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第一節 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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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提問
為了敘述方便，我先用自己的話把托洛茨基提出「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歷 史脈絡，同時也是「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代表性內容概括如下：
自從與歐洲諸國密切接觸以來，沙皇出於國際競爭考量（特別是在 19 世紀 中葉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後），不得不引入資本主義的技術和制度，既有的封 建主義遂與資本主義在俄國相遇。在俄歐的「不平衡發展」下，封建主義與 資本主義在俄國「綜合發展」，形成了複雜的階級關係。由於較高的生產力 可自他國引入，不待社會內部漸進發展，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衝突及其促進 的階級矛盾在短時間內加劇，無產階級得以在一國之內（領導農民）率先發 起革命，進入社會主義，接著在世界範圍內因其他國家無產階級的加入而持 續革命，進而達到社會主義。
因為處於殘酷的國際競爭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落後」的俄國反而成為革命先 鋒，帶頭爭取社會主義。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相對於「先進」的西歐諸國，俄 國的歷史進程反而具有「後進優勢」，更可能率先擺脫資本主義。在列寧與托洛 茨基之前，多數馬克思主義者的革命觀都與此相反，把希望寄託在西歐這個生產 力更高的地區。
上述概括尚有多處值得討論，不過它的基本意涵更發人深省，我們的提問也 由此而來，以下分歷史和理論兩個方面來看。
一、歷史方面
若俄國發展確如托洛茨基所言，與資本主義歐洲處於「不平衡與綜合發展」
的格局，在 1917 年十月革命之後進入社會主義、發生革命的「跳躍」，那麼往前 追溯，19 世紀的德國是否也有類似經驗？身處法國革命的巨大衝擊與餘韻中，
普法的「不平衡發展」格外明顯，普魯士統治階級的警惕和「由上至下的革命」
帶動了一群敏於商業活動、不得不面對農村生產關係變革的貴族。在他們的仔細 調控下，資本主義在德國紮根，「綜合發展」使貴族適應了資本主義，經濟突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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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進，最終在 20 世紀前半葉誕生了野蠻而保守的政治。
繼續追溯，我們是否也能如此看待法國革命？難道不正是英國自 17 世紀末 以來的強大，與法國處於「不平衡發展」的格局，後者才在 18 世紀歐陸和海外 殖民地戰爭一再落敗、破產，最終不得不學習資本主義（如重農學派的出現）， 儘管為時已晚，「由上至下的革命」並未發生？因為英國革命的早發、漸進與相 對和平，法國統治階級一方面未能及早意識到改革的迫切性，另一方面 18 世紀 自英國引入的技術尚處工業革命開端，生產力的拔高不夠強勁，「相對低度」的
「綜合發展」使它不像後來的普魯士一般，小心翼翼地搶先自我改革，最終資本 主義只能以「由下至上的革命」爆發，產生後世馬克思主義者列為典範的「資產 階級革命」。
那麼，可否再往前追溯，找出英國邁入資本主義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前 提？至此似乎「山窮水盡」，很難再行推論，勾勒出一部從前資本主義（封建主 義）到資本主義、再到社會主義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史」了，畢竟托洛茨基是 在資本主義既存和擴張的過程中提出這個規律的。不過，他自己確實認為「不平 衡與綜合發展」具有普世性，將它延伸至前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階段似乎 不是不可能，但要如何構想此一階段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
不可否認，這番揣想來自從龐雜歷史中找出一個方向的誘惑，要避免誘惑引 發幻覺，只能踏入具體的研究。可是即便從非常宏觀的視角來談，一本專書也很 難完成這項任務。暫不說 20 世紀以前西歐的長遠歷史，托洛茨基和後世馬克思 主義者至少已經把這個規律應用到當代其他地區，對中國、墨西哥、土耳其和伊 朗等國的歷史社會發展和革命展開分析 (Duzgun 2018, Matin 2007, 2013, Morton 2010, 2013, Trotsky 2011)。這些考察突破了 19 世紀以降的民族史學，適合與當今 盛行的世界史或全球史對話。
二、理論方面
除了上述的宏大史觀，「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規律要求我們慎重考慮個別社 會受到的外部影響，畢竟生產力的提高、生產關係的改變和階級關係的複雜化都 可以是（部分地）受到其他社會刺激的結果。自 17 世紀末彼得大帝以來，俄國 積極吸取西歐經驗；19 世紀中葉戰敗後，亞歷山大二世更試圖取消農奴制，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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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引進資本主義的技術和制度。正是在俄國與歐洲所處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
