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 PDF 日治時期排灣族「南蕃事件」之研究 - 政大學術集成

97 三、討伐時期 日本政府從 1895 年至 1905 年間，對原住民採恩威並用的綏撫政策，來遏止 原住民出草習俗，但難有立竿見影之效；就算以武力取締「兇蕃」 ，或農耕技術 指導，或槍枝彈藥的管制，都無法讓原住民收斂馘首的舉措，反而「蕃害」每況 愈下，更加熾烈。根據統計自 1896 年至 1915 年蕃害數，死亡及負傷有 9994 人(含 公務員與眷屬及人民)。 〔溫吉編譯 1999、頁 739〕 因此，日本認為惟有以武力強制押收 原住民槍枝，才是根本解決之道。此時期是從 1906 年 4 月到 1915 年 3 月大討伐 結束。時任總督是佐久間左馬太(1906 年 4 月 11 日到 1915 年 5 月 1 日)。佐久間 總督上任後，認為「理蕃」事業與普通警察共同處理，感到不便，於是在 1906 年 4 月 14 日公佈了臺灣總督府官制的部分改革，將警察本署的「蕃務掛」昇級 為「蕃務課」 ，同時制定「警察彰功規程」 、 「廳警察官及警察事務從事職員旅費 規則」等，鼓勵「蕃地」警察人員， 〔李理著 2007、頁 246〕 由此看出其「理蕃」事業 的重視與決心。本期「理蕃政策」 （1906～1915） ，可分為前後二期；前期自 1906 年至 1910 年，前後 4 年，其策略主要是開鑿道路、推進隘勇線。後期自 1910 年 至 1915 年，即所謂的「五年討伐計畫」 ，其策略是武力押收槍械，迫令原住民「歸 順」 。此「理蕃政策」與「南蕃」排灣族相關的有：

116 高橋一郎等著， 《ブルマーの社会史》 ，頁 110-111。 117 日文為セーラ，英文則為 sailor。它是 1628 年英國海軍開發的軍服款式，中間經過多次的改 良，1857 年正式成為英國海軍水手的軍服：前胸為 V 字領圍繫上領巾，背部為四角領飾。由 於當時的大英帝國是世界上最強的海權國家，穿著水手服的海軍土兵隨著戰艦航行各國，使 得這款水手服很快的就席捲了全歐洲，而日本也在明治五年 (1872)採納此款設計作為水兵的 制服。1864 年英國海軍將利用水手服改製而成的童裝呈獻給維多利亞女王，使水手服成為一 種適合兒童穿著的服飾，此後，穿上大英帝國皇家海軍的水手服象徵著兒童是不同於一般階 層的，水手造型的服飾成為中上層小孩的專屬服飾。1901 年裁縫師將水手造型設計加入小學 生的制服當中，並改良為一件式的上衣，這種設計不但獲得好評也帶來新的流行，水手服從 此就從特殊階層的流行服飾，轉變為大眾階層的制服樣式。隨著當時日本興起引進歐美文化 的熱潮，對歐美商品懷抱著極高的興趣，因此這款水手服造型的制服，也傳入了日本。辻原 康夫， 《服飾的世界地圖》 ，頁 96。保羅．福塞爾，《愛上制服：制服的文化與歷史》(臺北：

