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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攘斥異端」 :韓愈與李翱
韓愈觀察孔子亡故後,儒學思想衰微的情況:
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 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
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 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47
從周道衰、孔子歿開始談起,關注歷史發展對於儒學思想的刺激或摧折,最後點 出「道德仁義」作為儒學重要內涵,其解釋權卻落入異端之手,語氣中不乏憤慨 與嘆息。對韓愈而言,釋氏實為外來思想,無法真正適用於中國;而老氏縱然為 中國所本有,但仍無法顯豁儒家思想中,道德仁義之博大精深。48
引文中明顯可見韓愈的價值判斷與選擇,仔細閱讀亦可察覺:問題之所在恐 怕不只是佛、老的猖獗,韓愈真正憂心者,事實上是以周道為代表,以「道德仁 義」為核心的一種思想內涵之失落。關於這種思想內涵,韓愈有明確的定義:「博 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49 如此以仁義道德為核心的義理,韓愈認為是有別於釋、老,以儒學為本的「道」, 展現為文,則是儒家傳世經典;展現為法度,則是外在秩序的建構;展現於人民,
便是四民社會的分工;展現於位,即為倫常之定制。韓愈的「仁義道德」在理論 上可能尚無法推到一個更根源的本體,然其至少將過去被視為「外典」的儒學,
安置了一個內核;在韓愈的視野中,儒學本身亦具有「內典」之性質,而他亦認 為這樣的內核可以推到一個相當究極的本源,且外推至世界,可以建構一套秩序 系統,對於此人間世所抱持的態度,較佛、老更具有積極意義。
是以,韓愈接著便提出其廣為人知的「道統」說:
47 唐‧韓愈撰,劉真倫、岳珍校注:《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卷 1〈原道〉,頁 1-2。
48 韓愈極力排斥佛與道,認為:「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 小者,非天小也。」參照唐‧韓愈撰,劉真倫、岳珍校注:《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卷 1〈原 道〉,頁 1;提及佛教,則指:「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
卷 29〈論佛骨表〉,頁 2904。
49 唐‧韓愈撰,劉真倫、岳珍校注:《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卷 1〈原道〉,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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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備」轉向「有德無位」的分水嶺;相對於過去「周孔」並稱,韓愈肯定「孔孟」
的態度,被宋儒所接受而沿用,也代表了由中唐到宋代孔、孟地位提升的濫觴。
53換言之,無論韓愈之思維,是否直接與宋儒契合,宋儒是否是有意識的「繼韓」, 中唐的韓愈與宋代儒者之間,的確存在著一種思維上的聯繫。此聯繫並不一定是 理論內部的問題,我們可以進一步詢問的是:這種對「有德無位」的聖人之肯定,
為何產生於這個時期?
回溯前文所論,在這一段歷史時空裡,學者們開始關注〈大學〉、〈中庸〉, 且不僅停留在引述的層次,也在哲學的層面思索、開展;此外,也就在這一個時 期,學者面對自身所處的現實境遇,開始逐步朝向心性、內省的方向思考。倘若 諸多著作中所呈現的現象,可以代表一個大時代中的思想氛圍的形成,那麼知識 份子開始對於「有德無位」的「孔孟」之肯定,是否也意味著對於「德—位」關 係的思考,已經產生與以往不同的變化?這個變化究竟是純粹理論上的推展或成 熟?還是同時也呈現著某種現實環境已經出現變局?而對於「有德無位」之聖人 類型的強調與重視,是否也存在著知識份子面對自身境遇所產生的一種投射現 象?這些問題我們仍然要留到第五章再一併回應。
韓愈這般以「攘斥異端」為目的的道統觀,以及對於「道」的本質與內涵的 思考,為其後學所繼承;李翱便在一個更具體的角度上,說明佛教與道教的寄生 性質,及其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在〈去佛齋〉一文中,李翱指出:
故其徒也,不蠶而衣裳具,弗耨而飲食充,安居不作、役物以養己 者,至於幾千百萬人。推是而凍餒者幾何,人可知矣。於是築樓殿 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雖璇室象廊,
傾宮鹿臺,章華阿房弗加也。是豈不出乎百姓之財力歟?54
李翱指出佛徒之不事生產,卻得以居食無虞,其屋舍廟宇又極盡奢華;如此種種,
離出來。」參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篇)》〈緒說〉, 頁 33。本文並非針對道統的議題進行分梳,亦非以哲學史的角度作為切入,僅能列舉所知,
對道統問題作簡單的交代。若欲更清楚觀察道統的整體流衍,可參考陳逢源:〈先秦聖賢系 譜論述與儒學歷史意識——朱熹道統觀之淵源考察〉,《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 41 期(2010 年 1 月),頁 1-64。亦可見黃瀚儀:《宋儒道統思想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94 學年度),對道統思想有較為全面的考察。
53 參見徐洪興:《思想的轉型——理學發生過程研究》〈第二章 儒學更新引出的文化變動〉,
頁 115-118。
54 唐‧李翱撰:《李文公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集部十七,
別集類),卷 4〈去佛齋並序〉,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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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黔首黎民的奉獻,而之於國家整體而言,毋寧是龐大的負擔。此處李翱對於 釋氏的觀察,與韓愈如出一轍;他們從一個現實的社會層面,極言佛、道之不可 取,由具體的方向針對具體的問題,提出解決之道。是以韓愈在〈原道〉文末,
便厲言:「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55
從現實層面看待佛、道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便以實際的具體方式進行解決;
但我們並不能因此一概而論,視韓、李二人對於佛、道的批判,僅只在現象界可 見的事實。從前文我們所列舉的道統系譜,以及李翱之《復性書》,便可以清楚 將其「攘斥異端」的路徑,區分為「外在的具體行為」,以及「內部的抽象理論」。
他們事實上已經清楚意識到儒家思想中,尚未被開拓的空白區域;因為堅決相信
「聖人之道」的完整性,是故內在的超越面,並非儒學本身有所缺乏,而是在歷 史中埋沒,等待後人的挖掘。因為堅信儒家思想的正統性與價值意義,「攘斥異 端」與開展儒家心性論,便成為不可偏廢的兩面,此乃韓、李一系學說之主要特 色;而這樣的傾向,也一直延續到宋儒的論述中。從韓愈之「道」,乃至宋儒所 論之「道體」;從李翱的「復性」,開展至宋儒諸多工夫修養進路的建構;由此看 來,所謂「繼韓」或「排佛」,其所強調的心態與作法、理論與行為上的連續性,
便不言而喻了。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