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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大學〉、〈中庸〉的議題有所耙梳,在此茲不贅言。

二、脩身之外更須及物:柳宗元、劉禹錫

至於柳宗元與劉禹錫,既然肯定「道本於一」,那麼儒佛之間便僅是修養路 徑,或對「道」的實踐方式的差異。如此,儒家內部是否有一個完整的心性論述,

就不在其關心的範圍;且諸家學說各佔勝場,理應截長補短、各展所長,是以儒 學本身也沒有建構其自身心性論的絕對必要,也因此其所著重的焦點,自然不會 是儒學本身是否應該建立心性論的問題。

誠然,心性論的建構,並非柳宗元理論中必須處理的面向,但他仍然在一定 程度內,參與了人性論的相關議題,並提出與韓愈迥異的看法。在〈天爵論〉一 文中,柳宗元指出: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

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 鍾於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

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為明;得之者,

爽達而先覺,鑑照而無隱,盹盹於獨見,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 一端耳。明離維天之用,恒久為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是 焉。故其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72

假若我們扣合《孟子》與〈中庸〉,則柳宗元應該是有意識地在運用〈中庸〉的

「明」,對《孟子》的「天爵」概念提出商榷,並一併回應所謂「天命之謂性」

的義理內涵。在這個層次的討論中,必須特別注意的是:柳宗元以「剛健」、「純 粹」概括「天命」的內容,但又清楚說明「剛健」與「純粹」都屬「氣」的層次。

此恆久不息的「剛健之氣」,以及得之爽達而先覺的「純粹之氣」;前者是「天之 道」,後者乃「天之用」。而人之得乎剛健之氣者,是為「志者」;得乎純粹之氣 者,是為「明者」。

職是可知:柳宗元所認為人倫世界,便大抵為此二氣之構合、灌注;若我們 回頭檢視柳宗元對天人關係議題的看法,便可以察覺其中以「自然元氣」作為宇

72 柳宗元:《柳宗元集》,卷 3〈天爵論〉,頁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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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本體的思想樣態。透過這樣的思考樣態,看待孟子以仁義忠信作為「天爵」的 內涵,自然提出與之相異的見解。73

在元氣化生的世界觀底下,柳宗元進一步闡述道德內容與人的關係,並回應 人性是否有差等之問題,其言:

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夏秋冬也。……故 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 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 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 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故聖人曰「敏以求之」, 明之謂也;「為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

;克明而有恒,受於天者也。74

對柳宗元而言,元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而陰與陽,皆為自然元氣之所化生,具體 展現,即為四時代序、寒暑交替的現象。75事實上,對柳宗元而言,即便是「天」

亦為元氣化生而成;仁義道德之於人,在這樣的理解下,亦乃元氣之所化生,是 故「明」與「志」是為「純粹」與「剛健」二氣的作用。此「氣」的作用有至與 不至的問題,因此人之所以上承於天所賦予二氣,卻仍可能產生行為展現上的差 異。

引文中,柳宗元較為清晰地分辨「明」與「志」的區別,對此,王德權先生 的看法是:柳宗元這裡的「明」與「志」,是兩個不同卻相互連貫的過程。「明」

著重於認識層次,其作用為「鑑照無隱」的「敏以求之」;「志」屬於理念與行動 層次,其意義是「為之不厭」的「運行不息」。因此,「明」是「志」的前提,「志」

是「明」的強化,二者不可須臾或離。76聖人與凡俗之別,便是能在意念與行為 兩個層面,能否掌握「明」與「志」,並發用為具體德行,乃至現實世界中的人 倫五常。

我們從「敏以求之」乃至「為之不厭」的描述,可見柳宗元主要是在一個具 體實踐的問題上,談人性論與聖俗之別。雖然與韓愈一般,都著重於一個經驗事

73 這裡必須要澄清一點:柳宗元的說法,誠然有其矛盾與邏輯不暢之處;然而,這裡我們所強 調的並非中唐學者的哲學價值,而是其在一個歷史情境中,知識份子對於過去學術與時代議 題的思考與論述。因此在本文中,柳宗元〈天爵論〉的意義,便不在於其思想究竟能否與孟 子思想抗衡,而是其思想出現在這個時代的價值。

74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卷 3〈天爵論〉,頁 80。

75 關於柳宗元的天人關係論,我們在前文已經提及。參照唐‧柳宗元:柳宗元:《柳宗元集》, 卷 16〈天說〉,頁 442-443;以及卷 44《非國語‧三川震》,頁 1269。

76 王德權:〈修身與理物——中唐士人自省之風的兩個面向〉,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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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但二者在理論態度與方向上,便開始有了差異;而柳宗元論「明」,也和李 翱所論之「明」迥別。這裡我們就可以區別出〈天爵論〉的兩個解讀層次:第一 個層次是柳宗元如何運用〈中庸〉的「明」,闡發其所謂「天賦二氣」觀,並提 在對「天爵」概念上,與孟子迥異的論述,這個部分便是我們在前文所梳理的重 點。第二個層次,則是隱涵在論述背後的對峙:柳宗元表面上透過「明」與「志」

