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第一節 歷史哲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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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歷史哲學的問題
在依序介紹這些問題之前（它們都足以用專書篇幅來討論，但為了盡快進入 本文，我將直接指出我的立場），需要先認識「歷史」和「史學」的差別。歷史 是過去的一切事物，這些事物具有一定動態，這代表它們不斷改變，而這個過程 維持至今，直到我們反思、研究並寫下相關文字的當下。因此，歷史是時間總體 的一個大段落，不是全部，儘管它持續吞噬著當下；此外，所謂「過去的事物」
也只能就發話者或研究對象來說，因為當下很快會成為過去。
史學則是研究歷史的學問，在它作為一種人類實踐因而也處在時間中、持續 被吞噬的意義上，史學也是歷史的一部份，所以有「史學史」。不過既然當下是 存在的、可與過去區分開來，那麼總有一部份時間在過去襲來前尚未被吞噬，人 類也就能由此出發，研究過去事物，這是為什麼史學不總是史學史而史家能夠帶 著當下關懷研究過去。歷史無法被直接而全面地認識，總是要在史學中被間接而 局部地認識，因此史學固然有一部份會成為歷史，歷史也有一部份屬於史學，能 夠經過史家的選擇和敘述被認識。
一、史學的真實性
作為歷史研究的過程或結果，史學著作是由大量命題構成的。這些命題承擔 了兩個任務：一方面要符合歷史事實或過去的事物，另一方面本身必須依照特定 邏輯相互關聯。如果沒有達成第一個任務，很難說正確認識了過去的事物，就算 命題之間有緊密的邏輯，讀者認識的也只是史家的說法，而非歷史。如果沒有完 成第二個任務，同樣無法正確認識過去的事物，因為命題之間的無序或無關不能 起到解釋的作用，也不能賦予讀者意義，就算「史實」躍然紙上，也只是一堆雜 多。
史家固然很清楚這些問題，實踐起來卻很難有個準。不論是否有意為之，更 傾向完成第一任務者，在哲學的認識論上要求「符應」（correspondence），命題 要正確描述或反映事實；傾向完成第二任務者則要求「融貫」（coherence），命題 之間要能根據特定邏輯推論，它們指向的事物也有特定關係 (Walsh 1967: 73-90)。
之所以有這個分歧，是因為歷史事實與社會現象雖然都是經驗性的，但作為過去 的事物，畢竟已經消失，我們只能憑其「痕跡」（如社會或自然留下的文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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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和任何物質）來推論和重建事實，而推論和重建的過程本身就需要特定邏輯及 相關概念來指引；當然，就某些最基本的痕跡而言，是可以比較直觀地或輔以特 定技術在經驗上加以確認的，好比一兩百年前良好保存至今的戶籍名冊。
沒有哪一位專業或業餘的史家只採取其中一者，故符應論和融貫論是一種
「傾向」。黑格爾和湯恩比之所以被批評，不是因為他們不考量經驗現象，而是因 為他們過於強調命題的邏輯乃至體系。前文提到的削足適履，指的就是把歷史事 實強塞至史學架構的暴力。然而，我們頂多只能說這樣的史學著作是比較「差」
的，卻不能說它「不是」史學著作，畢竟反過來說，單單確認一件過去事物的存 在而不論其意義和關係，也是另一種偏頗；即便鉅細靡遺描述了過去事物，如 19 世紀 30 年代蘭克（Leopold von Ranke）標榜的「如其所是」（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Carr 2018: 8)，所謂「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話」也不可能不在 特定問題架構──對史家和讀者來說皆然──被「說出」和「聽懂」，而這些問 題架構正是由命題和概念構成的。
因此，我們只能假設：史家總是多少根據當下的邏輯或體系來研究歷史。在 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可以輕易將這些命題編入這套邏輯或體系，這時後者看起來 並不重要。然而，這不代表它們不存在，尤其是當新的歷史事實或過往的事物被 確認，而這些邏輯或體系又無法加以收編時，問題就會浮現，而浮現的時刻就是 史家校正其邏輯或體系的時刻，校正後仍需下一次的事實確認和體系收編，史學 的真實性就在這個往復徘徊的過程中逐步逼近歷史真相。
對此，E. H. Carr (2018: 29-30) 總結道：「史家從暫時選出的事實，也從據此
──被他人或他自己選出──而來的暫時詮釋出發。當他工作時，透過彼此的交 互行動，詮釋以及事實的選出與排序經歷微妙且或許部分無意識的轉變。這個交 互行動涉及當下與過去的交互性，因為史家是當下的一部份，事實則屬於過去。
史家和歷史事實對彼此來說都是必要的。缺乏事實的史家是無根且無望的，缺乏 史家的事實則是死去和沒有意義的。因此，我給『何謂歷史？』的第一個答案就 是：這是史家及其事實的持續互動過程、當下與過去無止盡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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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真理的政治性