明治 41 年（1908）由台灣總督府文書課所出版的《台灣寫真帖》 ，最為清楚 地代表日本殖民眼光所揀選的標準與排序。 〈目次〉以行政州廳為序，依序為： 台北廳基隆廳宜蘭廳深坑廳桃園廳新竹廳苗栗廳嘉義廳鹽水 港廳台南廳台中廳彰化廳南投廳斗六廳蕃薯寮廳鳳山廳阿糇 廳恆春廳台東廳澎湖廳，最後為「雜部」。行政州廳排序由北而南、由西 到東遶行台灣一周，將各州廳「標的物」如：自然資源、市街景觀、或各類建築 等，依序排列置入行政區劃內；台北廳和台南廳反映出鮮明的主要都邑特性與重 要性，除了前朝清國時代的舊城門遺跡留存，代表新殖民勢力的總督官邸是政權 轉換的實質對比，台北廳共有 20 項標的物、台南廳有七項，其他各廳標的物數 量在五項以內；再看「雜部」中不受行政區劃分割的「跨界標的物」是：台灣家 畜與野生植物、生活型態以及蕃族寫真，尤其「蕃族」相關圖像約佔「雜部」寫 真總數三分之一的篇幅（比例 6：17） ，這樣的比例是否表示日本殖民者關注台 灣蕃族的調查，且與政策性差別處理有相當程度的關係？後文將綜合其他寫真帖 一併討論之。而值得注意的是， 「雜部」中被挑選的這幾項視覺元素：動植物、

親」 ，從一開始自王老師的書中得到啟發，在政大課堂進而不斷激盪、耙梳史料，最 後在論文修改時，獲得王老師的許多寶貴法學意見與文辭修飾，在治學上得到思想 啟發。 其次要感謝數十年來對我包容的慈愛父母，由於自己的任性，一味追求學問之 道，忽略社會的現實面。由於有他們的金錢無悔支持，才能讓我在台北數十年無憂 無慮的躲在學術象牙塔。雖然自己不善於表達感情，不曾說著甜言蜜語，僅以此本 論文獻給我最親愛的父母。

2.3.2 決定成立水利組合來籌資興建 1918 年八田與一的「官佃溪埤圳計畫」經披露後，當多位地方廳長得 知臺灣總督府發布該計畫，因預算關係而無法決定時，於是收集大批農民 請願書，請願人數包括了 331 街庄，1 萬 1,500 餘人，共裝了 20 餘箱。請 願書附帶寫著： 「若是預算有困難，由相關農民儘量負擔經費和勞力，每甲 土地最多提供 200 日圓作為工程費的一部分，以茲節約國庫」，「請儘快施 行工程」， 25 但實際上大多數農民都是被說服或地方警察半強制下，才願意 在請願書上署名捺印，當時臺灣總督府已決定嘉南大圳工程是由利害關係 人員設立水利組合，所有工程由組合辦理，政府給予適當補助，並監督工 程進行，但實際上不少農民反對由利害關係人負擔工程經費，反對理由最 主要的是地主每年所要負擔每甲土地約 10 日圓的工程分攤經費，最後會被 日本官員拿走，其次，種植甘蔗的農民不需要灌溉用水，所以不願意負擔 建設經費，而且有水灌溉後會被迫種水田，就不能種植自己喜歡的農作物，

此外，在旅途中不時也會出現額外的新資訊，而這類意外經驗往往也讓學生 難忘，如 1938 年（昭和 13）畢業於台北工業學校的王禮忠先與李廷河都表示， 至日本畢業旅行時，途中剛好遇到下雪，從來沒見過雪的兩人都覺得很新奇，其 中王禮忠還不明就裡地大喊「啊～下雨了」 ，因而被同行的人取笑「三八！這是 雪啦」 。 12 不過，這類「增廣見聞」的新經驗，也不是每一次都能讓學生樂於接 受：嘉義農林學校學生至滿鮮地區旅行時，由於此地區在高緯度與地形的影響 下，不但雨量稀少，蒸發量也大，造就該地與日本、台灣迥異的乾燥氣候，而這 也並非是生長於亞熱帶地區的人所可以想像的；因此當學生至該處旅行，才首次 體驗到大陸型氣候的厲害： 「在滿州旅行的過程中，我們每天都覺得喉嚨痛，還 有臉的皮膚既乾燥又不光滑。因為喉嚨痛，老是想要喝水。臉才洗 5 分鐘，水氣 就都不見了，又再度脫皮變得乾燥。」 13 儘管因氣候問題造成身體上的不適，而 使學生頗有微詞，但從中體驗了真正的北國氣候，也算是一種另類的學習方式。

