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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共同認可的是：此制度在唐代的確已成為取士的一項定制，其重要性與成 熟度，也在此時期逐漸增長；也因此，當我們面對科舉與心性之學互動關係的議 題時，較之於隋代，無論是體制的完整程度，或是整體影響層面而言，以唐代作 為研究範圍，可能會是比較妥當的選擇。
二、唐代科舉制度內容概述
王定保《唐摭言》有云：「始自武德辛巳歲四月一日，敕諸州學士及早有明 經及秀才、俊士、進士，名於理體、為鄉里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 其合格，每年十月隨物入貢。斯我唐貢士之始也。」16可知所謂明經、秀才、進 士等科目，大抵在唐初武德年間，便已經設置，其後逐漸發展完備。統觀唐代取 士各科，可參考《新唐書》〈選舉志〉的記載：
唐制，取士各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 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
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 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
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 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17
在《新唐書》中，史官很清楚地告訴我們：唐代的取士科目大抵延續隋代舊制。
歸納言之，則唐代取士以考試時間與考試性質加以劃分，可大別為「常選」與「制 舉」兩類；前者為政府之定期選拔，後者為天子因應實務所需不定期地舉行，名 目眾多，且較具有現實性。18
頁 277-280。至於上述幾篇論文，部分已收錄至劉海峰編：《二十世紀科舉研究論文選編》（武 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為陳文新主編：《歷代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叢刊》系列之一。
16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臺北：世界書局，出版年不詳），卷 1〈統序科第〉，頁 1。
17 宋‧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 44〈選舉志〉，頁 1159。
18 關於這段史料，學者之解讀上有些許差異：傅璇琮指出此段史料有所矛盾：首先，在於「取 士大要有三」，當指取士科目有三，然此三科為何卻沒有說明，傅先生推測可能只生徒、鄉 貢與制舉三種，但此三者實際上不屬同類別，故也不能並列。其次，常選中的一史、三史與 明經並列，則明經中又有史科，其間關係為何？史料中皆未嘗說明。參照傅璇琮：《唐代科 舉與文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第二章 總論唐代取士各科〉，頁 25-28。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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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中各一；通五經者，大經並通。其孝經、論語並須兼習。每帖三言。通 六已上，然後試策：周禮、左氏、禮記各四條，餘經各三條，孝經、論語共三條，
皆錄經文及注意為問。其答者須辨明義理，然後為通。通十為上上，通八為上中，
通七為上下，通六為中上。其通三經者，全通為上上，通十為上中，通九為上下，
通八為中上，通七及二經通五為不第。」28以帖文為首場，僅帖文及格，方得以 進入第二場；因此明經科的考試關鍵即在帖經，亦即精確記誦經書與注疏之文 字。29
至於進士試，在本段落之始已引《唐摭言》，指出：進士科在唐初武德年間 已經設置，時與秀才、明經、明法等科目，並列為歲舉常科之一；然而，隨著歷 史的發展，進士科的名聲很快凌駕諸科之上。至高宗、武后掌權時期，進士科登 第已為士大夫豔羨之對象；當時名相薛元超便有：「吾不才，富貴過分，然生平 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30一說。
相較於明經科考試的細節繁多，進士試則相對單純；《唐六典》中記載，進 士科僅「帖一小經及老子，試雜文兩首，策時務五條，文須洞識文律，策須義理 愜當者為通。」31然而，唐代進士考試辦法與具體項目，事實上曾經歷多重改革，
根據《通典》所志：唐初僅有試策，貞觀八年（634）才「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
