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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五言樂府納入五言句式的古體詩範疇，正如杜甫〈前出塞〉、〈後出塞〉、「三吏」、
「三別」等五言樂府被選進五古類別。不過，明清詩學家嘗試從「體要」看出文 人古詩與樂府民歌的差異：
樂府往往敘事，故與詩殊。（明‧徐禎卿《談藝錄》）116
古詩貴渾厚，樂府尚鋪張。凡譬喻多方形容盡致之作，皆樂府遺派也，混 入古詩者謬。（清‧施補華《峴傭說詩》）117
樂府、古詩相去不遠。然大抵古詩以和婉為旨，以詳雅為緒，以典則為其 辭。樂府以淫佚淒戾為旨，以變亂為緒，以俳諧詰屈為其詞。古詩色尚清 腴，其調尚優。樂府色尚穠，其調尚迅。古詩近三百篇，樂府近於楚騷，
所由蓋異矣。（清‧毛先舒‧《詩辯坻》）118
敘事、鋪張是樂府有別於文人古詩之處，再仔細分辨的話，文人古詩體要以平和 委婉為宗旨，情感莊重溫雅，文辭端莊高雅為主，文人古詩體貌清美，音調從容，
偏向詩經系統；樂府體要以放縱悲涼為宗旨，情感紛亂不定，文辭詼諧曲折為主，
樂府體貌穠麗，音調疾馳，接近楚辭系統。由於文人古詩與樂府民歌在體要上仍 有差別，因此本論文仍劃出「五言樂府」詩學視野，方便理解明清詩學家論杜甫 五古樂府的特色。
明清詩學家在「五言樂府」詩學視野，最集中討論杜甫新題樂府的創新與繼 承，論杜甫創新的同時，已經涉及到當代創造力理論的研究子題——影響人創新 的關鍵是什麼？影響創新的個人特質為何？論杜甫繼承之際，他們也觀察到杜甫 掌握到創作的藝術法則，善於利用傳統資源，使作品更加精湛動人。以下分述之。
一、愛人之意深也：影響杜甫創新的情感要素
明清詩學家甚是關注杜甫五言樂府的「時事」、「新題」要素，如下所見：
116 明‧徐禎卿著，范志新編年校注：《徐禎卿全集編年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年），
頁 779。
117 清‧施補華：《峴傭說詩》，《清詩話》，頁 976。
118 清‧毛先舒：《詩辯坻》，《清詩話續編》，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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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Mary Ann Collins,Teresa M.Amabile：〈動機與創造力〉，Robert J.Sternberg 主編，李乙明、李淑 貞譯：《創造力Ⅱ‧應用》，頁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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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題之因：
楊用修云：「宋人以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見唐書鄙哉！夫六 經各有體，若詩者，其體其旨，與《易》、《書》、《春秋》判然矣。三 百篇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杜詩含蓄藴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
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訐訕，乃其下乘末脚。……。」愚按：用修之論雖善，
而未盡當。夫詩與史，其體其旨，固不待辯而明矣。即杜之〈石壕吏〉、
〈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無家別〉、〈哀王孫〉、〈哀 江頭〉等，雖若有意紀時事，而抑揚諷刺，悉合詩體，安得以史目之？至 於含蓄藴藉雖子美所長，而感傷亂離耳目所及，以述情切事為快，是亦變 雅之類耳，不足為子美累也。（明‧許學夷《詩源辯體》）125
