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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與外在現實世界相連的鎖鍊;此處顯然已較鄭玄「心廣體胖」之說,更深刻地 意識到內在修養的重要性與必要性。與此同時,歐陽詹似乎也掌握到「誠」在〈大 學〉的修養次第論中,作為心內意念轉向外部具體實踐間的樞紐位置,這點與孔 穎達的看法實有不謀而合之處;也在一定程度上,補強孔穎達所提出的「所由先 從誠意為始」的理論空隙。38

如此不約而同對「誠」的重視,使我們不得不進一步探問:在一個時代中,

某些概念的提出與強調,究竟意味著什麼?「誠」的樞紐位置為何在此時期如此 重要?這個問題,我們在後面的章節會逐步面對並回應。這裡能夠說明的是:從 歐陽詹的討論中,我們大抵上已經看到「誠」概念深化,以及學者對於一己修為 工夫的重視,乃至於經典詮釋開始產生轉型的現象。

二、李翱的《復性書》

當然,若僅就「誠」概念之討論,我們並無法將〈大學〉、〈中庸〉性命之書 的特質突顯出來;也因此,論及〈大學〉、〈中庸〉經典化,在中晚唐最具影響力 的關鍵人物,不得不首推韓愈弟子李翱。李翱的《復性書》39是第一部正式以儒 學為基礎,從心性價值探討〈大學〉、〈中庸〉的著作;也因此在二篇成為儒學經 典的歷程上,佔有不可動搖的地位。

《復性書》開宗明義便談及性情關係: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感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 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 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40

38 這裡可能會產生的問題是:歐陽詹是否有意識地在回應孔穎達的說法?此處筆者雖提出歐 陽詹之論述,在一定程度上補強孔穎達之說的空隙;但並不意味著,歐陽詹必須有意識地 針對孔穎達所提出的意見,進行理論上的回應。當我們將歷史中諸多學說組構為一個譜系 的過程中,理論與理論本身,並不一定是作者有意識地做出連結;但在思想史研究時,我 們仍有必要進行理論上的聯繫工作,或許可以更清楚地呈現思想發展的動態過程。

39 唐‧李翱撰:《李文公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集部十 七,別集類),卷 2《復性書》,頁 106-111。

40 唐‧李翱撰:《李文公集》,卷 2《復性書上》,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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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明確地區分了性與情,指出人皆有善之本性;然此本性往往易受喜怒哀樂等 七情干擾。如水火之所以不清、不明,乃源於沙與煙的遮蔽。人之無法成為聖人,

乃因情在其中阻隔。較之於歐陽詹對於人性的區分,李翱則肯定直言:「百姓之 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41這一點認識已經明顯脫離了過去儒學的思想基調,朝 向宋明儒學傾斜。正因為聖人與百姓之性同樣上承天命而來,聖人與凡俗之別,

亦僅在「先覺」與「後覺」而已。42聖人之所以為聖,在於其不為情所惑,能得 天命之性,最終達於「至誠」之境;而凡人卻容易受情之障蔽,終其一生不一定 得見自身天命之本性。43

既然點出人皆有一原初本性,在聖在凡並無區別,然此「性」的內容為何?

《復性書》中如是言:

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 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44

李翱在此將性視為最真實的存有,既是絕對的無,也是絕對的實,所以稱之為

「誠」;而「誠」在李翱的觀點中,便是超越的性體,聖人乃此超越性體的體現 者,因而得以承天之命,感通天下45,這即是〈中庸〉所謂「贊天地之化育」的

「至誠」之理。引文中的「賢人」,則指「復其性者」,其意涵當為〈中庸〉之「自 明誠」者;而李翱提出的「復性」,便是「自明而誠」的修養工夫。對李翱而言,

《易傳》所謂「與天地合德」與〈中庸〉之「至誠無息」的聖人境界,並非得自 於外,一切不過是「盡其性」而已。46故曰:「道者,至誠而不息者也。至誠而 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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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性」的內涵詮釋出超越的意義,視「誠」為此超越之性體,並肯定「復 性」的必要後;下一步李翱便敏銳地注意到「如何復性?」的問題。《復性書》

41 唐‧李翱撰:《李文公集》,卷 2《復性書上》,頁 106。

42 李翱指出:「……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 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見 唐‧李翱撰:《李文公集》,卷 2《復性書上》,頁 107。

43 唐‧李翱撰:《李文公集》,卷 2《復性書上》,頁 107。

44 唐‧李翱撰:《李文公集》,卷 2《復性書上》,頁 107。

45 楊儒賓:〈《中庸》、《大學》變成經典的過程:從性命之書的觀點立論〉,李明輝編:《中 國經典詮釋傳統(二):儒學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 115-116。

46 唐‧李翱撰:《李文公集》,卷 2《復性書上》,頁 107。

47 唐‧李翱撰:《李文公集》,卷 2《復性書上》,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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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篇,便著重於復性工夫的建構;認為復性的方法在於:「弗慮弗思,情則不 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48期望透過修養工夫,最終 達到「寂然不動」的定靜之境。此處運用〈大學〉的「格物致知」再加以說明:

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

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

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齊,

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49

本文第二章已將鄭玄、孔穎達對「格物致知」之詮釋加以分析,然而,讀者不難 察覺:李翱對於「格物」的理解,並不在一個「德—命」相配的關係底下;其所 謂「致知」,亦不再指稱知識的理解、探求。李翱已清楚意識到《復性書》與過 去論述最大的差異在於:「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50如是以「心」與 經典內涵貫通,透過「心」以「體貼」經典的方式,與宋明儒者對經典詮釋的態 度,已有相當程度的雷同。51

楊儒賓先生列出李翱《復性書》的結構,認為:《大學》、《中庸》之所以成 為性命之書,乃由於李翱將性與天道結合而論:天道為誠,人性則善,天人同源,

因此建立價值之源;將「誠」視為超越的性體,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亦在於此。

李翱看到的聖人,與荀子、漢唐儒者重視的「盡倫」、「盡制」的聖人性格大不相 同,其所謂「聖人」,體現出一種天命之性的境界。52

陳弱水先生則分析《復性書》的思想淵源,澄清兩點:其一,《復性書》的 問題意識和基本思想方向,皆受佛教很大的影響;其次,此文重要實質觀念多取 自道家與道教傳統,佛教僅佔小部分。53誠然,李翱的思想中摻雜著釋、老的影

48 唐‧李翱撰:《李文公集》,卷 2《復性書中》,頁 108。

49 唐‧李翱撰:《李文公集》,卷 2《復性書中》,頁 109。

50 唐‧李翱撰:《李文公集》,卷 2《復性書中》,頁 109。

51 楊儒賓認為:「李翱將『格物致知』,解成性體與萬物的關係。性體明照,其照非認知義,

『致知』的『知』也不是知識之義。……性體明照中的萬物並非以『對象』義呈現在性體前,

而是『萬物皆為性體所貫穿』。性之與物,正如體之與用。這樣的『格物致知』基本上是境 界語,……因為事物最後能不能『明辨焉而不著於物』,關鍵不在『物』,而在觀者的心靈 能否達到『誠』的層次。換言之,觀者只要『復性』,他就可以『格物致知』。反之,物必 不格,知必不致。」楊儒賓:〈《中庸》、《大學》變成經典的過程:從性命之書的觀點立 論〉,頁 137。

52 楊儒賓:〈《中庸》、《大學》變成經典的過程:從性命之書的觀點立論〉,頁 113-157。

53 陳弱水:〈《復性書》思想淵源再探——漢唐心性觀念史之一章〉,收入陳弱水:《唐代文 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頁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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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但如此現象普遍存在多數士人之間,因此在時代的限制下是可以理解的;因 此陳氏續言:倘若以蓋房子簡化比喻之,則《復性書》乃在漢儒性善情惡說之背 景下,借用佛教思想架構,以及道家、道教的材料,依循儒家基本價值,所建構 出一套嶄新的儒家心性修養論。54因為他確實已接上孟子、〈中庸〉之儒家道統,

其「性」與孟子的「性」,只在工夫上有所差異。此外,他也將〈中庸〉、《易傳》

在盡性的工夫中貫通,這是漢代以來未有之悟解。55對此,侯外廬亦指出:「(李 翱)一方面闡述〈學〉、〈庸〉,繼承思孟的唯心主義傳統;另一方面又輸入禪學 的內容,加深僧侶主義的色彩。從社會根源和學術源流上看,它是宋明道學,特 別是二程『理學』的先聲。」56

縱然李翱的論點中仍存在諸多矛盾,或為後代學者所批評57;但我們依然必 須承認李翱之於《大學》、《中庸》經典化的過程,乃孤鳴先發的重要人物,對宋 代儒學的基本內涵的開展,具有拓荒意義。傅斯年先生(孟真,1896-1950)對 李翱在儒學史上的地位,有一相當中肯的論斷:

……李習之者,儒學史上一奇傑也。其學出於昌黎,而比昌黎更近 於理學,……北宋新儒學發軔之前,儒家惟李氏有巍然獨立之性 論,上承〈樂記〉、〈中庸〉,下開北宋諸儒,其地位之重要可知。

自晉以降,道、釋皆有動人之言,儒家獨無自固之論。安史之亂,

人倫道盡,佛道風行,亂唐庶政,於是新儒學在此刺激下發軔。……

退之既為聖統說,又為君權絕對論,又以「有為」之義闢佛、老,

自此儒家乃能自固其藩籬,向釋、道反攻。習之繼之,試為儒教之 性論,彼蓋以為吾道之缺,在此精微,不立此真文,則二氏必以彼 之所有入於我之所無。李氏亦闢佛者,而為此等性說,則其動機當 在此。遍覽古籍,儒家書中,談此虛高者,僅有《孟子》、《易‧繫》、

《戴記》之〈樂記〉、〈中庸〉、〈大學〉三篇,……在李氏前皆不為 人注意,自李氏提出,宋儒遂奉之為寶書。即此一端論之,李氏在 儒學史上之重要已可概見。清儒多譏其為禪學玄宗者,正緣其歷史 的地位之重要。夫受影響為一事,受感化為又一事,變其所宗,援

《戴記》之〈樂記〉、〈中庸〉、〈大學〉三篇,……在李氏前皆不為 人注意,自李氏提出,宋儒遂奉之為寶書。即此一端論之,李氏在 儒學史上之重要已可概見。清儒多譏其為禪學玄宗者,正緣其歷史 的地位之重要。夫受影響為一事,受感化為又一事,變其所宗,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