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笠「戰後世代」長成的時代背景
第三節 解嚴前、後
八○年代是臺灣從威權統治轉型為民主體制的年代，促使臺灣轉型的，是 一次又一次積累起來、滴水穿石的能量。日據時代以來，臺灣文化界始終存在 著堅韌、在野的抵抗精神，戰後因二二八事件及肅殺的「白色恐怖」，抵抗精神 一度被抑制下來，但沈默只是一時的，《臺灣文藝》和笠詩社一九六四年春間相 繼成立，未始不是抵抗精神的覺醒，是以陳鴻森說：
《臺灣文藝》與《笠》的創刊，顯示了幾個意義：一、臺灣文學工作者 逐漸克服二二八的驚悸，重新聚合，再度發聲（同年九月，臺大教授彭 明敏與其學生謝聰敏、魏廷朝共同起草〈臺灣人民自救宣言〉被捕。）
二、所謂「臺灣本土文藝」、「臺灣人自己的詩刊」，這意味戰後臺灣文學
「本土意識」的萌生，它是七○年代鄉土文學思潮的根源。三、經過約 莫二十年的時間，戰前世代逐漸跨越了語言障礙的困境；而戰後成長的 世代，此時亦能自如地運用中文寫作。他們開始有能力用新的表現工具 建構屬於自己的文學。20
笠戰前世代歷經約莫二十年的時間，重新學習中文，再度於一九六四年出發時，
正好與戰後世代步入詩壇的時間點契合，所以，戰後世代親炙前行代，學習他 們的創作技巧、詩學精神無庸置疑；可是，就語言表達而言，笠戰前世代與戰 後世代是一起成長、同時起跑的。再者，論者一般以鄉土文學論戰為本土意識 崛起的轉捩點，但從吳瀛濤堅持刊物名稱必須冠以「臺灣」之名21，及笠的調 性為「臺灣人自己的詩刊」22來看，六○年代已有本土意識，只是仍為伏流。
而鄉土文學論戰之所以成為「真正的鄉土作家缺席，不談鄉土作品」23這
20 陳鴻森〈臺灣精神的回歸——《笠》詩刊前一百二十期景印本後記〉，《書目季刊》34 卷 2 期（2000 年 9 月），頁 99－100。
21 吳瀛濤先生說：「我們要推動的是臺灣本土文藝，若非冠有『臺灣』二字即失去辦雜誌的意 義。」參考陳千武〈談「笠」的創刊〉，收入鄭炯明編《臺灣精神的崛起——「笠」詩論選 集》，頁 380。
22 同上註，頁 381。
23 見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年》（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1 年），頁 164。又，向陽 曾逐一檢視《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與《鄉土文學討論集》中各文，從這兩本各自代表官方 立場與民間言論的合集，發現鄉土文學論戰中，「詩人以個人身份涉入論戰者，僅銀正雄、
樣的論戰，源於七○年代上半葉國際人格喪失，國府統治的「合法性」連帶地 鬆動。至此，六○年代只能以晦澀詩作來逃避五○年代肅清陰影的文學創作者 和知識份子，終於看清治本的方法不在文化振興，而在國府一天不放棄威權統 治，人民就活在陰影下。經過這樣的辯論、釐析，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政治異 議份子逐漸匯集，爆發了一九七七年的中壢事件，而後黨外勢力集結，在野力 量與文學場域結合，國民政府倍感威脅之下，釀成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港都搜 捕行動，以及八○年代初陳文成事件、林宅滅門血案等一連串政治謀殺。最後，
情治單位派員赴美暗殺江南（江南撰寫《蔣經國傳》），這殘酷的整肅舉動，世 界各國莫不嘩然，無不大力抨擊。這一契機，迫使國民黨政權不得不逐步鬆弛 其政治控制。
另一方面，八○年代初波蘭團結工聯反對運動風起雲湧，造成蘇聯解體。
一九八六年南韓全斗煥、菲律賓馬可仕等獨裁政權先後垮台，這一波波民主浪 潮的沖激，迫使病中的蔣經國開始改革步伐，一九八六年九月臺灣成立了戰後 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翌年廢止長達三十七年的戒嚴法、警總解散並 解除報禁。一九八八年二月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後，臺灣終於告別威權年 代，逐步走向民主開放的新紀元。
解嚴後，由蔣經國政權過渡到李登輝時代，這個時候，政治上本土化已成 主流，經濟上則因為民主資本主義成熟，社會趨向多元化，加上報禁解除與新 媒體出現的資訊衝擊，文化界的大眾化風潮因焉形成。所以，解嚴後的臺灣現 代詩風潮不再像過去任一個年代那樣，可以明確區分主流或非主流，而是一幅 多元並陳、相互拼貼接合的地圖，向陽就說：「我們最少看得到政治詩、都市詩、
台語詩、後現代詩以及大眾詩等五個版圖的相侵相襲、互融互化。24」
另一方面，「走過困厄時代沒有被擊敗的笠，應該更為堅持，更踏實地展現 詩的光亮。但是，笠似乎面對著一個戒嚴解除後社會的無壓力情境，已經缺乏 積極性的創作與批評，就好像在夜暗裡曾經燃亮的火把，那些光在陽光下隱遁 而消退。而事實上，臺灣的文學並未真正得到復權，解嚴只是提供某種釋放力 量，讓政治和商業合流化，政治公害轉而成為商業公害，笠成為一個沒有再發
台灣文學評論大系二：文學現象》（正中書局，1993 年），頁 370。
24 林淇瀁〈八○年代臺灣現代詩風潮試論〉，《臺灣史料研究》9 期（1997 年 5 月），頁 105－
112。
揮標竿作風的記號，在詩文學的領域失去象徵的力量。25」可見，「笠」在解嚴 後似有失去「標竿性」的隱憂，而「戰後世代」八位詩人近半數輟筆，應與他 們一向所追求的抵抗精神失去抵抗客體有關。
對照之下，仍推出力作的曾貴海、李敏勇、江自得和陳鴻森，除陳鴻森七、
八○年代已完成反殖書寫，千禧年後更持續其批判力道，檢討他挹注革命熱情 之民進黨政府的腐敗外，李敏勇、曾貴海和江自得諸位先後以詩選集《複眼的 思想》、詩集《遙遠的悲哀》及文學評論《戰後臺灣反殖民與後殖民詩學》回顧 國民政府的「類殖民」統治。這樣的現象有兩個意義：第一、持續創作的笠「戰 後世代」，解嚴後轉而書寫被殖民的一頁，透過歷史回溯再次找到抵抗客體。第 二、陳鴻森七、八○年代窮究反殖議題後，即自覺地結束第二個創作高峰，其 他三位詩人直到二十一世紀才關注此課題，這顯示他對時代的敏銳遠在其他詩 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