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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五章
制度與思想之間：科舉與中唐心性之學
王汎森在《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書之序文中指出：
巨大的歷史事件就像任何一個巨大的海浪一樣，都是匯集無數潛流 而成，故歷史單因論是很難被接受的，可是要窮舉所有的因果關聯 也絕對做不到。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只能大致做到分別主從輕 重，並把最具關鍵性的因素釐清出來。1
誠如王氏所論，歷史事件的發生歷程，絕非單一原因可以解釋，但同時也無法全 面而整體地羅列；而歷史的複雜性，也讓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必須審慎考量其 間的主從關係。
當我們將《大學》、《中庸》經典化的歷程，變成一個史學問題加以討論時，
便勢必涉及到思想家（或經典詮釋者）與現實環境之間的關係。在這樣的一個研 究方向上，處理中國經學史與思想史上的重要變遷時，對所謂的主從關係與關鍵 性因素之理解，便需要先區分為「內在理路」與「外緣影響」兩個層次2；這兩 個層次事實上涉及思想史方法論中，「觀念史」與「思想史」兩大研究趨勢的分 野，這點在本文的〈緒論〉中業已提及。一個歷史事件——尤其是涉及經典、思 想等面向——的發生歷程，往往是「內在理路」與「外緣影響」兩個層次，在一 段長時間的複雜交錯中，發酵、醞釀而成；換言之，「內在理路」與「外緣影響」
之間，應該是一個互動關係，不能以單向的因果關係或主從關係加以涵攝。
本書最主要面對的具體問題，在於如何合理地解釋《大學》、《中庸》經典化 的歷程，之所以在唐代展開的原因？而第二章的經注比對，即是為了在內在理路
1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序〉，頁 7。
2 關於「內在理路」與「外緣影響」兩個層次的界定，請參照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 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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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呈現兩個典範之間，思維傾向上的發展與變遷；透過比較後所擷取的差異性，
提供我們一個線索，來追蹤思想轉折的軌跡。思想變遷與經典詮釋轉向之間的密 切關聯，致使我們一旦確立經典詮釋轉向，是在中唐發生之後；便緊接著必須進 入思想世界，探討思想轉折的原因與過程。在第三、第四章的討論後，我們更清 楚地發覺：宋代思想無論內聖或外王方面的基本傾向，事實上在唐中葉便已經奠 定了下來。
對天人關係的重新界定的同時，學者逐漸意識到「一己」的主體性；當時思 想環境中，巨大他者的衝擊，也同時讓學者進一步對儒學固有理論的完整性加以 思索，並產生建構與否的意見分歧。到這個階段，可以說已經將道德涵養與價值 判準內在化的問題加以呈現，似乎已經初步解釋了《大學》、《中庸》經典化的歷 程，之所以會在這個時期發酵的內在原因。然而，從第二章詮釋典範的比較中，
我們提出兩個層面的變化——「內聖」範圍的開放，與「外王」意義擴充。如果 僅由內在理路為主的思想環境上進行論述，那麼我們很可能只說明了第一層；至 於第二層所涉及的：個體修養到政治活動之間，為何會產生一個新的實踐空間？
以及「學者」的身份，為何同時產生了「政治色彩淡化」這樣的轉變？從前幾章 的討論中，我們尚未得到解答。
若將上述的問題，換個角度來檢視，我們也可以這麼思索：儒家所謂「經世 致用」的實踐內涵，為何在這個時期，必須從「政治」意義中解放？我們先懷抱 著這個問題，回到第四章所論的思想世界：在第四章對中唐士人思維所進行的分 析中，我們發覺在一個逐漸側重「人事」的思想氛圍底下，學者開始認為一己內 在之道德修養，當為外在實踐的基礎。然而，這裡的訴求對象，卻在部分學者的 言論中，呈現出一種普遍性，帶有「人皆可以成聖」的理想；聯袂而生的是學者 對「聖人」概念的理解，從過去表彰的「聖王」，轉而推尊有德而無位的「孔孟」。
在這樣的現象所反映的是：在知識份子面對「德—位」之際的問題時，產生了「德」
高於「位」的理解，且修養工夫論的最終目標，也不侷限在政治活動，而有「成 聖」的可能。自反面來看，倘若「聖人」在此時期，逐漸被視為知識份子理想人 格的投射；那麼中唐前後的學者，會不會也正面臨了一個如孔子一般，有「德」
卻不必然有「位」的現實環境？如此「德—位」之間的緊張性，是否也是促成知 識份子重新思索經典內涵的因素之一？
透過這樣的視野來觀察思想變遷的原因，我們便會發現：如果歷史現實中，
真的產生了「學」、「德」、「政」之間關聯性的淡化，那麼所謂「經世致用」的實 踐內涵，也勢必需要重新定義；換言之，思想家論述中所體現的「學者」身份之 改換，以及「外王」概念範圍的變化，很可能意味著某種具體歷史環境，在唐代 之時，已然產生了變動。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經典詮釋時，對「學者」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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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理解差異？這個問題似乎指向了唐代以降的歷史環境中，已然產生「博學—
為政」，甚至「德—位」之間不必然聯繫的關係；倘若這樣的思考方向成立，或 許我們應該更進一步詢問的是：唐代知識份子取得政治身份的途徑，是否產生了 與過去不同的方式？這個新的取士制度，又如何影響唐代知識份子看待經典的態 度？而當知識份子重新進入經典世界後，又獲得了什麼樣的滋養與觸發？
論述至此，我們發覺第二個層次的轉向若要妥善解決，就必須走入唐代的歷 史，找出一條致使「學者」身份產生內涵變異的環節，才能更完整地解釋《大學》、
《中庸》之所以在唐代展開其經典化歷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