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方法與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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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的方法與步驟

行文至此，本論文的研究架構已然清楚呈現，在本節中，筆者將先說明本論 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指出其解釋力優於其他方法的原因，其次，在接下來的部 分再一一解釋本論文的執行步驟，包括如何挑選個案，決定時序，以及進行資料 的收集，並且在最後指出筆者必須克服的研究限制。

一、 歷史制度途徑的分析 

由於本論文擬從發展型國家理論出發，深刻剖析電視產業維持或耗散生產力 的成因，從而理解後進國家如何透過制度安排，持續領航產業面對市場開放，在 激烈的競爭中求得生存與發展，同樣也釐清何以某些後進國家有過短暫輝煌後，

便無力繼續推動產業發展，只能坐視他國躍升超前。然而，單純只靠數據資料，

很難掌握台韓案例中政局遞嬗和電視產業的相互關聯，更無法指出市場結構變遷 的始末。例如在決定電視產業開放的過程中，為何台灣選擇的是新自由主義的觀 點，而非其他經濟學說，在作法上則傾向盡速開放被官方長期壟斷的市場，相信 只要降低管制便會有效吸引業者投入，進而帶動整體市場的勃興。若不回顧當時 的歷史脈絡，很難釐清台灣政府在轉型過程中，是出於何種目的而形塑競爭的市 場結構。同時，韓國為何可以抵擋私有化的壓力，長久以來保有公共電視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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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電視台又在何種情況下會依循國家政策，而非忽視或挑戰之。

可是，制度的改變，往往與政局變化和社經變遷相伴而生，並非單一的因果 關係就能夠解釋，很難用理性抉擇論者的那種「工具性邏輯」來理解這個複雜的 轉變，況且，我們還要進一步闡述發展型國家如何適應新的國內外環境，找出新 的制度解決方案，所以，說明制度變化的過程是很重要的。Campbell 提出「拼 裝」（Bricolage）的概念，即新的制度方案並不是全然從他處班師而來，而是從 舊的制度元素中重組（resemble）而產生的（J. L. Campbell, 2004, ch. 3）。Clemens 和 Cook 在解釋制度的延續與變化時，強調制度會塑造利益和誘因，包含實質利 益或是關係權力，所以在決策過程中也會塑造行為者的行為（E. S. Clemens and J.

M. Cook, 1999）。

簡言之，我們必須回歸歷史脈絡才能更好地理解制度被重製、瓦解、回應瓦 解等一連串的過程，所以本論文將焦點鎖定在台灣與韓國的政媒之間的發展，解 釋歷經 1997 年金融風暴的轉折（critical juncture）之後，國家如何對此鉅變做出 調適，重新選定策略及發展目標，並且說明在經過制度變遷後，兩國又各自發展 出何種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進而對目前產業績效的差異做出清楚的闡 釋。筆者希望藉由比較兩國展路徑，剖析電視史發展的轉折，發掘影響產業的重 要關鍵。

二、 個案選擇與資料來源 

為了進一步突顯比較研究的重要性，我們先簡單介紹電視產業在幾個重要國 家的發展。首先從已開發國家開始，第一個喊出「文化創意」口號的英國從 90 年代晚期開始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數年後，根據統計，文化創意產業已經 為英國帶來超過百萬的工作機會，以及 1125 億的經濟收益(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 2001)， 2009 年的資料顯示，光是電視廣播的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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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高達 52.6 億英鎊（文化部，2013）。美國則是全球影視產業中最重要的國家，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World Intellectual Poverty Organization)的研究指出，版權產業 及其相關產業對美國經濟貢獻已經占 GDP 的 11%，占就業比例 8.81%(WIPO Studies on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the Copyright Industries, 2012)。但是問題 來了，後進國家可以複製這些已開發國家的發展模式嗎？本文認為，答案是否定 的。主因在於，語言和技術在電視產業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而英語是國際間的 強勢語言，加上這些已開發國家掌握通訊技術，在許多方面本來就佔盡發展優 勢，因此在拓展市場上能夠更輕易地在產業中取得主宰的地位。故而，本文認為 開發中國家的成功案例，具有從產業邊陲走向核心的意義，對於台灣來說勢必更 具參考價值。

接下來，我們來簡單回顧一下後進國家的案例，看看是否有助於理論建構。

根據國際教科文組織 2008 年的報告，在發展中國家之中，文化創意產品出口國 前十名中，有九個是位於亞洲的國家，其中，中國大陸的文化創意交易市場更是 位居第一，即便在此份資料中包含了硬體的計算，恐有出口值過份膨脹的疑慮，

但仍無法抹滅亞洲國家的驚人成長。在電視產業部份，根據中國大陸廣電總局的 調查，2006 年電視節目產量已高達 260 萬小時，足以顯示中國大陸無論是內需 市場或是生產力都十分驚人（公共電視，2008）。然而，以黨領政的政治體制至 今尚未受到民主化的挑戰，而且經濟體質又易於他國，不符合本文的最相似個案 的研究設計，因而只好忍痛捨棄。特別是我們側重政經環境如何形塑產業結構，

