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革命

和《不斷革命》。傳記方面，除了 Isaac Deutscher 的經典外，也可參考 Tratcher (2003)；有關托洛 茨基思想整體的介紹，可見 1980 年代前後的幾本代表作 (Hallas 1979, Knei-Paz 1978, Mandel 1979, Molyneux 1981)；包括托洛茨基思想在內的托洛茨基主義介紹，Callinicos (1990) 有簡要的 敘述。本文並非托洛茨基研究，而是聚焦在「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與歷史唯物論的關係，因此只 選擇托洛茨基的重要文本和段落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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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產力與無產階級力量的國際性

他從俄羅斯在自然環境和歷史上相對於西歐的落後性開始談起。「我國歷史 中的諾夫哥羅德時期雖然與歐洲中世紀的開端同時，但自然歷史條件（不利的地 理環境和人口稀少）所造成的經濟發展的緩慢速度，必然阻礙階級形成的過程，

並使其具有較原始的性質。」（9）在這些條件下，俄羅斯面臨西歐的發展時，往 往備感壓力。於是，國家很早就開始「抄襲西方」，並以一套完備的行政及管理 機制組織起來（20）。從工廠、航海學校到出版，幾乎都由國家一手包辦，「資本 主義……和全部科學，都是政府人為努力的產物，是人為地嫁接在民族愚昧的自 然基礎上的。」（12）雖然「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歷史前進的基礎」（9），但俄羅 斯政府採取這些政策「並不是出於對發展生產力的決心，而是純粹出於財政上的 考慮，部分是出於軍事技術方面的考慮。」（13，粗體為筆者所加）

接著，托洛茨基試圖駁斥在落後的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缺乏革命動能之通 說。當俄羅斯政府成為軍事強權時，吸引了歐洲資產階級的關注。事實上，18 世紀末開始，荷蘭銀行就貸款給沙皇，直到 19 世紀末俄羅斯工業發展的鼎盛時 期，大批歐洲資本更投注其中。由此看來，將「俄國工人階級動員起來的，大部 分是歐洲的資本，即在法國和比利時的議會裡，取得政治權力的資本」（19）；通 過國家的榨取，農民也「成了世界交易所的附屬品」（18）。農村生產的原料和生 活必需品經由快速發展的交通工具進入城市，而城市則因面臨國際壓力，在手工 業沒有發展完全的情況下，便轉換為資本主義大工廠，而後者則經由俄羅斯國家 與西歐資本相連。

因此，當俄羅斯資產階級實際上都在「國外」時，迅速崛起的「本地」工廠 卻製造了大批無產階級。由於大工廠是有計畫發展的，無產階級同質性高，佔全 國生產力的比例亦高，再加上群聚在生產力集中的城市，使他們「起到不成比例 的巨大政治作用」（18）。一反馬恩時代的德國革命，托洛茨基認為，「早在 19 世紀中葉，政治解放的任務就已經不可能靠全民族［由資產階級所代表］同心協 力地加以解決。」（28，粗體為筆者所加）換句話說，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構想 的革命戰略不同，資產階級的軟弱不等於工人階級的軟弱（31）；「僕人」不只不 會和「主人」一個樣子，甚至可能比他們更早取得政權（33-4）。

就算跟歐洲國家比起來，俄羅斯的生產力相對低落，但這並不能直接反映無 產階級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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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工業無產階級的人數、集中程度、文化程度以及政治分量，都依 賴於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程度。但是這種依賴性不是直接的。在一個國家的 生產力和它的各階級的政治力量之間，在每個特定時刻，都夾雜著許多不同 的國內和國際性質的社會和政治因素，這些因素會使經濟關係在政治上的表 現發生偏差，甚至完全變形。儘管美國的工業生產力比我國高十倍，但是俄 國無產階級的政治作用、它對本國的政治影響，以及在最近的將來影響世界 政治之可能性，卻比美國無產階級的作用和重要性大得難以比擬（32，粗體 為筆者所加）。

可以這麼說：「政權轉到工人階級手中的時日，並不直接決定於生產力所達到的 水準，而是決定於階級鬥爭中的關係，決定於國際形勢，最後還決定於許多主觀 因素，如傳統、首創精神和戰鬥的準備……」（30，粗體字為筆者所加）可以看 到，托洛茨基試圖在主張階級鬥爭的重要性時，保有生產力的最終規定性。儘管 他並沒有在理論上詳細說明兩者的關係，但我們知道，兩者的關係必須被「國際 性質」或「國際形勢」等力量中介。

二、跨層次互動：國際與國內

據此，托洛茨基質疑那些主張當前革命（必須）是資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 因而只能侷限在其框架下的想法。他畫出了一道歷史革命的光譜：1905 年不同 於 1848 年，更不同於 1789 年。

