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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內部的道德當為外在實踐的基礎。肯定「一己」修為的重要性，以及將價值 判準安置於人心內部的取向，也逐漸成為此時期知識份子的共識。然而，重要性 的提升，並不代表必要性的確立；知識份子將價值判準安至於人心內部，以及強 調個體修為的必要性何在？關於這個問題，除了從思想的角度切入之外，和歷史 有何關聯？
當我們把問題脈絡化以後，可以進一步探究的是：知識份子表彰以超越面的 德性完滿，作為基本意義的聖人；並對於記載著個體修為，以到達聖境、貫通天 人之法的〈中庸〉，與強調修養階段論，及「內聖—外王」連續體的〈大學〉，投 以相當程度的關注等思想樣態，為何在這一個權力逐漸往中央收束的時代裡產 生？在這個新的時代體制下，除了內在修養作為外在實踐基礎的理念，成為知識 份子的共識之外，「學」、「德」與「政」之間，究竟為什麼產生不必然的聯繫？
而此間又有什麼樣的緊張性？這一連串的問題，我們可以藉由科舉制度作為參 照，自大時代中一個頗具關鍵性的面向，觀看科舉、士人與思想之間的關係；科 舉如何改變了新時代知識份子的入仕管道？這個管道與過去察舉制度的差別何 在？而在此制度的實行過程中，如何改變官僚階層的來源？又如何影響了知識份 子的思考與行為？針對這幾個具體的問題，我們將由科舉制度與唐代官僚階層的 組成，以及科舉制度如何導致唐代士風變化等兩個層次，分別從正、反兩面，觀 看科舉對唐代知識份子所造成的影響。
一、科舉與唐代官僚階層的組成
科舉制度的實行，改變了過去以州郡長官薦舉為主的取士型態，這點我們在 上一個部分已經提及；錢穆先生指出：
此制用意，在用一個客觀的考試標準，（此項標準，一則求其公平，
不容舞弊營私。二則求其預備之單純與統一，減免經濟上之限制，
使貧民亦有出身。又間接助成國內風俗教化之統整，以輔成大一統 政府之團結與鞏固。）來不斷的挑選社會上優秀分子，使之參預國 家的政治。此制的另一優點，在使應試者懷牒自舉，公開競選，可 以免去漢代察舉制必經地方政權之選擇。在此制度下，可以根本消 融社會階級之存在。（人民優秀分子均有參政機會，新陳代謝，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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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政治上之特權階級。）可以促進全社會文化之向上。（政治權解 放，民間因按年考試之刺激，而文藝、學術普遍發展。）……40
錢先生對科舉所帶來的新氣象，予以肯定的態度。由其言論中可以發覺：科舉制 度中，隱涵著一個相對公平、公正與公開的原則；透過科舉的實施，形成一個客 觀而相對平等的取士標準，地方政權不再橫亙其間，優秀的知識份子皆得以直接 透過考試，取得參政機會，社會階級從根本上消弭，國家不僅得以強化大一統政 權的鞏固，更能加強社會階層間的流動，與社會文化方面的刺激等。若單就科舉 制度對知識階層的影響來看，我們從錢穆先生的概述中可以得知：在科舉制度的 實行後，過去由貴族壟斷的入仕管道，轉變為寒門亦得以憑藉自身才學進入政府 體制的情況。
閻步克針對科舉與察舉之間的差異，進行了扼要的比較；根據閻氏的說法：
科舉制度在淵源上，可以算是從察舉制度的母體中衍生，然而典型的科舉制度又 和察舉有以下幾點不同：首先，科舉制是為一種考試制度，採取招考、投考的方 式取士，政府設科而士人自由報名應試；而察舉制度則是一種推薦制度，主要由 地方州郡長官承擔推薦之責任，按科目之要求，定期或即時地向中央貢上合乎標 準的人才。其次，科舉制度主要以文辭與經術取士，士人進退取決於程文等第，
換言之，考試成績是決定是否中舉的關鍵；察舉的取人標準則相當多樣，德行、
經術、吏能、文法等，皆可構成入仕之資格。再者，科舉制度之下，入仕與銓選 有很明確的區別，科舉是一種入仕制度，士人通過禮部考核後，所獲得的僅是任 官資格，須繼續參加吏部銓選後，才能真正得官；察舉制度則既是入仕途徑，卻 同時包含了銓選、升遷，有時甚至有考課的成分，因此得舉者固然有布衣平民，
卻也有不少州郡吏員，甚至中央官員。最後，在科舉制度之下，學校與考試制度 是相互配合的；但在察舉時代，學校與察舉大致為互不相涉的兩種仕宦途徑。41 歸納錢賓四先生與閻步克的說法，我們可以看到科舉度的實施，相較於過去 兩漢察舉，首要的變遷便在於士人得以「懷牒自列」；以「自舉」的方式取代「薦 舉」。這樣的制度設計下，知識份子毋須透過地方長官薦舉，便在相當程度內，
獲得自由的空間；在這樣的情況下，過去「二重君主觀」的意識型態便不易產生，
40 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上冊〈第五編 第二十四章 新的統一盛運下之社會情態〉，
頁 405。
41 詳見閻步克：《察舉制度變遷史稿》〈引言〉，頁 2-3。閻步克的宏觀比對，基本上無誤，然 在科舉制度底下，學校與考試相配合的部分，必須再從更細節處微觀，且亦須區分唐宋。關 於宋代學校與考試，除了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2004）一書之外，亦可參考梁庚堯先生：〈宋元書院與科舉〉，收入宋史座談會主編：《宋 史研究集‧第 33 輯》（臺北：蘭臺出版社，2003），頁 49-124；以及陳雯怡：《由官學到書 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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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份子對中央的向心力也容易因此而增強。再者，以考試成績作為取官標準，
