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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性，易於不善，求便身之路」8等士風沈淪、人心陷溺的困境；部分有志之 士一方面提出制度改革／復古的訴求，另方面則試圖將成德之判準安置於人的內 心，推究成德之形上根源；立其本體後，繼而建構一套心性修養工夫，學者經此 途徑修為，最終得以入於聖境。如此對心性之學的深入挖掘，試圖使士人在制度 結構之限制中，能夠「反求諸己」；透過心內自省，再度豎立起價值判準，並尋 找道德的超越根源與工夫次第，重新以心性之學作為新時代的思想中心。
在第二章中我們業已指出：「仕宦」層面的外王，在朱熹的理論體系中，不 再是成德的最後目標。從本書的梳理、論證之後，我們可以如此肯定：事實上，
早在唐代，儒者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便開始以「求聖」作為工夫修養的最終境 界，透過「心性之學」的建構，試圖回應歷史變遷所產生的問題；〈大學〉、〈中 庸〉邁向經典之路，便在唐代儒者的論述中，立下了第一個里程碑。
「未完成的樂章」
〈大學〉、〈中庸〉如同星辰，在歷史的夜幕中冉冉上昇；而這段經典化的歷 程，事實上自唐代便展開其序曲。本書的研究，試圖展現思想轉折過程的一個側 面，我們看見一時代的知識份子，如何帶著自身的「歷史性」進入經典，對經典 進行再詮釋；並透過思想的轉型，與經典的詮釋，試圖回應所處的時代境況，重 新呼喚知識份子內在的精神價值。而這段轉型的過程，絕非一朝一夕，更不是單 一事件或個人便可以促成；其中，必然經歷了長時間的醞釀、琢磨，以及歷代諸 多知識份子加以延續並不斷地深化。
歷史的複雜性，讓我們在研究中一再感受到：這段唐宋思想史的發展，與經 典詮釋轉向的議題，可以有更多討論的角度與空間。法國年鑑學派史學家 Fernand Braudel（1902-1985）曾經將歷史時間作了三個劃分：一種是「事件」（events），
也可以稱作「短時段」（short time span）；一個事件是一次爆炸，必要時可以表 現為一系列的意義和關聯，有時表明非常深遠的運動。第二種則是一個中程的時 間，可稱之為「時期」（conjunctures），可以涵蓋十年甚至數十年。第三種則是 比「時期」更高的一個層次，是一個長程的時間（long duration）；主要討論人類 生活中一些改變緩慢的，延續數世紀或更久的結構。9
若藉由 Fernand Braudel 的說法，本書所論之「制度—士人—思想—經典」
8 唐‧李華：〈正交論〉，收入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317，頁 3216。
9 參（法）Fernand Braudel 著，劉北成、周立紅譯：《論歷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頁 27-60。關於 Fernand Braudel 三種時間的說明，可以參考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 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序〉，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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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交互影響的聯繫關係，事實上是建立在一個儒家傳統中，「內聖—外王」的 深遠結構背景上，談論唐代知識份子面對制度轉型，所進行的思想活動與價值世 界之建構；唐代歷史中的特殊樣態，形塑了一個氛圍，韓愈、李翱等知識份子身 處其間，承繼著儒家傳統的基本思維，卻同時面對了歷史的變局。儒學的基本調 性、唐代歷史的特殊樣態，以及韓愈、李翱等唐代士人學者的醞釀催化，促使〈大 學〉、〈中庸〉在這個時期，展開成為經典的旅途。10
最後，必須說明的是：本書的論述雖然集中在制度對思想造成的影響，但並 不以為制度便是影響思想轉化的單一因素，更不認為歷史對思想具有全然決定性 的作用。誠如我們在書中所指出：新的解經模式，透露個人之道德涵養由他律轉 為自律，「己身」成為重要的成道依據；以及一個在「一己」與「政治」的關係，
即所謂「外王」思維，產生了概念的轉化等兩個面向。本文中，著力於以制度和 思想的互動作為一個新的角度，重新探究經典詮釋史上頗受關注的議題，由於將 時間劃定為唐代，因此可能較為傾向解釋制度對思想的影響，以及思想如何轉化 的過程；至於「外王」概念的開放，因為關係到變遷後所產生的新社會階層，以 及知識份子集體的思想蛻變與政治、社會實踐。若要將後者充分的展開，便必須 深入宋代以後的歷史世界與思想世界，探討宋明儒學如何確立其方向，思想又如 何反過來補充、影響制度等問題。
以上種種，所涵蓋的研究範圍與時間跨度，都超越本書之篇幅所能負載；因 此，我們對這個議題的研究，大抵只能算是「未完成的樂章」。11制度與思想間 的互動關係，是一個相當值得開發的視角，且不能只侷限在一朝一代；誠如本書 首章所言：「歷朝歷代的知識份子，身處於歷史變遷中，如何面對現實世界並承 擔起價值世界，乃筆者的終極關懷。」是故，本書雖在此劃下休止符，但如是之 議題，卻仍值得研究者持續地建構與開展。
10 本段落的敘述方式，參考自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序〉，頁 9-10。
11 「未完成的樂章」一詞的靈感，來自於劉子健先生在《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一書中，將北 宋中期定位為活躍的開創期，並認為此時期乃一曲「未完成的交響樂」。請參照劉子健：《歐 陽修的治學與從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引言〉，頁 2-3。如果說本書所論的 議題，將在宋代朱熹之手，方宣告完成；那麼唐代知識份子的努力，便如同「未完成的樂章」， 等待宋明儒者的延續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