「法國大革命確實是一次民族革命。此外，資產階級爭取統治地位、政權和 完全勝利的世界性鬥爭，也在民族圍內取得了階級的表現。」當時，無產階級不 管如何批評和摒棄資產階級的革命傳統，最終仍要感激和保衛雅各賓主義。德國 革命則是「中間情況」且是「最壞的情況」，在資產階級軟弱的同時，「無產階級 也缺乏組織、經驗和知識」（22-5）。資本主義的發展固然「達到必然取消舊封建 關係的程度，但還不足以使工人階級這個新生產關係的產物成為決定性的政治力 量。」（25）在兩個階級的鬥爭下，雙方都不可能承擔歷史任務。

對托洛茨基來說，「中間情況」已經過了。他認為，當前俄羅斯的「資產階 級革命」，不能建立在「一般社會學定義」上，而應該就其本身的特殊性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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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資產階級軟弱，但「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角」（注意我所加的粗體字）已經輪 到無產階級，後者將被「革命的全部進程推動著去執政」。這個執政是「專政」， 最終會「打破資產階級革命本身的界限」（34-5）。

認真看待托洛茨基的比喻，資產階級革命既然有「主角」，那便是一齣有客 觀基礎的歷史大戲，而角色的概念從來沒有限制「誰」來承擔。從後果主義的觀 點來看，無產階級完全可以擔任主角，以行動吸引農民（為了打破地主的剝削）

和其他非無產階級，如知識份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甚至在執政時，非無產階級 也都可以參與政府。在此，他回應了列寧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主張，認為最 重要的問題不是聯合執政或專政本身，而是：「誰在政府中掌握領導權，並通過 政府領導全國？」（36）答案是：由工人階級領導。

為了自身利益，農民雖然可能與資產階級結盟，但由於後者力量小，且一旦 掌權，在既有條件下必然要向封建力量臣服（38），故農民真正的同盟軍和解放 者仍是試圖推翻封建政權的無產階級。不過這也等於說，在俄國，要終結封建力 量就要終結資本主義。因此，無產階級掌權後必然要實施社會主義，將私有財產 公有化；這時，農民的利益就會與之衝突。

再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關係，這也是「不斷革命」的意義最能凸顯出來 的地方。對托洛茨基來說，設想無產階級在其領導的革命成功後把政權交給資產 階級是「最壞的烏托邦主義」（41）。掌權後，無產階級會逕自取消「最低綱領」

和「最高綱領」的區分，向社會主義過渡。在資產階級掌權的情況下，綱領的區 分當然重要，能夠讓無產階級有基本的生活水平和鬥爭目標，對八小時工作日的 爭取，本來就不完全違反資產階級的利益，故能成為社會民主黨的最低綱領。不 過，在革命情緒高漲的情況下，這種程度的政策完全可能遭到資本家抵制，若無 產階級要進一步鬥爭，資本家就可能以關廠來威脅。要免除這個資產階級專政下 總是會遇到的問題，只能讓無產階級掌權。

托洛茨基認為，無產階級的選擇是很決絕的。一旦參加政府，社會民主黨就 不可能

一方面事先對工人保證絕不對最低綱領讓步，另一方面又向資產階級保證不 超越這個最低綱領的範圍。這樣一種兩面的保證是絕對行不通的。無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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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不是作為無權的人質，而是作為領導力量參加政府這一事實，將消除 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之間的界限，這就是說，它將把集體主義提到日程上來。

無產階級在朝這個方向前進中究竟該在什麼地方停下來，這取決於力量的對 比，而絕不取決於無產階級政黨原來的意圖（44）。

總之，托洛茨基並不認同所謂的工農「民主專政」或「什麼資產階級革命中無產 階級專政特殊形式」（44），畢竟由無產階級領導的專政，怎麼可能會不超出民主 綱領或最低綱領的限制？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自己的社會 主義革命不是兩個階段──它們之間是不間斷或不中斷的。

然而，正是受制於農民和資產階級，當無產階級越是明確地貫徹社會主義政 策，其立足的根基也就越狹窄和不穩（41）。這時若無國際力量協助，陷入孤立 無援的困境，「就必然會在農民被棄它的時候被反革命勢力所擊潰。」無產階級 必須將俄國革命的命運「同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命運聯繫在一起。」（73）托洛 茨基接著指出：「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 政權，就不能把自己的暫時統治變成長期的社會主義專政。」（65）反過來說，

其實「在歐洲封建資產階級反動勢力的逼迫下」（67），俄國無產階級本來就不得 不主動把革命推進歐洲。

之所以採行國際主義，不只是出於政治考量，也是因為經濟上的技術落後。

「在實行這些措施的時候，它［無產階級］一定能夠、並且一定會不僅依靠本國 的生產力，而且依靠國際的技術，正如革命政策一樣，它不僅要依靠本國的階級

「在實行這些措施的時候，它［無產階級］一定能夠、並且一定會不僅依靠本國 的生產力，而且依靠國際的技術，正如革命政策一樣，它不僅要依靠本國的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