命題之間按照特定邏輯或體系構成的關係，不只能讓史家組合歷史事實、認 識過去事物，它們本身可能就是史家在當下社會生活與行動的產物。史學既然是 人類的實踐，就會成為過去，而史家作為史學實踐者，也鑲嵌在必然成為過去的 社會中，因此不可能不受社會上各種力量所影響，這些力量有非常多，我們只限 制在政治。雖然史學的真實性可能因此受侵害，但若史家無法發現和說明自己所 受到和正受到的影響，那麼史學真實性的侵害恐怕會更嚴重。
這裡的關鍵在於：史家是否有意識地將其倚賴的邏輯或體系舉出，並交代倚 賴它們的原因和動機；具體而言，就是在書寫的操作上是否巧妙地呈現或分出一 點篇幅給「歷史哲學」（當然不一定要言必及此，但作者應該透過某些方式在其 生涯中表明這方面的心跡）。在今日細密的學術分工和專業化要求下，這種做法 若非被否定，至少也被認為是不重要的，畢竟除了歷史事實本身，這些邏輯或體 系似乎不應該來自別處。這就回到了前述的「符應」說，而我們知道少有歷史事 實會「自己說話」，過去的事物也不是自然就有意義和秩序的。無論如何，史家 意識到自己的預設和著作的政治來源與效應，都有助於考量更全面的問題，而這 些並不是與他們本業無關的。
雖然史家跟他的研究對象一樣，都是社會的產物，但這並不妨礙認識超越特 定社會的普世原則（見下文「解釋的框架」），好比不管從事哪些行動，任何人都 必須存活下來，並且總是處在複雜或簡單的社會關係中。這些原則用來確認許多 年代久遠的事物，如考古殘骸的功能和意義，而作為真理，它們是不容政治干預 的。反過來說，普世原則正好也是測試史家及其著作是否因政治立場而偏廢言論 的石蕊試紙。因此，就像符應和融貫不能偏廢其中一方，政治立場的特殊性和真 理的普世性固然是對立的，卻不相互排拒，它們始終在一個張力中共存。
此外，史家接受特定政治立場──或更廣泛地說，關心所處社會的特定現象 與問題──不只不代表其書寫與思考是「任意的」，甚至有這方面的意識才能形 塑其強韌的關懷和寫作動機。用建制化的學術用語來說，這不就是「研究動機」
嗎？Carr (2018: 35-55) 舉了不少例子表明史家的著作往往因為作者鑲嵌在社會 中、帶著獨特關懷而有著截然不同的深意，好比著有《羅馬史》的德國史家蒙森
（Theodor Mommsen）。如果不了解 1850 年代德國正經歷現實政治（Realpolitik）
時期，其筆下的凱薩和西賽羅就無法反映蒙森渴望強人救國、不滿絮叨辯論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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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學科的衝擊已經引起爭議 (Ho 1998, Rawski 1996, Waley-Cohen 2004, 汪榮 祖 2014)。如果蒙元和滿清是內亞民族的征服王朝分支（據稱，滿清王室自始即‧
中海商業史；用年鑑學派常見的話說，就是「長時段」（longue durée）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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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與事物「比例尺」或「密度」越低的敘述，往往越要依靠大敘事。由於再多 的（小）敘事都無法詳盡填補或證成大敘事，以至於必須跳脫敘事，轉往分析，
而這時的歷史對象也就跟著轉變，成了某種共時的結構或深層的社會關係，走向 敘事的對立面。10 當代史家經過 20 世紀的各種史學革命或轉向後，今天應該能 靈活運用結構分析和傳統敘事，不拘泥於其中一者。11
四、解釋的框架
誠如前述，史學的對象可以隨著主題的改變而改變；若史家探詢事物之間的 關係，這個關係本身也可以是一種事物，而因果關係則是最重要的關係。這時，
正確描述因果關係這個「事物」就等同於成功地解釋。史學不只意在描述，更意 在解釋，只有成功地解釋才完整地描述了過去的事物，讀者也才獲得因果關係方 面的意義。
史學真實性的問題也與解釋有關。符應和融貫不只是針對過去的事物，也是 針對過去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而言，史家總是根據某些框架進行解釋，在遇到過 往出現的新事物時繼續以此解釋，直到既有框架無法負擔這項任務，轉而自我修 正，之後再重新解釋。解釋的框架大概有三種，以下依序指出。
（一）歷史行動者的動機
第一種是回到歷史現場，即現已被吞噬的、曾經存在的當下，去探討行動者 的動機。這種做法的正當性在於：歷史最終是人造的，而不是某種抽象的精神或 神意所為，而人類個體是有意識和反思能力的生物，即便受到外在刺激，也是基 於某種程度的理性而行動的。回到歷史現場，是為了避免目的論或後見之明將後 來的觀點施加在歷史現場的行動者。
10 對結構的分析除了透過各種概念，有時也透過統計數據和量化方法來呈現。對此，部分史家
10 對結構的分析除了透過各種概念，有時也透過統計數據和量化方法來呈現。對此，部分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