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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四章
主旋律的變奏：
內省風氣之產生與儒家思想的分歧
本書第二章起，我們由內在理路方面，比較〈大學〉、〈中庸〉在漢代鄭玄與 南宋朱熹的詮釋差異，以兩個時間跨度較大的典範比較，突顯儒學中「外治」朝 向「內治」思考傾向的轉折；接著，第三章我們便依循著詮釋史的脈絡，回到中 唐的歷史現場，發覺德宗朝以降的儒者，便已開始注意〈大學〉、〈中庸〉的內在 價值。透過行文撰作過程中的引述，以及理論的闡發與思考，展現了不同於鄭注 的發展；如是之發展過程，可以說是一種詮釋轉折，對《大學》、《中庸》之經典 化，有著推波助瀾的作用，是思想史相當值得正視，卻時常被遺漏的環節。
然而，在梳理中唐儒者對二篇之理解後，我們必須進一步追問的是：士人、
儒者開始注意到〈大學〉、〈中庸〉，為何是在中唐？此時期士人心中究竟產生什 麼變化？除了佛、道的介入之外，中唐思想轉折之議題是否尚有其他未被挖掘的 可能？在追究這樣的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回到中唐的思想世界，對其間發展的 趨勢與分歧加以梳理；在梳理過程中，觀看其中的殊相與共相，在「異」與「同」
之間，尋找唐代思想發展與變遷的軌跡。
本文首章已然提及，部分學者或以安史之亂作為轉捩點，區別唐代前後期的 思想樣態。誠然，安史之亂牽動了唐代國勢的盛衰，然而思想的轉型，當為一持 續而漸進的發展，我們是否能以單一事件作為分水嶺？此間實在問題重重。考察 唐人論著，我們發現其實早在唐玄宗（在位年 712-756）開元（713-741）以前，
士人已開始自各方面強調一種內在自省式的道德修為，並試圖反省外在禮儀經典 的正當性與合理性。1
1 王德權先生即指出注重道德仁義並非始於安史之亂，而安史亂後出現的思想轉折，也不代表 新動向已經取代既有觀點，學者如錢穆、王仲犖、葛兆光等，亦多執此說法。見王德權：〈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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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寧在〈啖、趙《春秋》學的分歧與會通——「變周」、「從周」與中唐思想 變化〉2一文中，以啖助、趙匡二位中唐新《春秋》學的代表人物作為研究焦點，
觀看二者治《春秋》學的分歧與會通；認為藉此得以體現中唐思想的新變化，同 時也構成理解韓愈復興儒學之道的重要背景。文中提及：唐代立國之始，沿襲著 六朝與隋代之習，十分尊崇禮學，唐初武德年間（618-626）釋奠太學，便以周 公為先聖，孔子作配享；如此尊崇周公，並以「周孔」並稱的現象，與崇尚「禮 學」的傾向密切聯繫。而此現象到貞觀年間（627-649）才有所改變，而至高宗
（在位年 650-683）、武后（在位年 690-705）時期，政教傾向開始產生變遷。3 這裡我們可以先看武周時朱敬則（少連，635-709）的說法，其言：
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跡。然則祝祠向畢，芻狗 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捨，況輕此者乎？4
這段話乃朱敬則檢視古代史事，所提出的認識與評價；由於此時武則天當權之勢 逐漸穩固，朱敬則認為已可開始禁絕武周初期告密羅織之風。其上疏中，以秦、
漢之治亂之史實，點出治國之法在於「知變」，而非一味地恪守傳統。是以，形 式上的「仁義」二字，僅是聖人旅居寄宿之所；而「禮經」及其背後所代表的傳 統，更是先王之遺跡。朱敬則指出：「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5掌握 核心的根本原則，量度時事、知所權變，方得做出真正合宜的決策。
朱敬則所運用的「蘧廬」、「芻狗」等語彙，顯然出自老莊；但從其上疏的全 文看來，這些詞彙乃作為其陳述於實際政教事務的工具，並不帶有道家的意涵。
從可見的文獻中，我們無法將朱敬則定位為儒學轉型時期的代表人物；然而，依 據其上疏的內容，卻可以察覺一個耐人尋味的變化：在一個《五經》作為典範、
禮學乃立國之本的時代中，朱敬則卻肯定「知變」方為治國之原則，而這樣的說
身與理物——中唐士人自省之風的兩個面向〉，《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5 期（2006 年 6 月），頁 4-9。