的論述,批評孟子「天爵」概念之不足;但加入歷史性作為考量,我們事實上可 以看到柳宗元在「承繼孔孟」與「建構心性之學」兩個面向,對韓愈、李翱一脈 的學者,提出了批判與質疑。

既然道德仁義如陰陽四時般,乃二氣流行化生之所成;那麼韓愈以「道德仁 義」作為儒學之「道」的內容,以及李翱強調心性與內在修養工夫之建構,便不 是人倫大要;此外,若孟子之學有未盡之處,則韓愈以孟子作為傳承道統的聖人 譜系之一員,其中之合理性便有被重新檢視的必要。

呈現柳宗元文章中,表裡之間所隱涵的對峙關係,我們必須進一步的詢問:

柳宗元反對心性之學的建構,究竟是基於什麼理由?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再 看柳宗元在〈吏商〉一文之論:

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 害退焉。吾為是言,為利而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

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 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 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

未若孔子之急民也。77

此處再次引用〈中庸〉的「誠明」觀念,指出「自誠而明」與「自明而誠」兩種 類型,前者具備有與生俱來的判斷能力,因此毋須以利使之求進;後者則透過學 習慎思明辨之道,故利使之進,而害使之退。柳宗元認為多數人無法達前者之境,

故主張透過「利」來使人得以「明而誠」;若能得善果,則與聖賢則殊途同歸、

並無大異。這裡柳宗元並沒有辨明其所謂「利進害退」或「及其成功」,究竟是 到達什麼樣的境界;從其文脈與思考邏輯推測,這樣的境界,或許是一種經驗世 界的「善」,並非如李翱所說,一種反歸最初本源、本真的超越之「性」。

在柳宗元思維中,由於世衰道微、生民之患已迫在眉睫,統治者若有心進行 改革,從「修身」做起毋寧為時已晚,更無法從容行孟子之道。職是之故,柳宗 元嚴厲批評孟子「好道而無情」;對於眼前逐漸擴大的社會弊端,並未採取積極

77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卷 20〈吏商〉,頁 56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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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的作為,反而談心性、辨義利,不若孔子重視實踐的精神。從柳宗元的判斷,

我們可以推敲:柳宗元批評的重點,並非針對孟子;其所反對心性之學的理由,

事實上在於「急民」。柳宗元藉由孟子,側面向韓愈、李翱等,著重「修身」與 儒家心性論建構系統的學者加以批判;重申在生民之患擴大的中唐,此時期之要 務,當非哲學內涵之建構,而是經世濟民,方合乎歷史之「勢」。78換言之,我 們也可以說:柳宗元並不是真正反對韓愈提倡「心性之學」,其所反對者,事實 上在於心性之學非當務之急;是以〈吏商〉一文,正清楚地彰顯了柳宗元務實的 態度。

同樣的思考傾向,在劉禹錫的論述中也數見不鮮,劉禹錫指出:

太史公云:身脩者官未嘗亂也。然則脩身而不能及治者有矣,未有 不自己而能及民者。今之號為有志於治者,咸能知民困於杼柚,罷 於征徭,則曰:司牧之道,莫先於簡廉奉法而已。其或材居於局促,

智限於罷懦,不能斟酌盈虛,使人不倦。以不知事為簡,以清一身 為廉,以守舊弊為奉法。是心清於椳闑之內,而柄移於胥吏之手,

歲登事簡,偷可理也;歲札理叢,則潰然携矣。故曰:身脩而不及 理者有矣。……其修整非止乎一身,必將及物也。79

此說法與柳宗元若合符節,認為僅由「修身」層次反省,不如「及物」;從具體 的問題加以實踐,方能「及治」。這裡劉禹錫把問題拉入一個更具體的層面:知 識份子一旦入仕,作為具有實際政治權力的階層,究竟必須承擔、面對什麼責任?

韓愈、李翱等透過彰顯儒家道統、心性修身理論,以解決政治、社會、思想等,

各方面所面臨的衝突與挑戰;然而,這些強調個體修養的理論,對劉禹錫而言,

卻不必然保證可以獲得好的成效。一味的「簡廉奉法」,卻不知實際政治作為上 的權變之道,那麼即便一己的修養,卻也不一定得以真正面向現實環境。劉禹錫 並非否定自省、修身的重要性,而是更強調自省層次之外,必須一再意識到作為

「士」應當肩負的職責,明白修身之要務在於「及物」,方能真正實踐知識份子 的具體職分,解決時代所面臨的難題。

78 事實上柳宗元於其文中,亦諸多提及或表彰孟子之字句,如《無射》中言孟子「知樂」等,

78 事實上柳宗元於其文中,亦諸多提及或表彰孟子之字句,如《無射》中言孟子「知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