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笠「戰後世代」長成的時代背景
第二節 笠「戰後世代」與「新生代」詩人群體的異同
余光中在回憶藍星詩社十七年的〈第十七個誕辰〉中，論及六○年代現代 詩壇的四個問題時，對詩壇的混亂說得十分清楚，其中特別直言「晦澀的問題」：
放逐理性，切斷聯想，扼殺文法的結果，使詩境成為夢境，詩的語言成 為囈語甚或魘呼，而意象的濫用無度，到了汩沒意境的阻礙節奏的嚴重 程度。我不否認，超現實主義確曾拓展了詩的視域，並豐富了詩的手法，
可是我要指出，實際上它的魔術只加速了少數能放能收能入能出的高手 的成熟過程，對於大多數的冒險家而言，不幸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終 陷於走火入魔的危境。12
現代主義的發展基礎，奠基於西方現代化、資本化的社會型態，強調人的解放 與自由，反對中產階級主導的社會制約與價值體系，亦否定理性和邏輯為唯一 的判準。反觀其時臺灣社會經濟型態與西方科技資本社會相距甚遠，對此，陳 鴻森曾指出：
事實上，六○年代的臺灣社會，剛從小農經濟漸次向初階工業轉型之際，
知識階層積極吸取為現代主義所批判的西方文明猶恐不及，焉能遽而超 前的體現西方現代科技所引發的實存危機意識，以及人間性失落、現實 疏離、社會異化等哲學焦慮？究其實，「創世紀」旗下詩人所極力表現的
「世界之荒誕」這一母題，其感情、經驗完全是「支借」或模仿來的，
否則洛夫等怎麼解釋他們此後「餘生」的意義？六○年代臺灣的危機，
是國家外交處境日益陷於被孤立的困局；臺灣的絕望，是國民黨統治當 局逐漸體認到「反攻大陸」的無望；臺灣的荒漠，是統治當局長期以來 文化政策的箝制所形成的思想匱乏。詩人不能正視這些現實環境，反而 夸夸其談，專致力於表現西方文明的危機、人類全體命運之絕望、世界 一切之荒漠，豈不悖戾？其尤可議者，則藉詩的「無意義性」來彰顯生
命的矛盾和無意義，用荒謬的形式以揭露荒謬之現實。13
正因為臺灣缺乏西方現代主義發生的政經條件，所以現代派、創世紀所提倡的
「橫的移植」，僅止於外在形式的模仿，其深層的批判精神並沒有一併移植。
七○年代的臺灣正處於風雨飄搖之際：一九七○年十一月，美國政府將釣 魚台列為琉球的一部份，宣佈交還給日本。此一舉措，刺激海內外留學生思索 主權，臺灣民間也積極展開保釣運動。緊接著，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中 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翌年二月美國總統尼克森和周恩來發表「上海公報」，埋下 美國承認中共的伏線；四月日本與中國建交，承認中共為中國主權之唯一代表。
由於國際情勢丕變，一向以中國自居的臺灣社會，突然感到國際人格喪失和存 在的危機。當臺灣不再代表「中國」而被地區化，知識青年一瞬間從虛幻的迷 夢中驚醒，不得不面對現實，關心臺灣的命運和現實處境，因此，政治和社會 改革的呼喊及行動亦隨之而來。
文壇上由關傑明率先發難，他以〈中國現代詩的困境〉和〈中國現代詩的 幻境〉兩篇振聾發聵的文章撼動文學界。以〈幻境〉一文為例，關傑明批評中 國（臺灣）新詩的改革是一種「美利堅化」的行為，文中說：
中國現代詩人在他們的詩作中，都到西方去找典範和指引。……因此就 進口了象徵派、超現實派、未來派、意象派，以及一大堆叫人迷迷糊糊 的「派」來。但同時也引進了對語文和生命不定的態度，對美學的病態 崇拜，想出語驚人的衝動，虛偽的風格，以及急於歌頌那些在今日文學 界與生活中十分流行的絕望與混亂情緒。14
關傑明所指斥的「中國現代詩人」，其實是指臺灣的所謂現代主義論者，他批判 這些亞流現代主義論者的精神虛弱、「對生命不定的態度」，所以他說，一旦「現 代詩不再把道德的真理和對生活的態度當作一種自然的天性，乃是氣概的喪
13 陳鴻森〈臺灣精神的回歸－－《笠》詩刊前一百二十期景印本後記〉，《書目季刊》34 卷 2 期（2000 年 9 月），頁 101。
14 關傑明〈中國現代詩的幻境〉，詳高上秦編《春來燕歸人未歸──中國時報副刊「海外專欄」
新輯之一》（時報出版，1975 年），頁 261。
失，反映出我們文化所面臨的危機。15」所以他在〈困境〉、〈幻境〉二文裡，
點名葉維廉編譯的《中國現代詩選》、張默主編的《中國現代詩論選》及洛夫等 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詩部份，書名雖然冠以「中國」，內容非但沒有反 映中國固有的民族性，反倒呈現出濃厚的「國際性」與「世界性」。