杜子美作新題樂府，此是樂府之變。蓋漢人歌謠，後樂工採以入樂府，其 詞多歌當時事，如〈上留田〉、〈霍家奴〉、〈羅敷行〉之類是也。子美自詠 唐時事，以俟採詩者，異於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後，此體紛 紛而作。（清‧馮班《鈍吟雜錄》）126
許學夷主要修正楊慎批判杜詩敘事之說——「直陳時事，類於訐訕，乃其下乘末 脚」，重構杜詩敘事價值。他認為「感傷亂離耳目所及」是杜甫採取敘事手法之 因，與含蓄蘊藉相較起來，敘事方式最能貼切呼應杜甫的所遇所感，三吏、三別 等作也屬於反映衰亂的變雅詩歌傳統，不應指摘杜甫敘事舉措。「有意紀時事」
之語，點出杜甫紀錄時事是有意圖的，這種特地記事的意念與杜甫感觸人們流離 失所的哀傷情感，息息相關；馮班認為杜甫樂府創變在製作新題，「元、白以後，
此體紛紛而作」，新題樂府也引起元稹、白居易仿效，從創造力系統觀來說，杜 甫成功地建立一種新的詩歌領域，吸引後代人追隨，這就是創造力的表現。至於 時事，馮班則從「意圖」區分漢樂府詠事與杜甫記事的異同，「樂府之異於詩者，
往往敘事」127，杜甫掌握樂府敘述時事的創作原則，昔日樂府寫當時事，今日樂 府亦可寫今事，新題樂府寫唐事並不違反樂府體要。不過，漢代民間樂府在未收
125 明‧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頁 221。
126 清‧馮班：《鈍吟雜錄》，《清詩話》，頁 38。
127 清‧王士禛等：《師友詩傳錄》，《清詩話》，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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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官署之前，即是敘事性質的作品，如〈上留田行〉、〈羽林郎〉、〈陌上桑〉諸作，
映現孤兒悲啼、女性拒絕權貴調戲等人間世事，反觀杜甫先擬好敘述時事的書寫 策略，等候詩歌被採集。蒐羅、廣傳詩歌是採詩官的主要貢獻，儘管秦漢以後採 詩官已廢的事實，128對於詩人來說，採詩官仍是作品被人們注意到的象徵，當馮 班從「後樂工採以入樂府」對照「以俟採詩者」，漢代民間詩人並非為了某種目 的來作詩，敘事僅是歸納眾多樂府之作的常見手法，杜甫「自詠唐時事」，很明 顯是「異於古人」，有意為之，希望傳遞某些意念的創作活動。另一方面，詩學 家也關注到杜甫樂府新題與意、情的關係：
諸詩自製詩題,便有千古自命之意。蓋亦極厭六朝人擬作之不情耳。詩人 好擬古，譬好妄語者，雖說實話，人亦不信。129
在黃生評論杜甫〈新婚別〉的意見裡，「有千古自命意」，他認為杜甫製作樂府新 題的背後，已經確立好相關主旨。這就是本章第一節提及的「辭前意」，一種渴 望表達心中意念的創作動機，而先預定好全篇大意，即使詩人因外物感發而有創 作衝動，提筆之際趨向理性、冷靜，設想如何更好地傳遞想法。通過黃生比較杜 甫新題樂府與六朝擬樂府的差異，藉著六朝作品「無實事而撰浮詞, 皆妄語不情」
的對照，映現時事是影響杜甫自製新題的來源，杜甫之作蘊含真實情感。楊倫在
〈無家別〉的尾評，也有類似意見：
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為可厭。子美出而獨就 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去前人窠臼，〈苕華〉、
〈草黃〉之哀，不是過也。130
相較於六朝樂府模擬之風，杜甫對於時代環境有所感觸，國家遭難、群眾窮窘讓 他憂傷痛惜，因而「隨意立題」，隨著亟待傳遞出去的個人意念，訂立新題，除
128 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並序〉：「秦漢以還，採詩之官既廢。」唐‧元稹著，周相 錄校注：《元稹集校注》，頁 1360。
129 清‧黃生：《杜工部詩說》，諸偉奇主編：《黃生全集》（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 年），
冊 2，頁 49。