格局，托洛茨基才有「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視野。如果把外部影響上升到本體 論和方法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就會大受影響。
在本體論上，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歷史唯物主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的「建築隱喻」顯然不夠周全。因為托洛茨基描繪的理論圖像已經 不只涉及「基礎」（不管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還是僅指生產力）和「上層建築」
（如政治或意識形態）有何因果關係、如何避免決定論等經典爭論，還包括「對 外政治」──用今天常見的話來說，就是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一直沒有被顯題化 的「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和「對外經濟」──也就是以商品交 換關係為基礎的貿易和金融活動等，儘管馬克思的《資本論》對商品交換有深刻 討論，但很不幸的，建築隱喻的模型並未將它納入；即便是後來世界體系分析所 倚重的分工（這是商品交換的重要基礎），在《資本論》的討論也很有限。
對外政治和對外經濟是「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關鍵：國際競爭刺激政治行 動者（沙皇或統治階級）引入新技術，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或資本主義的擴張則使 新技術的引入更具可能性和便利性。必須注意，即使多了這兩個面向，內部影響
──個別社會的發展本身──並沒有被取消，它只是和外部影響融合起來，產生 更複雜的互動。
在方法論上，當我們應用歷史唯物論分析歷史進程時，不只必須比較個別國 家的異同，還要看出它們的連結及其共同構成並身處其中的整體。社會科學常見 的「比較方法」往往預設被比較單位之間的分離；問題是，若單位之間是先後影 響的呢？例如比較普（德）法資本主義的出現時，正好應該注意前者不只晚於後 者，其路徑更是有意避開後者曾經引起的暴亂局面。此外，俄國（奧地利亦然）
參考過「普魯士式道路」，法國也試圖學習英國農業。在這一連串彼此連結的過 程中，純粹的比較還是可能的嗎？不僅如此，先後影響本身並非偶然，而是資本 主義擴張下難以抵擋的態勢，故每個單位皆受此一整體或過程的影響，不是只有
「前項對後項的影響」而已。
歷史和理論是密切相關的。首先，如果沒有在方法論上兼顧比較、連結和整 體性的觀點，就很難勾勒出「英─法─普（德）─俄─中……」這一連串革命列 車和世界史進程。其次，就算勾勒出來，如果沒有在本體論上賦予歷史唯物論外 部影響或「國際」（the international）(Callinicos 2004, Rosenberg 2017)，我們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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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把「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放回歷史唯物論，呈現基礎和上層建築在這個規律下 的適當關係。一旦如此，帶有國際向度的龐雜歷史就會從理論溜出去，馬克思主 義者也將面臨一個重大問題：當歷史與理論發生衝突，特別是歷史突出了理論沒 有觸碰的現實領域時，該以何者為依歸？
這就是 20 世紀初俄國革命與第二國際發生對立的根源。在激昂的群眾前，
托洛茨基選擇了歷史，然後以「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試圖說明生產力低落的社會 仍有可能引領革命，只要把它放在國際競爭和資本全球化的脈絡，召喚他國無產 階級完成「不斷革命」。至於德國社民黨的馬克思主義元老們，則選擇了理論，
一個忽略外部影響或國際向度的歷史理論，一如既往地等候革命的條件成熟。我 們已經看到，歷史與理論的衝突最後直接爆發在政治上：第二國際政治破產，國 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移至東方。
在許多問題上（如俄國革命形勢的判斷、史達林的政治清算、法西斯主義的 崛起等）托洛茨基堪稱「先知」(Deutscher 2003a, 2003b, 2003c)，但他並沒有花 時間研究「不平衡與綜合發展」這個資本主義擴張的格局或「規律」對歷史唯物 論造成的影響，更沒有把前者融入後者或讓後者擴充至足以容納前者。托洛茨基 的「不斷革命」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貢獻良多，同樣重要的是，「不平衡與 綜合發展」也引起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
在歷史和理論面前，本文選擇理論（儘管很難不與歷史沾上邊），旨在探討
「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跟歷史唯物論的關係，尤其是它如何出之於歷史唯物論又 用之於（並補充）歷史唯物論。為此，有必要了解歷史唯物論和「不平衡與綜合 發展」各自的內容和兩者的差異；在什麼意義上「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繼續以歷 史唯物論為基礎，在什麼意義上又改變了歷史唯物論；兩者的整如何可能，我們 手邊是否有任何理論資源（不管出自馬克思本人，還是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協 助這項計畫；當然，「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於近十年來復興和托洛茨基當時提出 的脈絡差異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