那麼入仕者的背景或鄉里評議便不是特別重要的環節；也就是說，科舉這樣的新 取士制度底下，理想的官僚來源應當是帝國中各個階層。
誠然，唐代科舉取士並不若宋代一般，蔚為士人入仕的主要管道，根據《舊 唐書》〈職官志〉記載：
有唐已來，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算。
其次以流外入流。若以門資入仕，則先授親勳翊衞，六番隨文武簡 入選例。又有齋郎、品子、勳官及五等封爵、屯官之屬，亦有番第，
許同揀選。天寶三載，又置崇玄學，習道德等經，同明經例。自餘 或臨時聽敕，不可盡載。其秀才，有唐已來無其人。42
可見唐代政府對士人入仕的途徑，有具體的規範；除了前面我們以概略提及的科 舉常選各科之外，引文中尚可看見「流外入流」與「門資入仕」等方式。
「流外」意指「流外官」，也就是指一群未入仕而在京師擔任吏職者；流外 官亦分為九品，由尚書吏部的吏部司選補，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子，乃至州縣左 史與庶民等，皆可參與流外選；錄取的條件是工書、工計、曉時務等，三項中有 一項擅長，即可錄用。在流外官任內，每經三考，可到吏部應選，吏部估量其才 能予以升遷；一旦考滿，即可升至流外勛品，再經三考合格後，便可至吏部參加 銓選，授與職事官或散官，進入流內。43
至於「門資入仕」，主要是因隋代立國後，九品官人法雖廢；然而為保障門 第和高官子弟，得以世代為官，於是所謂的「門蔭」便逐漸形成制度，因此「門 資入仕」亦可稱為「門蔭入仕」。唐代立國後，承襲隋制，亦有門蔭制度這一項 進身的管道，並對如何透過此途徑入仕，訂定了嚴密的規範。44吳宗國的研究指
42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 42〈職官志〉，頁 1804。
43 《唐六典》中記載：「郎中一人，掌小選。凡未入仕而吏京司者，復分為九品，通謂之行署。
其應選之人，以其未入九流，故謂之流外銓，亦謂之小銓。其校試銓注，與流內銓略同。其 在吏部、兵部、考功、都省、御史臺、中書、門下，是為『前行要望』，目為『七司』；其餘 則曰『後行閑司』。凡擇流外職有三：一曰書，二曰計，三曰時務。其工書、工計者，雖時 務非長，亦敘限；三事皆下，則無取焉。每經三考，聽轉選，量其才能而進之；不則從舊任。」
見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頁 36。關於流外入流，吳宗國的研究中，亦 區分了「流外官」與「州縣胥吏」的不同，以及「雜色入流」與「流外入流」之間的差異，
但因此細節與本文並無直接相關，暫且點到為止；意者請參看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
〈第二章 科舉在唐代選官制度中的地位〉，頁 18-19。本段落的說明，亦主要採用吳氏之 論。
44 詳見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第二章 科舉在唐代選官制度中的地位〉，頁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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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玄宗，713-741），明經、進士及第者加起來，大約僅百人左右；至於諸色入 流者，顯慶時期（高宗，656-661）每年入流數逾一千四百人，垂拱年間（睿宗，‧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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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僅是諸多管道之一，且入仕人數之比例遠低於其餘項目；那麼科舉所佔有 的重要性究竟有多高？我們能否確定科舉的實行，便直接地影響了唐代官僚階層 的組成？
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可能要區分層次來談。前文已經提及：錢穆先生對於科 舉考試抱持著肯定的態度；然而，理想的設置並不等同於實際的運作，錢先生在 肯定之餘，也意識到唐代科舉實行時的問題所在：
當時門第仕進，亦較進士等科第為易。建官要職，仍多用世家。大 臣恩廕，得至將相。故唐代宰相，尚可以世系列表。可見唐代政權，
尚與門閥有至深之關係。此等門第，以累世仕宦，又逢盛世，其生 活豪華，亦可想見。至於進士們的身份，本不甚高。考試的儀式，
已與他們以許多近於侮辱的暗示。……惟進士因公開考試得官，被
已與他們以許多近於侮辱的暗示。……惟進士因公開考試得官，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