130 清‧楊倫：《杜詩鏡銓》，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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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一成不變格式，杜甫樂府詩作的哀傷之情，與〈苕之華〉、〈何草不黃〉反映人 民艱困、征夫艱辛等作相比，絲毫不遜色。這則資料也顯露時事是促成杜甫採取 創新活動的原因。
綜合以上諸說，學者們已涉及詩人的創作過程：「我為什麼要表現」、「我想 表現什麼」、「我要如何完滿地表現」。131「上憫國難，下痛民窮」時事環境，是 杜甫試圖創作的理由；「有千古自命意」是杜甫的表現意圖；自製新題是杜甫採 取合適方式的創作成果。然而，我們不能忽略許學夷、楊倫、黃生評論杜甫新題 樂府的情感成分，情感有別於情緒：
「緒」有連綿不斷的條緒之意，「情緒」宜指人（包括動物）所具有的「主 觀體驗形式」；「感」有感覺、感受之意，「情感」還當包括特定時境中 主體對某一對象的感受，包括著具體的內容。也許正因為如此，人們通常 將不可名狀的感情性體驗稱做「情緒」，將包含有特定思想內容的感情性 體驗稱做「情感」。132
杜甫對於人群有著憐憫情感，安史之亂的時事背景固然是影響杜甫創新之因，「感 傷亂離耳目所及，以述情切事為快」、「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隨意立題」，
學者們以感傷、感觸論杜甫樂府時事特質、命名新題，可知杜甫賦詠時事、製作 新題與個人情感密切相關，若無情感推動，書寫時事、改變題目的可能性隨之降 低。從創造力理論來看，他們已點出杜甫感性——富於情感的個人特質為影響創 造力發展之現象，133筆者認為，在明清詩學家的論述裡，指出杜甫自身豐沛情感 的個性，才是創新的切要關鍵、改變樂府現狀的始點。
「古人作詩，各有其本領，心志所結，動輒及之不自覺，所謂雅言也。如阮 公之痛心府朝，憂生慮患；杜公之繫心君國，哀時憫人。」134詩人個性常會影響 自身創作，杜甫關懷公領域之心，也不自覺散落在作品裡，我們也可以說，戰亂 的時事環境更加凸顯杜甫憐憫天下的個性。「杜公至性人，每於憂國思家，各見
131 以上創作歷程觀念，借自顏崑陽：《六朝文學觀念叢論》（臺北：正中書局，1993 年），頁 152。
132 胡家祥：《志情理——藝術的基元》（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5 年），頁 182。
133 個人特質影響創造力發展是近年創造力理論學者的共識。「感性」的個人特質，又可細分率 真、孩子氣、富於情感、較不自責、不抑制自我、憑感覺與直覺做決定。參見葉玉珠、吳靜吉、
鄭英耀：〈影響科技與資訊產業人員創意發展的因素之量表編製〉，《師大學報》（科學教育類）第 45 卷第 2 期（2000 年），頁 40-41。
134 清‧方東樹著，汪紹楹點校：《昭昧詹言》，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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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語」135，人通常關心私領域，卻不見得能以相同氣力對待公眾事務，杜甫獨特 處就在這裡，杜甫除了照顧私領域生活之外，牽掛公領域程度，甚於他人，正如 明清詩學家屢屢聯繫「時事」與杜甫新題樂府的關係，實則指向杜甫為了公領域 情事而寫詩的創作意涵。詩學家早已察覺杜甫本有哀時憫人的個性，當他眼見群 眾在戰亂時刻的淒苦慘狀時，種種時事觸動心腸，字裡行間瀰漫詩人的同理心與 真摯情感：
〈留花門〉、〈塞蘆子〉、〈前後出塞〉、「二吏」〈新安〉、〈石壕〉，
「二歎」〈夏日〉、〈夏夜〉，「三别」〈新婚〉、〈垂老〉、〈無家〉
暨〈客從南溟來〉、〈白馬東北來〉，紆慮老謀，補偏救敝，體人情若雪
暨〈客從南溟來〉、〈白馬東北來〉，紆慮老謀，補偏救敝，體人情若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