長，加上前述農業的萎縮和工業的興起，使得大量農村人口遷移到都市，形成「都 市化」的現象。 更由於工業革命的成功影響資本主義的興起，資本主義是一個以市場利益為 主的政治經濟體制，商品的生產和交換也是這個體制的主要機制。 79 臺灣則在殖 民母國—日本以滿足其國家利益的目的下進行發展，致力於將臺灣的農產品增產 以支應日本國內需求，於是在臺從事交通建設，方便物資暢通，陳紹馨統計分析 每人每年搭乘交通工具平均次數發現，自 1908 年縱貫鐵路完工及公路網逐漸鋪 設後，臺人移動頻率快速地增加，說明臺灣社會漸變成開放性、流動性的社會。 80 如果都市僅佔社會的一小部分，上述現象不會有顯著的變化，但是當都市化 持續擴張後，整體的社會生活將有顯著的變化，其中臺北地區在 19 世紀末已領 先全島，並延續到 20 世紀日治時期，反映臺北的快速發展。 81 作為全島的發展 重心，臺北自然是現代化首當其衝且感受最為強烈的地區，流行歌也在快速流動 與變遷的社會中被製作、發行。歌曲能反映社會現況，流行歌更是與時代的潮流 息息相關，因此，分析流行歌詞是以了解臺灣社會。

頁 149 (一)恆春地區 Lovaniyau 家族 在恆春地區 Lovaniyau 家族的淵源十分難尋，但從安原氏在《番族慣習調查 報告書地五冊•排灣族》頁 99 指出 Lovaniyau 家族在龍鑾社民說： 「本家的祖先與 Garuligulj 家的祖先是兄弟，Garuligulj 家所傳亦同。」而對其起源有一傳說： 「往 昔在龍泉水附近住著十數名的小矮人，有一天，看到牡丹灣的東方上起煙，前往 一看，忽然從煙中出現男女兩人，小矮人以為他們是神人，乃迎接為頭目。其後 兩人結婚生下二男二女，因此將土地分給此四人，各成為頭目，此即為 Seqalu 四大頭目家的祖先云云。」 96 然以上所敘，有關 Lovaniyau 家族在恆春地區的淵 源關係，可以再對照鳳山法院出張所川上和一所紀錄的內容說，現在的下番二十 二社中除以上十四社(牡丹、中社、乃奶、高士佛、八瑤、四林角、竹、頂加芝 來、外加芝來、家新路、牡丹路、巴士墨、草埔後、快仔等以外其祖先是從台東 縣知本社移居到恆春廳管轄的貓仔社，生下男女四人，長子塔子塔子當豬勞束社 頭目，次子當射麻理社頭目，三子當龍卵鑾社頭目，長女阿娜烏當貓仔頭目，定 立各自一方的地位。而這局勢的形成由「從前大頭目潘萬金的前四代新堯崛起奠 定了第一代頭目的地位」 。 97 由此可知，潘萬金的祖先能形成頭目的地位自今不及 200 年，該家是在清朝時代在恆春地區開始興起的，也就是說，該家在恆春的歷 史是國家體制進入後才有的演變與發展。所以從兩造歷史的紀錄對照下，我們可 以從川上和一的田調記錄瞭解 Lovaniyau 家族，在龍鑾社歷史的發展經過，文中 記載： 「Lovaniyau 家族在龍鑾社六、七十年前，戶數只有三十戶，但不知是幾百 年前開始，他們的子孫曾建立構成 150 餘個部落，家家富有壯丁者，專業狩獵，

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英語碩士學程 碩士論文 THESIS Submitted to IMTS Progra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 January[r]

