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題旨、動機與章節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題旨、動機與章節
若提起「般若經」，一般民眾最耳熟能詳的莫過於玄奘（西元 602-664 年）的《般 若 波 羅 蜜 多 心 經 》（prajñāpāramitā Hṛdaya sūtra ， 簡 稱 《 心 經 》） 以 及 鳩 摩 羅 什
（ Kumārajīva ， 366-413 年 ） 1 的 《 金 剛 般 若 波 羅 蜜 經 》
（vájra-cched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簡稱《金剛經》）。而能令大眾朗朗上口的經文 莫過於《心經》的四字格偈頌：「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以及
《金剛經》的五字句偈頌：「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此二則膾炙人口的四句偈不僅透露出「般若經」已然滲入到中國本土文化的事實，有些 自命為佛教徒者，更一廂情願地將此二段四句偈視為「原典」，殊不知「原典」者並非 中文，而玄奘所出《心經》，更是鳩摩羅什中譯本之「重譯」。其經文「非色異空，非空 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前兩句明顯與玄奘有異。至於鳩摩羅什《金剛經》之偈 頌，玄奘的翻譯是：「諸和合所為，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他二人 所出內容雖然皆為無常虛幻之物，但細分之下卻大有出入。此一差異又透露出另一重大 議題：羅什與玄奘皆為佛經翻譯史上最為傑出譯經僧，前者素有「若所傳無謬，使焚身 之後，舌不燋爛」2的傳奇，而後者則有「一如梵本」的嚴謹出經守則，那麼，何以經 文會有此等落差？而這些現象，是否為《心經》與《金剛經》特有？
上文所舉《心經》與《金剛經》其實僅是眾多般若系經典當中的兩部。本論文擬研
1 關於鳩摩羅什的生卒年以及年壽有幾個說法，湯用彤推斷羅什享年 70 歲、塚本善隆推斷其年壽 60，而 蕭世友則推斷其享年僅 47（89-90）。
2 見 T50 No. 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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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之「般若經」亦是最早傳入中國之般若經典，底本為《八千頌般若》（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從漢末至唐初近五百年間，共譯出 5 個經題迥異的譯本（詳第二節）。
關於《八千頌》「同本異譯」之課題（亦即上文所言之「重譯」），梁啟超（西元 1873-1929 年）早在 1920 年便提到其風格從直譯到意譯的演變，但可惜僅是蜻蜓點水，未能具體 辨析各家風格特色，亦未具體探討前賢何以一譯再譯，對此經重譯之前因後果隻字未 提，亦未針對譯本作深入比較與研究。90 年後，針對同本異譯作具體比較者，應是黨 素萍 2010 年的〈略談《八千頌般若經》歷代漢譯本3的特點——從梵漢對勘談起〉。此 文雖觸及梵中校勘，但篇幅極短，以僅七頁正文從單詞、複合詞、短句和長句探討六代 譯家譯本特色，可謂窺斑見豹。繼黨素萍之後，辛嶋靜志（からしませいし）翌年的〈利 用「翻版」研究中古漢語演變：以《道行般若經》「異譯」與《九色鹿經》為例〉，亦僅 以六頁篇幅探討此經異譯問題。然而辛嶋此作意不在探討各譯本之風格，而是為了論證
《大明度經》與《摩訶般若鈔經》實為首譯《道行般若經》之「翻版」。他另一以日文 書寫，2001 年原載於《漢語史研究集刊》的〈《道行般若經》與異譯及梵本對比研究〉，
則旨在「收集詞典中未收集的詞彙、佛教用語、音譯詞及口語詞彙」（72）。總而言之，
目前所知對比《八千頌》各譯本之著作，對於各譯本之流傳、各譯經師的翻譯風格、重 譯之前因後果、重譯的策略等問題皆未有具體的論述，因此本論文擬以「譯經師的重譯 之『道』」為題，探討《八千頌般若經》重譯之「道」的幾個層次。根據《教育部國語 辭典》，「道」字具十義，分別為路途或途徑，原因或道理，方法或策略，思想或學說，
言談，實在或真實的，宗教的教義，道士的簡稱，量詞和道家、道教。本論文標題指涉 之「道」包含前三義，包括《八千頌》源典與中譯本流傳的途徑與歷史軌跡、其一再重 譯的原因，以及各譯家重譯的策略。下文，筆者將簡略介紹個章節內容。
3 包括宋代施護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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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第一節為導論，第二節簡扼介紹《八千頌》現行中譯本、與《八千頌》有密切 關係的般若經，以及現行梵文本。第三節釐清某些看似淺顯易懂，實則與今人所知略異 的翻譯術語，例如源文、漢譯、傳譯等。第四節主要從《出三藏記集》所載經序與僧傳、
