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舉制度的文化影響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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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進路
透過以上三個軸線的研究回顧，我們大致呈現哲學史、思想史與制度史三個 領域對本議題的關注焦點。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大學》、《中庸》、心性之學，
抑或是科舉，皆為各自領域中的重鎮，廣受學者之注目；是故無論在「經典詮釋」、
「思想」、「制度」任一端，皆有相當深刻的論述可供參酌，但充分架接三者關係 之研究，則較為罕見。上節我們已分別將三個領域的研究樣態加以說明、析論，
並指出本論題在各個領域可能的意義與定位，此處便不再贅述。
要言之，本文的題目既為〈《大學》、《中庸》經典化的一個側面——由制度 與思想的互動論中唐心性之學的開展〉，那麼在時間上便將鎖定於中唐，追溯〈大 學〉、〈中庸〉經典化的開端，深入分析此時期思想的轉折，與科舉制度之間的關 連；透過中唐時期「經典詮釋」、「思想轉折」、「制度發展」，三條軸線的交相參 照，以新的視野，重新檢視思想史研究中一大重要議題。在經典詮釋方面，本文 必須將中唐士人對〈大學〉、〈中庸〉相關的論述加以「脈絡化」。思想轉折的層 面，則扣緊《大學》、《中庸》經典化的線索：於內，研析當時士人如何自〈大學〉、
〈中庸〉中，尋找可深化儒家心性之學的質素；於外，則連結至當時的科舉制度，
觀看士大夫如何透過思想的轉型以適應由科舉帶來的時代變遷。在科舉制度部 分，將從「廢鄉官」、「行科舉」談起，重塑唐宋知識份子所生活的科舉社會，並 嘗試與思想、經典的轉向加以連結。於廟堂之上，看士人如何面對科舉制度所帶 來的困境，並觀看其如何透過自身學術、思想的轉化，重新尋求價值根源，並進 一步藉由經典詮釋，試圖安頓一時代的人心。
論述至此，已大抵將研究範圍勾勒而出，本論文在此便稍具骨骼、輪廓。必 須事先澄清的是：前面所強調的三個軸線，在本書的論述裡，皆被視為「歷史事 實」，是故我們真正要詢問的，並非此三者本身究竟「是什麼」？而是他們彼此 之間如何交錯、互動與激盪的過程。此外，本書限於篇幅，尚無法深入耙梳宋代 龐大的史料與文獻；但誠如前述，筆者認為唐宋知識份子之間，具有一個連續性 的思想共識，那麼透過本書的研究，便大抵可見科舉、士人、思想之間，最初的 互動與激盪，及其間所產生的思想轉折。
底下，我們便依序說明本文之研究進路與結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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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經典化」，實質上便是「思想轉型」的「具體化」，本文在《四書》中，
選取《大學》、《中庸》為題，意在彰顯中唐儒家心性之學開展的具體面貌，亦作 為貫串全文的主要脈絡。在〈第二章 詮釋的轉向：從鄭玄到朱熹〉中，首先便 比對鄭玄《禮記注疏》中，對〈大學〉、〈中庸〉的注釋，與朱熹《大學章句》、《中 庸章句》的詮解。目的便在透過一個時間跨度極大的比較中，突顯前後期儒學在 經典詮釋上的鮮明差異，歸納、分析此詮釋差異中的特點，提出一己之觀察，並 導入本書所欲處理的問題。
歷史發展有一定的過程，經典詮釋史亦然；本章第一節業已論及，中唐是為 詮釋轉折的關鍵時刻，也因此，在提出漢宋儒學典範的詮釋差異後，下一個階段 我們便回到中唐歷史現場，逐步追索經典化的歷史意義。從本文〈第三章 經典 化的序曲：中唐士人與〈大學〉、〈中庸〉〉以降，我們首先透過唐人文集、思想 家專書，糾舉中唐學者對〈大學〉、〈中庸〉的引述、運用與解讀，描繪出唐代學 者在〈大學〉、〈中庸〉成為經典的歷程中，對其間內涵的建構與開展。