物，包括甘蔗、甘藷、黃麻、苧麻、蓖麻及蔬菜等。其中甘蔗的部份，臺灣總督 府並不編列預算，而是責令各製糖會社自發性地獎勵米農改種甘蔗。其他如甘藷 等作物，則是交由各州及各州農會支付以獎勵金的方式，鼓勵米農改種。 81 雖然此時日本政府及臺灣總督府積極推動獎勵代作的政策，但仍在日本高米 價的吸引下「遭到破解」。日本的高米價導致臺灣農民大量種植具有高商品價值 的蓬萊米，而且從實際面來看，臺灣米農若要改種其他作物，反而會使其在收益 上蒙受虧損。根據在 1937 年所作的調查結果，如表 1-15 臺灣水稻與經濟作物收 益比較表，黃麻、苧麻、蓖麻、落花生、胡麻、棉花、木薯 82 等經濟作物，與水 稻相比，其經濟收益並不遜色，甚至跟蓬萊米二期的收益相比，部份經濟作物並 未太差，但是若與蓬萊米一期的收益相較，則就瞠乎其後了。事實上，從表 1-15 臺灣水稻與經濟作物收益比較表可以看出，蓬萊米一期與二期之單月平均收益遠 高出其他經濟作物，甚至也比同為水稻的在來粳米來的高，因此若是以對日移出 為生產大宗的蓬萊米，一再受到日本內地高米價的吸引，其收益不斷上升，要求 農民改種其他特用經濟作物，根本是緣木求魚，最後只能落為空談。在高利益之 誘引下，臺灣農民瘋狂種植蓬萊米，可說是其來有自。

文訊雜誌社於 2003 年創刊二十周年之際，舉辦「臺灣文學雜誌展」， 展出日治時期以來 361 種文學雜誌。根據文訊雜誌封德屏以及當時相關策 展人員吳穎萍等人指出，該展覽所展出的多數文學雜誌都是由私人收藏家 收藏，於展覽期間暫時借出，如已故臺灣史學者戴國煇遺孀林彩美、臺南 文獻委員黃天橫等，顯見除了圖書館及學術單位外，仍有許多珍貴的刊物 掌握在這些私人收藏家之手。雖然許多私人收藏家會將手中擁有的珍貴文 物捐獻給相關單位保存、利用，如中央研究院圖書館的「戴國煇文庫」即 是由戴國煇的「梅苑書庫」而來，其中也包含當時林彩美提供給文訊雜誌 社展出的文學雜誌，但目前目前究竟有多少珍貴的刊物仍被這些私人收藏 家保存著就不得而知。這些尚未被發現的文物、史料實是圖書館、博物館 及相關學術單位急需探尋的寶藏。過去文物的徵集多以典藏單位或文物本 身為目標，如今欲探尋民間的私人收藏家，則不妨以「人」為目標。這些 私人收藏家或為學者，或擁有深厚的文史背景，彼此可能曾有過交流，甚 至平時即互通聲息，因此轉換文物徵集的方式或許為將來可行的方向。

大，多數無法置於書架，需要特製的設備擺放，加上每幅地圖尺寸規格不一，最 好是能依據實際館藏訂作適合的儲存容器及典藏設備，如此一來能配合地圖長 寬，還能具有足夠之支撐力妥善收存。 日治時期文獻至今已有百年之久，經歷二次世界大戰、政權轉移、天然災 害及蟲害，能保存良好的已成為珍貴文獻，加上近年來臺灣研究成為顯學，這些 文獻已經成為臺灣重要的文化資產，臺灣目前各機構現存日治時期圖書館的舊 藏，主要是由國立臺灣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和臺南市立圖書館等公共圖 書館和臺灣大學、中興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臺北科技大學、臺北教育大學和臺 南大學等學校圖書館所珍藏，多數為戰後國民政府將機構改制，直接接收留下來 的圖書館舊藏。 41 然而這些舊藏與日治時期臺灣地質圖都面臨同樣的保存維護 問題，因為紙張容易受到光線、溫度、相對濕度及空氣汚染物質的影響，隨時間 之延長而逐漸劣化。在天災或管理不當的人禍因素下，紙類文獻主要面臨紙質劣 化、黴菌滋生、蟲害三大人為或天然的問題，狀況分析如下：

