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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錢穆乃至傅璇琮的說法，我們發覺：在談論科舉的重要性與影響力時，或 許不能完全以入流者的數量或比例作為判斷依據；科舉取士對整體知識份子的生 活與意識型態的影響，和實際進入官僚階層的總人數，並不屬於同一個層次的問 題。從這一點看來，在方法上以入流者的數量與整體比例作為論據，若運用於科 舉制度與社會流動的議題時，大抵是一條可行的路線；然而，實際進入官僚階層 的數據，並不能證明科舉制度對知識份子生活、思想甚至文化等層面，所造成的 重大影響。易言之，數量的多寡並不能決定重要性或影響力的大小，特別是當我 們在研究制度與人心的問題時，這樣的層次分野更須準確地掌握。
論述至此，接續著上一節對科舉的萌芽與發展，我們再對本書所要討論的方 向，進行部分概念的釐清。可知科舉制度的設置與實施，事實上是和一個以中央 集權為主要訴求的官僚體制聯袂而生；在這個體制下，正面地賦予士人入仕過程 中，一個相對客觀而自由的空間，同時也讓中央權力得以深入地方，直接抽取有 才之士，毋須再透過如封建諸侯般的地方舉主。從察舉到科舉，知識份子之仕宦，
漸漸不再需要依附於地方鄉里評鑑，以及仰賴州郡長官的薦舉；「二重君主觀」
在新時代逐漸消褪的同時，也代表知識份子開始直接隸屬於中央，效忠著共同的 君主。在這個國家體制變化的時期，君臣關係的重新定位，也是唐代政治史研究 中相當有趣的環節。51
二、 「人不土著」與「士不飾行」
51 中古時期君臣關係變遷，較為明顯的例子反映在朝廷禮儀的變化；日本學者渡邊信一郎，在
〈元會的建構〉一文中，分析由漢到隋唐時期的元會儀，認為：元會儀的根本基礎，在於通 過朝賀委贄，達成皇帝和中央官僚之間，君臣關係的逐年更新；而這種再度確認君臣關係的 禮儀，伴隨著隋的地方機構改革而消亡，轉換為舞蹈禮。這種每年一度君臣關係的再確認中，
有一個內在的、結構性的特色，是立基於皇帝與官僚之間的互酬性質，謀求二者之間的調和；
由這個角度看來，元會儀中所包含的，以委贄之禮為中心的朝儀，和以上壽酒禮、宴饗、歌 舞為中心的會儀，前者便意指對君臣關係的再度表明，後者帶有某求新關係和合的象徵。然 而，隋朝以降，隨著委贄禮向舞蹈禮的轉換，互酬性之消失，元會儀遂變化成為賀詞交換的 儀式，和娛樂的場所。細部的論證，見（日）渡邊信一郎：〈元會的建構——中國古代帝國 的朝政與禮儀〉，收入（日）溝口雄三、小島毅編，孫歌等譯：《中國的思維世界》（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 363-409。此外，若欲對中古時期君臣關係進行較為全面的理 解，另可參考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 學出版中心，2004）〈柒、中國中古時期的君臣關係〉，頁 25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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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前一個部分的檢視，我們大抵可以確定：在科舉制度所確立的新門檻底 下，唐代官僚階層組成成員的背景，以及知識份子的思維，很可能和過去以察舉 為主的時代，有著較為顯著的差異。而新入仕管道的設計，以及新的取士標準，
提供廣大帝國中的知識份子，另一條得以仕宦的途徑；如此制度變遷，同時也一 併牽動了一時代知識份子的生活，乃至於唐代以降的文化、思想等各個面向。
誠如本章一開始所言，本書最主要面對的一個具體問題是：如何合理而妥善 地解釋，《大學》、《中庸》在唐代展開其經典化歷程的原因。而當我們將問題脈 絡化，並與科舉制度的變遷一同觀看時，便可以發覺：在這一個逐漸中央集權的 時代中，知識份子的入仕過程，卻擁有了與過去相較更大的自由空間；像是許多 小分子，過去被侷限在一些較小的空間中，而在歷史的發展下，一個個小空間逐 漸被消弭，這些小分子便游離到一個更大的空間。
然而，如此制度的發展，又和思想轉折與經典化問題之間有什麼關係？究竟 為什麼在一個國家得以集權，取士制度相對客觀、自由的時代，部分知識份子會 逐漸開始重視個體修為；並在面對「德—政」關聯性逐漸鬆脫之時，意識到內在 道德應當作為外在政治實踐的基礎？進而標舉有德而無位的「孔孟」，作為工夫 修養的最高境界？如此逐漸傾向內在反省的思想發展，並非單就「進士科試詩 賦」，或「明經科試帖經」等，個別的制度設計便足以解釋；隨著問題的導向，
底下我們必須將論述的幾條路線加以收束，觀看唐代知識份子在制度變遷中，究 竟面臨了什麼樣的困境？而這樣的困境與知識份子對內在修養的重視，以及看待 經典的態度有何關聯？