誠然，經典化的歷程有諸多值得考察的面向，若以詮釋系統的完整度作為考 量，《大學》、《中庸》在宋代為諸多學者用心之所在，唐人論述與宋人相較，便 顯見理論上的矛盾或思想中的雜揉，並不是哲學史論述中具有代表性的內容；但 本書是以一個脈絡化的思想史研究視野，檢視唐人的經典詮釋，因此不僅肯定唐 代思想家對《大學》、《中庸》經典化的貢獻，同時也認為這些看似零散的文獻資 料，可以更清楚地勾勒思想轉型時期複雜紛陳的樣態。是故，在分析知識份子對
〈大學〉、〈中庸〉的理解後，〈第四章 變奏：內省風氣的產生與儒家思想之分 歧〉便將視野拉遠，觀看作為轉折關鍵期的唐代，其內省風氣的形成，與中唐儒 家思想的分歧與對話。
最後，〈第五章 制度與思想之間：科舉與中唐心性之學〉中，我們即以唐 代史書、政書等廟堂之論作為材料，考察「廢鄉官」、「行科舉」以來，中央集權 化的制度改易，對唐代知識份子仕宦途徑與仕宦資格所產生的影響。士人們如何 看待科舉制度？思想轉折與制度之間又有何關係？這樣的關係又如何具體反映 於學者對〈大學〉、〈中庸〉的理解上？
以上是本書主要的行文脈絡，在實際展開之前，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制度」、
「思想」與「經典詮釋」三者，事實上並不屬於同一個層次。其中，「思想轉型」
實為最抽象的過程，在研究時我們僅能透過具體可知的層面入手，例如：比對兩 種經典的詮釋方式，突顯不同思想間的差異；或者羅列士人的論述，追蹤並分析 此間轉型的痕跡。「經典詮釋」正如前文所述，乃「思想」轉折的具體化，這點 大抵可以理解；但不可忽略的是：「制度」本身事實上也是「某種意識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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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具體化，而探究士人對制度之見解，在一定程度上，亦可反映當時思想、理念 之具體樣態。102
《大學》、《中庸》的「經典化」，在本書的討論裡，並非僅指經典本身的變 化，更蘊涵著在一段歷史時間內，知識份子與現實環境對話，而逐步形塑經典內 涵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思想、經典與制度三者，當為一個循環且相互影響的關 係。職是之故，我們所論述的「制度」或「思想」，皆非單一而靜態的對象，而 分別是一段動態的發展過程。
制度的轉型改變一時代知識份子的組成與生活形態，政權開放的同時也形成 新的困境；士人通過對困境的思索，進而轉化其思想以面對歷史的限制。思想轉 化具體的顯現便是經典詮釋的轉向，士人藉由再度深掘經典，重新理解其所存在 的歷史世界；甚至在下一個時代裡，進一步形成實際社會行為，試圖在制度構成 的框架中，潛移默化地改變制度構成的困境，最終甚至有形地影響制度本身。103 筆者所謂制度與思想的「互動」，便建立在這樣一個「制度—士人—思想—經典 詮釋—社會行為—制度」的動態循環中。此循環並非「點對點」且「單向」式的 線性連結，而是錯綜複雜的立體圖示；藉此立體圖像之繪製，我們可以更充分掌 握唐宋思想史的整體。
102 此處讀者可參考第一節「問題意識與研究議題之確立」中，錢穆先生的說法。
103 筆者認為從《五經》到《四書》，乃一個由唐代開始，學者面對歷史的變局，試圖回應時代，
並回歸本心的運動；而本文所處理的，則是士人通過對歷史限制的思索，如何轉化其思想 以適應新的局面，屬於「制度—士人—思想—經典詮釋—社會行為—制度」動態循環列的前 半段，「制度—士人—思想—經典詮釋」的層次。而從「思想—經典詮釋—社會行為—制度」
的層次，主要是指宋代以降，士人的思想蛻變及其政治實踐；我們所謂「下一個時代」以降 的實踐，便是意指這個層次。第二個層次涉及到思想如何影響制度的問題，其背後的核心 動因，和我們所欲討論的唐代制度與思想的議題相互連貫，但已逾本書所劃定的時代範 圍，筆者日後將另撰他文加以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