2 劉寧：〈啖、趙《春秋》學的分歧與會通——「變周」、「從周」與中唐思想變化〉，收入彭林 主編：《中國經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第 4 輯，頁 177-190。
3 劉寧指出：從表面而言，這一個時期重禮的傾向與太宗時期看似接近，但其內在精神的追求 並不相同；從武則天改元詔書中，可以看出武周對於自身政教的定位，已不再是唐初以回復 周禮為核心的「從周」之意，而是要建立一個崇尚禮樂的新政權。在如此政教政策的影響下，
武周時期闡揚禮樂，便不同於唐初的重禮，而特別強調引入革新的宏大氣象、格局；這種對 周文的提倡，並非簡單的回復，而是在新的變革基礎上，重闡禮樂文明。此時期的政教政策，
劉寧稱之為「新周」論。見劉寧：〈啖、趙《春秋》學的分歧與會通——「變周」、「從周」
與中唐思想變化〉，頁 177-179。
4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 90〈朱敬則傳〉，頁 2914。
5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90〈朱敬則傳〉，頁 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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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玄宗時期張說（道濟，667-730）的言論，指出：「作為玄宗的重要輔弼，張說 對禮樂的認識，就非常強調禮須關乎人事，切於人心。」7而張說思想的核心即‧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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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正在完成質的轉變。」13
從經學史與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大抵在唐太宗命孔穎達作《五經正義》的時 期，儒學較為強調外在秩序的安頓，禮學盛行，思想上則趨於統一。高宗永徽四 年，《五經正義》正式頒佈，自漢代勃興的經學，歷經南北朝的分立格局，至此 方匯聚為一，並成為科舉考試的定本。就在這個主旋律高揚的時代裡，一個重視
「知變」而不拘儀文、古禮的思想傾向，卻也正逐漸成形；而這樣的思想傾向，
推展到玄宗開元前後，即產生了副島一郎所謂，從「禮樂」到「仁義」的轉化。
倘若我們將這個脈絡扣合第二章的文獻比對，從著重於外部秩序的鄭玄，乃至標 舉「誠意」作為起始意義的孔穎達，便可以發現經學內部的詮釋轉折，似乎早在 唐初便已悄悄地展開。而本書第三章，我們檢索唐代學者對〈大學〉、〈中庸〉二 篇的認識與闡揚，亦可發覺約末在德宗到穆宗之際，部分知識份子對二篇中所承 載的心性價值，開始有所關注；一個強調修養工夫、盡心復性的思想傾向，漸漸 浮上思想史的舞台。我們或許也可以說：一個以《五經》作為典範的主旋律，在 這個時期，似乎產生了變奏。
思想的變遷，並不完全是少數哲學家所塑造的偶然機緣。根據前文簡單的說 明，我們不難看出唐代無論政教傾向或經學思想，都走向一個轉型的氛圍；中唐 時期如韓愈、李翱等諸多古文運動者，便是在這樣的氛圍之中，開始進行文學與 儒學思想的再創造。當然，思想的轉折並非一蹴可幾；在重新檢討與突破固有思 想框架的同時，必然產生諸多雜音。本章所要面對並處理的，便是中唐學者關於
「天人關係」、「對佛、老思想的態度」以及「性情問題的論述」等三個面向的理 論分歧14；這三個方向為今日學者所關心的焦點，如此論題也的確對中唐思想之 轉折，與心性之學的開展，有相當程度的說明。因此，本章便以此三方向作為基 礎，將中唐時期儒學發展的概況，進行脈絡化之梳理；並以韓愈、李翱、柳宗元、
劉禹錫等，思想史研究中所熟知的人物作為代表，觀看其理論的殊相與共相，以 裨提出一己之觀察。
13 副島一郎：〈從”禮樂”到”仁義”——中唐儒學的演變及其背景〉，頁 92。
14 這裡的分類主要參考張躍：《唐代後期儒學的新趨向》（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
〈第三章 關於天人關係的辯論〉、〈第四章 關於三教關係的辯論〉、〈第五章 對於性情問 題的探討〉，頁 65-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