陳材洋等一同獲選刊登，自此開啟了他在經濟論述方面的討論。陳逢源《台灣》 雜誌時期的經濟論述主要隱藏在政治色彩的文章當中，並且於《台灣民報》時期 開始廣泛涉及到台灣東部移民村的發展情況、工業化發展與電力問題等等。 在 1922 年的〈現在台灣經濟界救濟策〉中，陳逢源展現其好用數據作為分 析依據的行文特色。陳逢源認為：1.台灣金融的預備金與借出金相比，前者不及 後者的 3 分之 1，和內地近 1 比 1 的情況有著相當大的差別。同時，在缺乏金融 流通力的情況下，更受到自治制的增稅、台灣電力會社與嘉南大圳等的影響，讓 台灣民眾處於資金枯竭、重稅的痛苦境地。所以，2.陳逢源進而主張減輕稅金上 的負擔，讓中產階級可以減納 30%的賦稅以降低負擔；3.由於內地中央預算與台 灣預算的差別，在比較下發現台灣人口僅為日本的 20 分之 1，但預算卻達 10 分 之 1。況且，中央尚有維持陸、海軍的預算需求。如果提升辦事效能，則陳逢源 以為可以減少 2、3 成的人事開銷。4.陳逢源以為應該將砂糖消費稅編入台灣的 會計當中、以提高台灣的稅收。這方面，陳逢源認為以台灣的砂糖多為內地人食 用的理由，忽略台灣人亦同樣消費日本內地所生產的物產，同時，如果總督府的 統治目的不單單只是略奪，而更有啟發民智的必要的話，則透過這種方式讓台灣 接受中央補貼，也是應然之事。5.陳逢源透過 1919 年、1920 年間砂糖價格上漲 3 至 4 倍，但原料採收價格僅有 50%到 200%的上漲，以為砂糖會社的股利分配 實為剝削農民之所得，如果取消此制度，則台灣大多數農民才可以成為振興經濟 的主要助力。6.陳逢源認為農民富裕有助於政府的稅收；同時，日本人口的增加 也會在未來增加台灣米的重要性，所以在透過收入方面的計劃下，建議總督府導

經濟再分配制度的轉換，宗教文化的式微及族群關係的重構等，都顯現了社會文 化受到強烈的衝擊；酋邦社會，在「集團移住」的政策下，族群離散，所有酋邦 社會裝置再也沒有族人行事，酋邦社會解構，取而代之的是警察權力的控制；經 濟再分配制度，在土地官有化與傳統納貢制度改變之下，造成經濟再分配的物資 來源稀缺，因而瓦解；宗教文化，在日警嗾使警丁與青年團汙衊之下，無奈地消 聲匿跡，之後誘導族人走向日本神社神話的國度，讓排灣族失去民族歷史起源故 事的記憶，加速了同化的「效能」 ；族群意識，在集體授產、教育之下，衝破了 酋邦意識的邊界，萌芽了以「排灣族為想像共同體」的符號，但在不知不覺之中 似乎陷入了日本殖民現代化的迷失。諸如此類的社會現象，是在「南蕃事件」押 收槍枝卸下武裝後的影響。因此「南蕃事件」是排灣族社會變遷最重要的關鍵點。

34 33 張怡敏，＜日治時代台灣地主資本累積之研究-以霧峰林澄堂系為個案＞(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本論文探討戰後國民政府 如何處置日本殖民主義過程中所形成的土地問題，透過檔案文獻重現日治時期統 治者對台人土地侵占狀況，並明瞭戰後國府對土地的規劃及實踐中，政府與人民 間之互動情形。戰後接收時，法令與權利繼受上並無重大改變，且日人所留之地 籍資料與土地登記制度非常完整，在這種環境下，整個接收過程照理應該運作很 平順，但為何發生各接收機關間相互爭執，台人更不斷向政府申請歸還土地。作 者以土地問題作為切入點，探討戰後台土地的接收與處理。戰後土地之接受處 理，不僅影響政府與人民間之互動關係，也對台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本書偏重 於日本對台人土地的侵占，就地政法令及總督府土地政策作重點式解釋，並將竹 林地（林野地） 、製糖會社土地與台拓會社之社有地接收與處理作比較，評論國 府辦理戰後台灣土地接收與處理之成果。何文引用龐大史料，以歸納分析法為研 究方法對國府接收與處理，一一作比較而獲得研究結論。或許他對地政學術內容 與實務少接觸，致對戰後初期台灣土地的接收與楚理，在評論上有待商榷，對土 地政策、地政法規與地權制度之理解有所偏差，僅從負面看待總督府與國府處理 之缺失，而未能觸及其他面向作綜合探討，誠美中不足之處，對何文所提出之疑 點，筆者則以地政學視野，提出不同解釋與看法。

