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結論
第五節 隱身於譯本中的歷史足跡
過去與佛經翻譯相關之研究，多從文本的角度去對比和分析譯本之優劣，抑或是評 價個別譯本的特色。至今從文本之外，抑或是透過歷視角去省思同一部經何以一再重譯 者尚少。此研究，筆者從歷史脈絡一路探尋，發現《八千頌》之重譯，實乃政治推力、
時代的需求、文化的轉向、語言政策、譯者意識形態等眾多因緣交織而成的結果。繼而 又從各中譯本之對比，發現當中隱隱約約地烙印著某些歷史的足跡。譬如支婁迦讖隨順 中、西政治需求的因緣踏入中土，其「按本而譯」所出「辭質多胡音」的譯作，是促成 支謙重譯《明度》之因。支謙「意譯」策略伴有明確服務讀者的「目的論」。然而礙於 文化環境之轉向，支謙譯文因充斥「格義化」的道家詞彙而抵觸符堅的語言新政，因而 無法繼續於秦國流傳。符堅勒令竺佛念重譯斯經之舉，則有明顯的外交意圖。從佛念所 出，「格義詞」之足跡的確所剩無幾。鳩摩羅什入關之後，其所出之所以堪稱「新譯」，
皆歸功於其名相辨析、微義證解，以及其譯極為契合華人「書寫傳統」規範之故而得以 千古流傳。當然，對於嚴格追求「真本」的玄奘而言，羅什所出刪繁、變易原文和不拘 原文體制之舉便是「失真」，是以其譯竭盡所能，以達成「全譯」為目標，同時無論是 行文、辭體或是音韻方便，皆以「一如梵本」為最高翻譯守則。
自漢代初譯截至宋朝，中國共譯出 6 部同本異譯《八千頌般若經》。本論文未納入 宋朝施護譯本，源於顧慮其雜有藏傳咒語及神秘思想，唯恐有違北傳般若經義理。然而 經過思考之後，認為未來亦可從歷史的角度，去探討此譯本以何因緣而融入藏傳佛教咒 語及思想。另外，筆者認為本論文從歷史角度探索譯本重譯的因緣，繼而再從譯本驗證 文本外重譯因素的方法，或可沿用於其它佛經重譯之研究。譬如與般若經體系關係密切 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簡稱《金剛經》，vájracchedikā-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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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蜜多心經》（簡稱《心經》，prajñāpāramitā hṛdaya sutra）及《維摩詰所說經》（簡
稱《維摩詰經》，vimalakīrti-nirdeśa sūtra）目前皆有現行梵文本。《金剛經》從姚秦鳩摩 羅什初譯到唐代義淨共 6 譯本節可取得。《心經》自三國支謙初譯自宋朝施護共出 13 譯本，若排除三國支謙譯本、唐朝菩提留智流志譯本與實叉難陀譯本軼失三部中譯，目 前仍有 10 部中譯可供研究。至於《維摩詰經》，七中譯本當中，亦有現存三譯本——包 括三國支謙、姚秦鳩摩羅什以及唐朝玄奘譯本——可供研究，故筆者研判，《八千頌般 若經》應該並非特例，但本研究或可當作範例，以資未來其他佛經重譯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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