高宗調露二年（680）依據劉思立奏請，進士遂與明經一般需考帖經。32至武則 天掌權，特重進士試，此時進士科由試策一場，改為帖經、雜文、策文三場，每 場定去留，遂成唐代進士科定制33；一般所謂「進士科試詩賦」，便是在雜文一 場。根據徐松《登科記考》之考究：「按雜文兩首，謂箴銘論表之類，開元間始 以賦居其一，或以詩居其一，亦有全用詩賦者，非定制也。雜文之專用詩賦，當
28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頁 45。
29 詳見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第五章 明經〉，頁 122。
30 見唐‧劉餗：《隋唐嘉話》（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中，頁 28。
31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頁 45。
32 《通典》：「其初只試策，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 始奏二科（按：進士、明經）並加帖經。其後又加《老子》、《孝經》，使兼通之。」參唐‧
杜祐：《通典》，卷 15〈選舉三〉，頁 354。
33 至於為何武后時期進士試有此明顯變化？傅璇琮指出：進士試之所以由試策而發展為加試雜 文和帖經，一方面是考試本身的原因，由於舉子僅讀為應付試策而編成的現成策文，而不鑽 研經典本文，故加考帖經；另方面，則是政治性的理由，武則天為加強個人權勢，擴大其統 治政權之基礎，故增設考試的門類，加強文藝辭藻方面的選拔，網羅既有文才與經學修養之 士充實朝廷。請參照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第七章 進士考試與及第〉，頁 179。傅 氏所言或有商討空間，然進士科試內容轉變的理由，有「考試本身」與「政治目的」兩點，
殆無疑義；至於武則天一朝的政治，由於和本論題無涉，故暫且存而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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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寶之間。」34而帖經、雜文、策文三場的考試次序，本以「帖經」列為首場；
在中唐以後逐漸轉以「詩賦—帖經—策文」或「詩賦—策文—帖經」為次序。35 與前述明經科一般，由於逐場定去留，故首場便代表主要取士標準；而進士科的 取士標準，自開元以前的「帖經」，到中唐以降的「詩賦」，此間轉變不可不察。
對此，傅璇琮先生認為：「這不僅是考試辦法的變化，而且是詩歌在社會生活中 的地位進一步提高的反映。」36
前面我們扼要地介紹了唐代科舉中，「秀才」、「明經」與「進士」三科的設 置與興革；根據王明盛的考察：「其實若秀才則為尤異之科，不常舉。若俊士與 進士，實同名異。若道舉，僅玄宗一朝行之，旋廢。若律、書、算學，雖常行，
不見貴。其餘各科不待言。大約終唐世為常選之最盛者，不過明經、進士兩科而 已。」37可知嚴格意義上的常選，僅「明經」與「進士」兩科可作為代表；而一 般所謂的唐代科舉項目，亦主要指進士、明經與制舉三者，其中又以進士科的施 行，在唐代考試制度史中別具意義。38
關於科舉制度的研究，已成為一個專門的領域，其間研究成果之豐碩，我們 在〈緒論〉已經概略提及。然而，本節之所以對科舉進行扼要的說明，並非將科 舉制度作為研究對象，而是希望透過對科舉的理解，試圖觀照經典詮釋與思想轉 向的相關問題；因此，關於科舉制度內部的各個項目，以及其在唐代的諸多實行 細節的考察，固然是科舉史研究上相當重要的環節，但實非本文必須著力之所 在。本節僅概述科舉制度的萌芽與在唐代的實際運作，並糾舉明經、進士兩項，
較具有代表性的考試項目加以耙梳；至於其他的考科，著實相當龐雜，無法以隻 字片語分辨，若一一詳加介紹，則不僅在論述上易生枝蔓，且與本書主要關懷的 焦點，將漸行漸遠。職是之故，本節對科舉制度細節之說明，便在此劃下休止符；
底下，便將運用科舉作為參照點，考察科舉與唐代士風，進而回應唐代思想之所 以朝內省方向轉折，乃至《大學》、《中庸》展開其經典化歷程等相關問題。
34 清‧徐松撰，羅繼祖補遺：《登科記考》（京都：中文出版社，1982，再版），頁 39。
35 由於每場定去留，故首場的意義極大，代表進士試取材之原則與標準；由開元、天寶時期「帖 經」為首場，表明對經典的重視，在中唐時期轉以「詩賦」為首場，此間變化有相當特殊的 意義。本段落主要參考自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第七章 進士考試與及第〉，頁 169-199。
36 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第七章 進士考試與及第〉，頁 181。
37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臺北：大化書局，1977），頁 865。
38 參照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第二章 總論唐代取士各科〉，頁 2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