《高僧傳》及《續高僧傳》等文獻中，梳理出由漢末至唐初諸譯經僧如何從翻譯實務中，
經過不斷揣摩、推敲、修正而建構出一套自成體系的佛經翻譯理論，並於分析譯者風格 之際重新檢視這些譯經理論。
第二章共三節。第一節從中外各學者之研究，梳理出「與源文相關」、「與譯本相關」
與「文本之外」共三類與佛經重譯相關的理由。第二節正式論述「道」之第一與第二層 含義：源典的流傳軌跡與重譯的原因。無論「源文」或「源典」，自佛陀年代既已存在
「被染污」之根源；根部既藏變易之因，那麼隨著光陰荏苒、歲月流轉，「源典」藉由 操持不同印度語言的佛弟子傳頌四方，進入「胡鄉」4之後更是胡、梵混雜，是以不同 年代各譯家所依之傳本焉有不變之理？「原典・源典」一節，便是為了說明了《八千頌》
流傳的時空背景、其流傳軌跡，以及語言變遷而促成一再重譯之因。第三節「中譯本的 問題」雖然也涉及其流傳實況，但關鍵在於探討前譯文本的瑕疵何以促成一再重譯的因 緣，以及其他與文本相關的因素，如規範的變化、翻譯的老化、語言的變化等，如何構 成後來譯者再譯的基石。然而「再譯」是為一錯綜複雜的緣起，並非流於筆與墨之間或 是語和言之間。
從第三章開始，論文進入闡述「道」的第二和三層含義。此章首先從各種「文本之 外」因素出發，探討後來譯者為何推翻前朝譯作，接著於第二節概述界定各譯者「翻譯 風格」之基礎以及此論文之研究範圍——以《八千頌》第二品經文為對比材料。最後一 節以散落於佛教僧傳、譯評等古文獻的譯者「風格」（見第二章第三節）為分析基準，
4 「胡鄉」即是「西域」，歷朝歷代界定不一。唐朝彥琮法師對此下了一個廣泛定義：「蔥嶺已西，並屬梵種；
鐵門之左，皆曰胡鄉。」（見 T49 No.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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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抽絲剝繭的方式，分別以「譯音充斥」對比「文而不越」，「了不加飾」對比「頗從 文麗」，「首尾隱者」對比「屬辭析理」以及「首尾隱者」對比「屬辭析理」四項，探討 支讖和支謙的翻譯風格。
第四至第六章之章章節鋪陳大致與第三章雷同，唯獨少了「關於佛經翻譯風格」一 節。於第二節，第四章以「刪節缺漏」對比「補缺訂正」，「語彙不當」對比「適當修 正」以及「艷而傷文」對比「樸實流暢」三項，分析支謙和佛念的翻譯風格。第五章以
「舊譯」對比「新譯」、「循舊」對比「通俗」以及「理滞于文」對比「辭理融通」三 項，分析竺佛念和鳩摩羅什的翻譯風格。第六章以「舊譯」對比「新譯」以及「刪繁」
對比「全譯」，分析鳩摩羅什和玄奘的翻譯風格。
於《八千頌》五位譯師當中，鳩摩羅什所出最為人樂道者，莫過於其「不拘原文體 制」和「變易原文」，而玄奘所出最讓人們稱羨者，則在於其「一如梵本」。欲知眾人 評價是否屬實，對比源文是可行的解決方案。因此之故，筆者首先以《八千頌般若經》
第二品作完整的梵中校勘與文法分析（詳附檔 1），接著在第七章第一節借助聖奧斯定
（St. 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修辭三體說（three types of style），探討二譯本何者 更忠於梵本。第二節則借助艾倫・馬克（Mark Allon）研究中兩項別具「助記功能」
（mnemonic function）的原則：音節遞增原則（Waxing syllable principle）以及重複
（repetition），探討二位譯者所出行文與梵文長行體風格之間之異同，同時分析「口誦 傳統」（梵文）和「書寫傳統」（中文）之間一些難以逾越的鴻溝。最後一項，筆者以 前人引用極為頻繁卻難覓前人所提具體譯例的「精嚴凝重體」，探討玄奘對天竺辭體句 式、鉤鎖特性和聲韻表現，以及他如果將佛教理論（書寫）與實修（口誦）作無縫銜接。
這一點，羅什因秉持「不嚴於務得本文而在取原意」5，故所出的確無法匹敵玄奘心目
5 見 T50 No.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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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理想「真本」。
本文最後一章，首先以「譯步譯趨《般若》行」為題，帶領讀者回顧各朝代譯者將
《八千頌》傳入中國的路徑。第二節總結重譯《八千頌》的過程，概述「口誦傳統」與
「書寫傳統」的邂逅與融合之歷程與演變。第三節重申玄奘如何透過般若經之重譯去建 立權威，並試圖將「新譯」經典化。第四節「校勘之功」指出校勘的三大功能：破除「一 如梵本」之迷思；揭示中西在傳統、思想與文化中之異同；中、梵在語用習慣上的差異。
最後一節重述從各中譯本之對比，挖掘某些隱藏於各譯本的歷史的足跡，並以此基礎作 為未來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