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儒家論著」之分判標準，《漢書‧藝文志》乃承繼劉向、歆父子〈七略〉
內容而增刪所成，應能貼切描述西漢晚期至東漢中葉圖書搜集、分類與流傳狀況，正 如其篇首所論：
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 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 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 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 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
以備篇籍。140
140(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卷三十‧藝文志》，頁 1701。
從陳農搜羅遺書，劉向等人輯校，而劉歆承繼編纂為〈七略〉的圖書分類與整理過程，
可知〈七略〉應能大致呈現西漢中後期對各種論著之學派歸屬的分類標準，〈藝文志〉
既以〈七略〉為底本，循此即可作為「儒家類論著」之判斷標準。
在〈藝文志〉的著錄中，可作為本論文主要研究文獻者，應不外載錄於〈六藝略〉
與〈諸子略儒家〉二類中。檢視〈六藝略〉載錄典籍凡一百零三家，傳世至今者，僅 存錄於「尚書家」而保存於《漢書‧五行傳》之劉向〈尚書五行傳記〉、「詩家」之
《韓詩外傳》六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以及「春秋家」所收錄司馬遷《太史公 百三十篇》、劉向整理《新國語》、《世本》與《戰國策》141凡七種。然本論文既以 西漢「儒家諸子」之知識理論為研究主題，而此七者中，除《史記》為完整一家言外，
劉向〈五行傳記〉經班固整理，可一窺其災異思想142；《世本》、《國語》、《戰國 策》三種所載乃為先秦典籍之序次與編纂，而《韓詩外傳》與《毛詩故訓傳》分別為
《韓詩》與《毛詩》之引申發微與故訓詮解，不易觀察知識理論與循經學與思想發展 而來的「知識理論史」式的發展動向，故除劉向〈五行傳記〉所論「災異」知識內涵，
可與各家儒者之天道知識互觀相銓外，餘均不適於作為本論題之「主要」研究文獻。
再查，〈藝文志〉載諸子略儒家類共五十三家，出於西漢者二十家，傳世者有陸 賈二十三篇、賈山八篇、賈誼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桓寬《鹽鐵論》六十篇、
劉向六十七篇、揚雄三十八篇凡七家，除桓寬《鹽鐵論》所載為昭帝始元六年(B.C81) 二月鹽鐵會議紀錄，與「知識理論」諸命題較無關聯，賈山《至言》篇幅短小，較不 適宜列入主要研究對象；而另五家則精確勾勒西漢儒學思想之發展脈絡，陸賈與賈誼 呈現黃老治世下的儒家思想；董仲舒結合陰陽與五行，推闡出結合天道、災異、心性、
政治、教育、社會制度等體大慮周的公羊學體系。西漢晚期，儒家諸子展現出對政教 事件附會災異思想之反省，如劉向透過〈變事〉奏議，回應當時外戚放縱，宦官弄權 的國家困境，使儒學歸返至君王道德修養與實踐之政教觀；而揚雄《法言》更深論心 性、為學、道德修養與實踐等相關論題，呈現西漢末年儒者對陰陽災異思想的反思。
141(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卷三十‧藝文志：六藝略》，頁 1703-1721。
142黃啟書：〈《漢書‧五行志》之創制及其相關問題〉論班固整理並採輯劉向〈五行傳記〉，其論曰：「董 仲舒《災異之記》一經劉向編採入其著作中，再經班固重輯增補，已非《史記》所述之原貌。」又曰：
「由『劉向以為…董仲舒指略同』一語即可看出，班固編纂實以劉向為主，再以董仲舒作為補充。」
《台大中文學報》40 期，2013 年 3 月，頁 161。
然此七家既被認定為「儒家」，則即須符合第二個條件，即其論著中，須涵括知 識理論之核心命題與理論內涵。正如前節所論，本論文所定義「知識理論」三項核心 命題為「認知主體」的認知能力、「認知對象」的類別與範疇，與在兩漢經學與思想 發展脈絡下結合認知、體知與感通的「知識形成途徑」。筆者已於〈西漢黃老思想下 的儒家知識論〉一文，從「整全的認知主體」，與「認知方法」二面向，論述陸賈與 賈誼的知識理論；李增先生〈董仲舒知識論之研究〉則從「認知主體」與「認知對象」
之類別與範疇，論述董仲舒公羊學下的知識理論。揚雄之知識理論雖無專篇研究論 著，然正如前引，曾春海先生認為揚雄所論「認知心」具有「感通」之認識能力。以 上皆無疑可以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
至於《新序》、《說苑》與《列女傳》，則尚須確認其思想性質。《漢書‧楚元 王傳》載曰：
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衞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
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 為《列 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 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143本傳申述及《列女傳》用語為「序次」，而《說苑》、《新序》則用「著」；徐復觀 先生論曰：
前引〈劉向傳〉對《列女傳》則言「序次」，序次云者，編訂其次序之謂。所 以《列女傳》，劉向只是根據材料，分類編訂其次序；除「頌」外，向未加意 見。《新序》、《說苑》則言「著」，與〈讒疾〉八篇是「依興古事」；而《新序》、
《說苑》是「采傳記行事」，這是直接受到韓嬰《詩傳》的影響。但在傳記行 事之外，必加入有他自己的意見；甚至是以自己的意見為主導地去採傳記行 事，始可謂之著。144
143(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卷三十六‧楚元王傳》，頁 1957。
144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三‧劉向《新序》《說苑》的研究》，頁 62
歷代學者亦多持此論，所謂「著」，非為「獨創」，亦非僅「編纂」，而是於從古籍 中采擷而提煉或賦予道德教化意義，如曾鞏《新序‧序》所述：「蓋向之序此書，於 今最為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 在。要在慎取而已」145，王應麟《玉海》亦論《新序》、《說苑》曰：「向采傳記行 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146可知「著」已隱含其對史事的接受、解釋 與重述。對此三種論著，學界雖無從「知識理論」視角以論者，然從西漢初期援引史 事之「過秦」傳統，可知西漢之史事詮釋對政教實踐之典範作用。且在董仲舒以降的
「天道觀」中，歷史發展與君王受命亦均展現了「天」之道德意志。若如前節所論「天 道」為西漢儒家知識理論之究極知識，則「史」即為一重要「認知對象」。為縝密觀 察史事作為「認知對象」的作用，並較完整呈現《漢書‧藝文志》所錄「六藝略」與
「諸子略儒家」之所涵括的儒家思想內涵，筆者亦擬將之與《漢書‧五行傳》所載劉 向〈尚書五行傳記〉合觀，注意「天道觀」與其史事書寫之關聯；且與司馬遷《史記》
合觀，論述人透過認識史事的過程而達到「究天人之際」之認識目的。
因此，本論文主要研究對象凡四家：陸賈《新語》、賈誼《新書》、董仲舒《春 秋繁露》、〈賢良對策〉、揚雄《法言》，並參照《史記》、《漢書》與劉向諸著以 及相關詔命奏議，歷時性地全面考察西漢知識理論之主要論題與發展脈絡。
145(宋)曾鞏著：《元豐類稿‧卷十一‧序‧新序目錄序》，收入(清)紀筠編：《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出版)，頁 2。
146(宋)王應麟：《玉海‧卷五十五‧藝文》，收入(清)紀筠編：《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頁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