中國大陸獨特的發展的確具有學術研究的意義，若深入探討必定能做出重大貢 獻，但在此我們認為中國大陸適合做為單獨個案討論，而非跨國比較研究。

在亞洲的發展中國家裡，最不容錯過的成功案例，顯然是韓國—國家政策引 導產業發展的非英語系國家。在金大中的打造下，電視產業晉身為韓國新興的策 略性產業之一，「韓流崛起」背後的意義除了軟實力提升之外，更重要的是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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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產業對韓國經濟有巨大的貢獻。至於擁有相似發展背景的台灣，即便在政府 致力推廣之下，產業表現似乎不甚理想。因此，我們希望透過台灣與韓國的對比，

尋找出有效推動產業發展的模式。台灣與韓國擁有相似的歷史文化背景，在進入 民主化前，電視媒體都受到政權嚴格的管制，在當時統治需求之下，皆發展出「官 控商營」的特殊制度，接著在 1980 年代兩國相繼開始政權轉型，對電視的思想 控制也逐漸鬆綁，並且開放私人資本進入電視產業，加上新自由主義思潮壓境，

遂開啟後來一連串的「去管制化」(De-regulation)過程。巧合的是，為提升民眾 收視品質，台灣與韓國也不約而同地在 2012 年終止類比訊號，進入電視數位化 時代。故而，本研究觀察的重點設定在 1960 年代至 2012 年間，比較兩國電視產 業的演變，並且探索政治變遷對產業發展所造成的影響。

至於研究資料來源，主要分為兩個部分：官方文件與深度訪談。首先，官方 的統計數據與研究報告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礎，許多機構的官方網站上皆可找到相 關研究報告，例如：韓國通信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韓 國文化體育觀光部( Ministry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韓國廣告放送公社( Korea Broadcast Advertising Corporation)，以及韓國 文化振興院( Korea Creative Contents Agency)提供了豐富的數據資料。韓國國際交 流財團( Korea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與韓國貿易協會(Korea International Trade Association)出版的韓文期刊 Trade Focus 也曾針對電視節目出 口做過詳實可靠的研究。這些機構所提供的研究報告與資料數據，對於我們了解 韓國電視產業的經營有極大的助益。由於國際間文化創意產業的蓬勃發展與所謂 的韓流的崛起，除了韓國本地之外，越來越多英文文獻針對韓國的流行文化產業 進行討論，這些文獻也幫助我們對韓國的電視產業有進一步認識。

另一方面，相較於韓國，台灣政府的官方資料不足且缺乏連貫性是筆者最擔 心的部分。根據前行政院新聞局(現併入文化部)所提供的官方研究報告，關於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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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產業的數據都只有從 2007 年開始統計，2007 年以前無官方資料，跨時資料 (longitudinal studies)更是不可考，這意味著官方並不重視電視產業的發展，所以 才會出現統計資料不全的情況。幸運的是，台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自 2009 年起提供《媒體白皮書》，其中調查資料不但詳實充分，而且與韓方一樣，皆採 用跨國收視率調查公司尼爾森（Nielson）所提供的統計數據，讓我們不用擔心 因不同統計方式而導致分析誤差或偏頗。至於更早期的資料，筆者將從過去的研 究文獻中挖掘，努力拼湊成完整的跨時資料以便對照比較，將資料不全的傷害降 到最低。

第二部份是提供輔助資訊的深度訪談。二手資料提供本研究宏觀數據，但卻 無法藉此了解產業變化的脈絡，所以筆者同時也進行深入訪談，希望可以了解政 府與業者之間的互動。特別是政府如何帶領產業、引進私人資本、開放有線電視 後，整體電視環境如何變化、新（有線/衛星）舊（無線頻道）勢力是否此消彼 漲、業者如何回應新挑戰等，都是我們想要深入探究的重點。所以，本研究的研 究對象範圍頗大，包含台灣與韓國的電視節目製作人，電視台人員，甚至是製作 公司人員等。此外，為了拓展相關人脈和增進廣電知識，筆者於 2012 年 10 月至 2013 年 3 月進入台灣的某電視台擔任正職工作人員，營造長時間與訪談對象接 觸的機會，提升訪談的效果。

三、 研究限制 

無論是進行訪談或閱讀資料，語言問題都是本研究最主要的障礙，因為韓文 並非國際學術上常使用的語言。事實上，研究韓國電視產業的文獻並不少，但是 絕大多數皆是以韓文而非英文發表，若非嫻熟韓文者恐怕難以閱讀與理解，所 以，大部分的學者不得不透過英文文獻來了解韓國發展。可是，這樣做的缺點是 容易因語言隔閡造成誤解，進而影響到整個研究分析的有效性，因此，為克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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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困難以完成研究，筆者自 2009 年便開始學習韓文，目前閱讀研究報告已不

言的困難以完成研究，筆者自 2009 年便開始學習韓文，目前閱讀研究報告已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