科舉制度使士人得以「懷牒自列」，而依據考試成績，作為官員選拔的評定 標準，毋須再通過鄉里評鑑與首長薦舉以入仕；諸多改革的設計，皆使知識份子 獲得一個相對自由的空間，同時也讓中央權力能夠涉入地方，進而直接掌握帝國 內部可供運用的人才。然而，一項制度的設計固然有其正面的效益，卻同時可能 產生負面的結果；在前文的論述與比較中，我們發覺：在漢代鄉舉里選與魏晉九 品官人法的施行底下，無論「舉孝廉」或「鄉品—官品」聯繫之制度設計52，皆 可看出鄉里名望具有決定士人入仕與否之現象。如果我們試著挖掘漢至隋唐以
52 宮崎市定說明：「（九品官人法）要言之，就是將取代東漢的魏朝百官，根據職務的重要性相 應地分為九品；官吏及候補官吏也由出生地的郡中正根據其品德才能區分出九品。」宮崎將 前者稱為「官品」，後者稱為「鄉品」，並認為：「鄉品的等級與初任官，也就是起家官品之 間有一定的規律。」如：鄉品一品對應起家官五品，二品對應起家官六品，而起家官品晉升 四級後，官品就同鄉品一致。參照（日）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第一篇 緒論〉，
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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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之主旨，以「有實於內，顯見於外」注「誠意」概念等；字裡行間所彰 顯的「個人—帝國」／「內—外」的直接聯繫時，我們或可進一步指出——鄭玄 理解下的「內聖」與「外王」之間，或許並不僅是一個思想史內部的問題，更可 以視為歷史脈絡底下的對應關係。
在隋代以降，選、任官制度的變遷後，成功地使中央權力得以直接深入地方；
士人則可憑藉一己才華懷牒自列，不受鄉品之無形約束。然而，這樣的制度變革 底下，同時也一併弱化了士人與地方的密切依存關係，亦淡化對士人道德實踐的 積極訴求；此外，州縣流內官不得任用本地出身者的新制，更讓國家權力滲入地 方的同時，也失去過去那些與鄉里密切關連，理解地方實際狀況，可作為地方發 言人的知識份子，中央與地方之間遂逐漸形成另一種鴻溝。對士人本身而言，在 新制度實施以後，即可不再依附於薦舉或鄉品，受「鄉里」之侷限；知識份子開 始從鄉里空間游離而出，於是「一己」的重要性漸漸浮上檯面。
從這樣的對照之後，我們便可以發覺：正因為仕宦途徑與入仕條件的變遷，
與官僚階層組成背景之轉換；昔日經典中所謂「學者」的身份，以及「博學—為 政」的關係，便有重新定義的必要。其次，在科舉制度底下，士人在鄉里間的實 際道德作為，不再與仕宦密切掛勾；過去傾向「德行」與「政治」連結的「德—
政」入仕模式，遂逐漸轉化為「才—政」導向。如此之改變，同時意味著我們在 第二章鄭玄〈大學〉、〈中庸〉注文中，所看見的「內—外」對應關係的鬆脫；學 者僅憑藉一己才學，即可透過考試而仕宦，新的制度不再以士人基礎德行與地方 聲望作為標準。如此發展方向演變到宋代，士人報考科舉時，僅需滿足一些基本 的道德規範（如：不犯法等），甚至增加了「彌封」、「謄錄」等防弊措施；制度 對知識份子道德行為的積極訴求，逐漸在變遷中產生消極化的趨勢。
道德的實踐，失卻客觀積極的評選機制作為推動力；道德的作為，並不代表 取得仕宦的資格。「博學—為政」／「德行—政治」的關係，在科舉制度實行底 下，益加鬆動、漸行漸遠，那麼「道德實踐」的意義為何？又應當如何判定？知 識份子為何必須實踐道德？又應當要如何實踐道德？道德實踐的最終目標是什 麼？支撐道德實踐的依據又是什麼？宦海浮沈中，知識份子應當如何理解新制度 與新政治環境中的「一己」？又應當如何安頓心靈？總體而言，隨著制度變遷可 能造成的客觀價值判準之失卻，成德目標、成德判準與成德依據遂無所憑依，那 麼「道德」便很可能失去其讓人遵循的必要性。有隋一代歷時太短，來不及面對 改制後所造成的困境；唐繼隋而起，隋制亦為唐所襲用，上述諸多變異所產生的 現實問題，在唐代遂漸漸浮上政治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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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貞觀元年（627），侍中攝吏部尚書杜如晦（克明，585-630）就已經 提及：「比者，吏部擇人，唯取言辭刀筆，不悉才行。數年之後，惡跡始彰，雖 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害。……兩漢取人，皆行著州閭，然後入用。今每年選集，
尚數千人，厚茂飾詞，不可悉知……」58杜如晦敏銳察覺選任官制度的改易，造 成「德—政」對應關係的斷裂；而科舉制度底下，以「才—政」作為主導的選舉 模式，卻使得取士不知其品行。對於中央而言，每年選集之士人，其才華固然洋
尚數千人，厚茂飾詞，不可悉知……」58杜如晦敏銳察覺選任官制度的改易，造 成「德—政」對應關係的斷裂；而科舉制度底下，以「才—政」作為主導的選舉 模式，卻使得取士不知其品行。對於中央而言，每年選集之士人，其才華固然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