與政治層面 無可取代的重要性103使美國也不願英美關係持續陷入僵局,1957 年雙方於百慕達 會晤時重申英美特殊關係的重要性,美國更答應給予英國天空閃電飛彈系統

(Skybolt),並且修改《原子能法》(Atomic Energy Act)104與英國分享核武技術,

99 B. J. C. McKercher,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since 1941, p. 63.

100 Tore T. Peterson, “Post-Suez consequences: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Eisenhower to Nixon,” in Simon C. Smith, ed., Reassessing Suez 1956: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 (London: Routledge, 2016), pp. 215-226.

101 盛紅生編,《英國政治發展與對外政策》,頁 134。

102 1950 年代末期提出的艾森豪主義(Eisenhower’s doctrine)支持美國向中東國家提供經濟與軍

102 1950 年代末期提出的艾森豪主義(Eisenhower’s doctrine)支持美國向中東國家提供經濟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