榨油技術亦同，礙於花生原料供應、榨油時節限制等因素，加以新舊榨油設 備於整體產能上並無甚大差異，造成新式榨油設備未能普及、也連帶影響大型製 油株式會社的生存空間。該現像或可視為傳統榨油業者理性、審慎選擇下之結果。 1930 年代，挾帶龐大資本、官方軍需用油增產政策背書下的日本財閥投入臺灣 榨油事業後，始出現穩定的大型製油株式會社。戰後初期的研究，多將日治時期 臺灣榨油工業技術與規模未能突破的情形，歸結於「農業臺灣、工業日本」這樣 區域分工政策的論點，便值得再行商榷。更進一步的說，日治時期臺灣的工業技 術與經營形態的未見顯著發展的原因，是否應完全置於官方政策主導這樣的脈絡 下來探討?透過臺灣花生製油設備以及經營情形的探討後，這樣的觀察脈絡或許 亦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最後，藉由觀察日治時期臺灣新式榨油設備未能發展的 原因，可以清楚發現:新式榨油設備能否普遍運用，有著甚為複雜的因素，日治 時期的臺灣，便受制於自然(花生供應受自然災害影響與榨油時節須配合花生採 收)、商貿(花生移出日本與輸出國外)、官方產業政策(甘蔗栽種面積增大影響到 花生栽種面積)、技術與經營成本(新式榨油設備不若舊式榨油設備來的絕對優越，

人際識別等，都賴其依存，假設把她從布農族社會抽離，民族文化根基將發生骨 牌效應的崩盤。該研究是為了突顯 siluq（姓〉與 ngan（名〉在布農族社會存在 的重要價值，不可以因為環境或政策的影響而棄置；阿浪˙滿拉旺的研究特別重 視訪調、參與觀察、舊部落踏查、族譜調查與口述資料之分析，發現布農族 siluq 有 154 個氏族姓（巒系群 39 個、卡社群 16 個、卓社群 21 個、丹系群 18 個、郡 系群 47 個、蘭系群 12 個）並將 154 個氏族姓從其語意當中找出其文化脈絡與意 涵。六個系群的名譜，調查出男性約 250 個名譜，女性約 160 個名譜，總計約 410 個名譜數，並就其語意及如何透過命名法則來維繫，皆有其詳細的論述。最後也 針對布農族的 siluq 與 ngan 制度，在當今社會所面臨的現況問題，制度的沒落及 復振重生的可能性等多所論述［ 杜石鑾 2004 ］ 。以今日布農族的情況而言，來源識 別系統的遭受破壞，已是不爭的事實，也造成民族文化上的危機。所以族人長輩 相當強調以共食小米發展而來的來源識別系統，以及母方的 siluq（姓〉 ，作為識 別彼此間的關係，但是這些都必須以布農語的方式做文字紀錄，讓其原有的文化 意義不因文字化的過程而受扭曲，該研究著實已達到拋磚引玉之效，以中文與布 農族語雙語文字紀錄，鼓勵年輕一代的布農族人繼續祖先們的步履。

