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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力特質,獲悉明清學者賦予杜甫創意典範之因,將批評焦點從「誰說了什麼」
回到「杜詩研究可以帶給我們什麼」,讓明清杜詩學更好地在現代發揮指引光亮。
二、明清杜詩學研究的文體批評成果
回顧明清杜詩學研究的杜甫各體評論意見,以文體為觀察角度的成果較少,
如王哲《清代詩話中的杜甫研究》從詩話資料統合清代詩學家論杜甫各體的看法:
杜甫五古內容與藝術表現多樣;七古押韻轉換,顯示杜甫的感情變化;杜甫自命 樂府新題,表現時事;五律吸收眾長,變化多端;杜甫開創七律組詩的形式。杜 甫製作五排長篇,嘆為觀止。清人論杜絕句意見紛歧,多數輕視,肯定杜絕者少。
182不過,目前學界涉及杜甫各體表現者,仍以某家評論杜詩各體製的說法為主,
相關成果擇要如下:
(1)高棅準確地把握杜甫詩體的優長處,視杜甫五古、七古、五律、五排、七 律為大家,五絕、七絕為羽翼。183
(2)王世貞認為杜甫在諸多詩體上堪稱完美,特別是五律、七律、七古。不過,
杜甫以歌行入律,不宜多作;以體製比較李杜,總結兩人在詩體方面的個 別成就,杜甫以律詩、七古見長,李白以絕句、七古取勝。184
(3)胡應麟認為杜甫五古宗師漢魏與自創新格是同時並進的;杜甫七古與李白 七古不分軒輊,修正何景明以杜甫歌行為變體之說;五律是杜甫律體最高 成就,唐人五律無能出其右者,杜甫五律善於變化,自創新法且不違自然 的化境,最為可法;杜甫七律變多正少,雖有化境,卻不及五律神化地步;
杜甫排律始作大篇,窮極變化;杜甫絕句是變體,全無所解。簡言之,胡 應麟表示杜甫近體成就高於古詩,古詩之長在脫棄陳規,近體以兼該眾善 為優點。185
(4)許學夷舉出杜甫五古、七古部分詩例,證明杜詩開啟韓愈與宋人詩風;矯 正前七子崇尚唐前五古的態度,以為李白五古、杜甫五古並駕齊驅,是唐
182 王哲:《清代詩話中的杜甫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頁 12-18。
183 吳中勝《杜甫批評史研究》,頁 115。
184 吳中勝《杜甫批評史研究》,頁 132-135。
185 孫學堂:《明代詩學與唐詩》(濟南:齊魯書社,2012 年),頁 50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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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主的研究型態,或談杜甫各體優劣,或談杜甫各體風格,或談杜甫各體創 新舉措,或談杜甫各體影響後人,或談各家接受杜甫體製的態度,依舊出現杜甫 各體成就不易聚焦的狀態。歸納以上成果,明清杜詩學者從五古、七古、五律、
七律討論杜甫創新,杜甫七古甚受青睞,絕句表現無法獲得普遍認同,這點反映 明清雖有少數人全面推崇杜甫各體,仍以部分肯定杜甫各體表現的說法為主流。
由於體製並非學者討論明清杜詩學的角度,多數研究現況列出詩話資料,僅僅交 代明清某學者論杜甫各體的現象,正如蔣寅觀察今日以文體研究文學的優缺點:
分體研究可以更準確地把握詩體自身的成長和詩人在藝術創造上的貢獻。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上述幾部著作都注力於作家藝術特色和風格的分析,
而較少扣住文體自身的發育過程來談作家對文體資源的開發,從而使史的 描述顯得較為平面。194
若要發揮文體批評的效用,而不是僅僅陳述杜甫各體風格與藝術特色,關鍵在於 研究者是否掌握文體批評的核心觀念——體要。目前學界做出明清學者探討杜甫 詩各體表現與風格「是什麼」的成績,這也是本論文可借鑒的成果,然而,明清 學者「為什麼」如此詮釋杜甫詩各體表現,未深入討論杜甫某體受到推崇或批評 理由,可見學界運用「體要」知識研究杜甫各體的層面,略微缺乏。
再者,明清同時形成以創意論杜、杜甫各體不全面受到肯定的批評趨勢,來 自杜甫作詩是否符合明清詩學家對每種體裁的標準體要、理想體式,這就涉及明 清杜詩學「杜詩變體」主題,今日學界有兩種研究方向:
其一,觀察明清學者以變體評價杜詩的理由。葛曉音〈論杜甫七律「變格」
的原理和意義——從明詩論的七言律取向之爭說起〉,指出明清學者從聲調、詩 法、風格差異等原因,判定杜甫七律為變體;195劉占召〈「以古為律」與杜甫七 律藝術的創新〉,明清學者視杜甫七律為「變調」,特別是入蜀時期、晚年時期 的七律,拗體律詩等,緣於杜甫「以古為律」,借鑒古詩的修辭技巧、篇章結構、
頁 214-218。
194 蔣寅:〈中國詩學的百年歷程〉,《學術的年輪》(南京:鳳凰出版社,2000 年),頁 117。
195 葛曉音:〈論杜甫七律「變格」的原理和意義——從明詩論的七言律取向之爭說起〉,《北京大 學學報》第 6 期(2011),頁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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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功能、審美趣味和創作精神來創作律詩;196張夢機〈杜甫變體七絕的特色〉, 明清多以「渾然一氣,言外悠然」為絕句理想體式,杜甫七絕不符合深曲委婉的 體要原則,詩評家對杜絕貶多褒少,視為變體別調。197上述研究,前輩學者均從 體要的文體知識入手,了解明清詩學家視杜甫為變體的理由。
其二,辨析明清學者接受杜甫變體的過程。岳進〈與復古派對抗視閾下的杜 甫——論明竟陵派對杜甫的接受〉,比較復古派與竟陵派對杜甫變體的看法,由 於復古派看出杜甫古詩、律詩與絕句在體制、詩法、音律等方面,異於其他盛唐 詩人,遂視杜詩為「變體」、「變調」,竟陵派則從題材、詩法、詩境肯定杜詩之 變。竟陵派肯定杜甫五古變體的價值,以蔡琰〈悲憤詩〉、〈古詩為焦仲卿妻作〉
為杜甫五古長篇的源頭,證明存在的合法性;高度評價五古、七古的藝術成就,
尤其敘事打破常規,篇法變化多端;復古派認為杜甫絕句不可師法,竟陵派則表 示杜絕不拘聲律,自率本懷,別有情趣,突破復古派的辨體思維。198簡恩定《清 初杜詩學研究》則考察出明人視杜甫五古、七古、七絕為變體,不足多法;清初 學者承接明人之說以外,直指杜律為變調,稱讚杜甫拓地萬里,一新後人耳目,
推尊杜甫律詩變體的態度有別於明人不喜杜甫古詩變體的立場。199上述成果,使 我們明白杜甫變體價值會隨著明清詩學家的喜好標準而改變。
以上可知,前輩學者多從聲調、詩法、風格注意杜詩異於他人的現象,受到 研究基點影響,學者以中國文學批評史為本位時,很難注意到「杜詩變體」主題 含有創造力視野所關注的新異變元素、文體批評之「體要」寫作規範被詩人扭轉 的積極意義,也就是蔣寅所說的「作家對文體資源的開發」、大寫 C 的創造力。
因此,本論文延續前輩學者論杜詩學變體主題的作法之外,改從體要角度看待杜 詩變體,嘗試捕捉明清學者評述杜詩變體的創造力蹤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