因為國際人格喪失和外交孤立，七○年上半葉一些「新生代」詩社崛起時，
紛紛高舉「中國」大纛，比如「龍族」的命名：「想起龍，便想起這個民族，想 起中國的光榮和屈辱，如果以它作為我們的名字，不也象徵我們任重道遠的使 命嗎？」而「大地」詩社則謂「要寫就寫中國人的詩，要談就談中國人的詩論」；
「主流」詩社則宣告：要「把我們的頭顱擲向這新生的大時代巨流，締造這一 代中國詩的復興」。「草根」詩刊的企圖為：「以我們的詩篇，來鍛接中國的過去，
和未來的中國」16。凡此，不難發現，「中國」這個文化與民族認同的符碼，在 這些詩社的重要文獻中不斷出現。面對這樣的現象，李豐楙說：
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是一重要的分水嶺，在這段期間，基於前二十 年現代詩的發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因而激發當時新生代的詩人的 反省，組織新詩社，尋找新方向。其中自然兼有現代詩理論的重新檢討 與探索，也在實際的創作活動中嘗試加以實踐。這一新詩社崛起的運 動……是在政治、經濟、社會等錯綜複雜的變因，與文學內在發展的不 得不變的變局下，所激發而成的文學運動，具有深刻的文化振興運動的 意義。17
可見「新生代」詩社崛起與關傑明、唐文標等對臺灣亞流現代主義詩風的批判 一樣，都是文學振興運動的一環。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新生代」有意強調他 們自成一代，其間涉及這一代與前一世代的「代溝」問題，陳芳明便說：「《龍 族》的組成份子是以年輕人為中心，年紀最大的不超過三十二歲，最小的不低 於二十二歲，其間的差距只有十年，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都沒有所謂的代溝問題
15 同上註，頁 257。
16 上述詩社宣言轉引自向陽〈微弱但是有力的堅持——七○年代臺灣現代詩壇本土論述初 探〉，《臺灣現代詩史論》（文訊雜誌社，1996 年），頁 367。
發生，恰好可以自成一代。18」此外，還有「戰前的一代」／「戰後的一代」與
「前行代」／「新生代」的對應說法，用以區別不同經驗下成長詩人的不同的 精神，所以，陳芳明認為：「龍族諸君都是屬於戰後的世代，對於戰爭可以說缺 乏體認，生活空間也僅限於土生土長的台灣，自然就沒有受到苦難和鄉愁的濡 染；因此，作品所顯示出來的，已沒有像上一代那樣激進而極端了19。」如前 所述，作為「龍族」詩社中堅的林煥彰、喬林、施善繼、林錫嘉諸人，原本是 笠第一梯次戰後世代，他們之從笠出走，不止意在自立門戶，更凸顯他們「拋 棄繼承」前行代的詩學遺產。相較之下，笠「戰後世代」延續前行代本土文學 的香火，堅持在野立場，批判國府威權統治的精神，二者截然異趣。從這個側 面來看，笠「戰後世代」雖與當時所謂的「新生代」同時登場，文學道路的起 跑點卻大相逕庭。
笠戰後世代的兩種分野，更深刻的觀察剖析，實體現七○年代「本土」論 的兩種走向，亦即以現實主義精神抗衡「西化」亞流現代主義其實有兩個脈絡，
一是龍族、草根等新生代以「中國的」寫實矯正「西化的」移植，笠「戰後世 代」則延續本土詩學的抵抗精神，為土地言、對臺灣被殖民的歷史重加省視（如 陳鴻森七○年代反殖書寫的〈魘〉與〈幻〉諸詩）。前者打著「民族的」旗幟，
後者則標榜「斗笠」的本土精神。至於，「本土」與「民族」論述的夾雜混淆，
經過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洗禮後，「中國結」與「臺灣結」逐漸清晰，
連帶地也引出統、獨議題。此係後話，但必須注意的是，七○年代崛起的這些 新生代詩社，無論是龍族或大地、主流、草根等詩社，皆紛起紛落，大體不出 數年即宣告式微，他們並未能匯聚成為一股足以改變臺灣現代詩發展主潮的集 體力量。這些七○年代先後崛起的「新生代」，最終只有個人的表現，而缺乏群 體的力量，而笠「戰後世代」日漸成熟，加上笠第二世代白萩、李魁賢、趙天 儀等人影響力日甚，七○年代中期以後，笠已成為唯一足以與「創世紀」抗衡 的陣營。因為吸引其他理念相近的新生代入社，加上七○年代後期日益昂揚的 本土精神，笠在八○年代終於成為臺灣詩壇發展的主流，「世代傳承」的意義於 焉告成。
18 〈新的一代新的精神－－《龍族詩選》序〉，收於張漢良、蕭蕭編選《現代詩導讀－－理論 史料批評篇》（故鄉出版社，1979 年），頁 437。
19 同上註，頁 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