煉乳業方面，根據陳玉箴的研究，由於煉乳的價格比生乳便宜，加上運輸便 利、含糖量高容易保存、不易腐壞、安全性高等優勢，臺灣人的乳品消費偏好煉 乳大於生乳，而煉乳也替代生乳作為營養的補充品。 72 臺灣第一位女記者楊千鶴的自傳中，提到懷孕時因為害喜食欲不振，只能吃 得下冰淇淋，雖然價格不便宜，「但冰淇淋溶在口裡的涼快感覺真棒，算是懷孕 中最高的奢侈。為了吃冰淇淋花了不少錢，但在那辛勞的妊娠期能得此快樂也不 算浪費。」 ，文中雖只提到冰淇淋冰涼的口感，但甜味同樣有助於提振胃口、補 充能量，成為辛苦的懷孕過程中難忘的記憶。且當時處於戰爭時期，「懷孕五個 月開始，孕婦有特別配給的煉乳，是在那沒有甜點的戰爭時代中的珍貴食品，我 珍惜地從罐頭滴出少許於湯匙中舔一舔。」 73 ，描述了在那樣艱困的時代中，甜 蜜的滋味顯得非常珍貴。

旅行事宜上，前述已就動機部份做初步討論，此行路線為五月上旬抵達東 京，5 月 17 日轉搭上海丸赴上海，29 日乘末班火車赴南京。6 月 2 日起遍歷無 錫、蘇州、杭州。六月中旬則抵哈爾濱，再搭火車赴長春、奉天、滿鐵撫順煤礦 場等地遊覽，最後與友人梁宰會面，6 月 18 日自大連乘船至廈門歸臺；於此說 明的是，以 1929 年謝春木的旅行時間為準，本文所指「滿洲」為 1906 年起日本 於中國東北經營的南滿洲鐵道附屬地，以及旅大租界地區，即民國後泛稱的部份 東北地區。 518 約莫一個半月的中國行旅，期間與謝春木來往的人士，據賴婉蓉《謝 春木及其作品研究》分析，歸為三類：導遊友人、偶遇人物、採訪人物。 519 〈新 興中國見聞記〉文末謝春木總結參訪心得：一、對封建社會的徹底清算；二、工 農階段的躍進；三、年輕人的天下；四、田中外交的三大金剛；五、艱難的旅行 等。縱使是自言喜愛旅行的謝春木，歷經了一個半月的中國行之後也是倍感艱 困，尤其苦惱時間、語言、貨幣使用的不便，顯見中國行並不全然符合謝春木出 發時的憧憬。然而此趟中國行仍讓謝春木獲得豐碩的收穫，意欲陸續籌劃遊歷華 南和南洋。日後 1931 年 7 月謝氏果真再度前往中國旅行，12 月更攜眷自基隆搭 船移居上海，擔任《臺灣新民報》通訊員。不久於 1932 年 4 月創立華聯通訊社 從事抗日宣傳活動，同時以日本問題專家的姿態活動，發表多篇對於中國現狀的 觀察，持續於中國投身政治運動。

新舊法體制交替的同時、使得日治時期臺灣人民家族關係亦隨之產生變化。由於 當時未能訂立過渡期間條款來保障人民身分關係上之權利，且在發生類似身分關 係認定紛爭的案件時，行政解釋機關與司法機關亦未將當時人民生活習慣與價值 觀納入考量，反而強行以現行法之規範來審酌日治時期所生之家族關係。筆者服 務於戶政機關已多年有餘，常見人民為辦理繼承時，才發現自己多年以來所自居 之身分地位，因未能及時踐行現行法律之規範，而使得身分地位之權利遭受到侵 害。因此，現行法律的適用與規範固然重要，但對於曾受日本統治長達五十年間 的臺灣人民來說，又是有著相異於今的不同法律適用基礎，這些法律、習慣規範 並未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反而更能呈現出日治時期臺灣人民家族法律關係的 特殊性。最後，為使本論文研究內容能更清楚呈現日治時期臺灣人民在婚姻、親 子關係與戶籍制度之規範與依據，下面將對於本文中第一章到第五章探討內容作 出整理與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