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歷史唯物論的原則
第三節 資產階級革命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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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 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許多次革命一樣，有著奇特的同路人和繼承人。
正是那些把這次革命鎮壓下去的人，如卡爾‧馬克思常說的，變成了它的遺 囑執行人。路易拿破崙不得不建立獨立而統一的義大利，俾斯麥不得不在德 國實行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復匈牙利的獨立，而英國的工廠主們不得不使 人民憲章生效 (Engels 1956-83b: 227)。
此外，沙俄也在 1861 年廢除農奴制，列寧 (Lenin 1984-90b: 174) 後來說：「頭 號地主亞歷山大二世不得不承認，與其等待從下面來推翻，不如從上面來解放。」
這是一個「由封建地主執行的資產階級改革」。
回望 19 世紀下半葉，馬克思和恩格斯面對的「資產階級與其敵人妥協」而
「敵人又完成了資產階級任務」的歷史事實該怎麼理解？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是 否早就在 17、18 世紀的英法兩國終結了，畢竟只有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才能稱 得上是「資產階級革命」，而德國資產階級卻畏畏縮縮的？還是說，俾斯麥和亞 歷山大二世因為執行了資產階級的「遺囑」，其改革也可算是「資產階級的」，所 以他們也帶來了「資產階級革命」？這樣的話，英法革命又在什麼意義上還可以 稱作「資產階級革命」呢？
第三節 資產階級革命爭議
馬克思和恩格斯固然否定德國資產階級的革命能力，不過並未挑戰「資產階 級革命」的概念及其在歷史上的代表性事件：17 世紀中的英國革命和 18 世紀末 的法國革命。馬克思以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解釋歷來政治權力的轉移，而這樣的 革命不只是主觀行動的集合與勝利，更反映了客觀生產關係轉型的過程，英法資 產階級革命因此是「資產階級所有制對封建所有制的勝利」。
這種「由下至上」解釋的途徑受後世推崇，如法國社會主義者 Jean Jaurès、
受其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史家 Albert Mathiez，以及後來稱這個途徑為「古典社會 詮釋」（classic social interpretation）的 Albert Soboul (1979)。以此進行研究的 Georges Lefebvre 也認為，法國革命「只是給資產階級成為世界之主的長期經濟 與社會演化加冕。」(Callinicos 198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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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英國革命比起來，法國革命及其古典社會詮釋更是 20 世紀以來（親）馬 克思主義者評析和解釋長時段歷史社會現象的指標。不過，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 時代開始，德國革命就「偏離」了這個指標，在日後有關現代革命一次又一次的 觀察與解釋中，對資產階級革命的典範日漸從遵循轉為挑戰，偏離指標的情況多 到讓人認為有問題的不是這些革命或採取行動的階級，而是指標本身。「資產階 級革命」反而成為有爭議的用語了。
下文先呈現研究者們對資產階級革命的重視。這種重視主要表現為「期待的 落空」：正因資產階級革命的缺席或「流產」(Blackbourn and Eley 1984: 59)，政 治或國家的現代化程度才會這麼低落；因此，資產階級革命是存在的，其效果也 是重大的，只是沒有發生在研究者關注的國家。這種「期待的落空」被用在 20 世紀前後的德義兩國是合理的，可是當它被用在作為指標本身的英法兩國，恐怕 期待就只能轉為懷疑，一旦資產階級革命在英國和法國的存在也成問題，指標或 典範的確立就是刻舟求劍了。我們還能為資本主義的出現拋下一塊定錨嗎？
一、「資產階級革命」典範：從遵循到挑戰
1960 年代，德國史學界備受矚目的「Fischer 爭議」（Fischer controversy）
(Mombauer 2013)，可說圍繞著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缺席而展開。這場辯論 起先聚焦在一戰時的德國國家性質。根據 Kocka (1988: 3) 的說法，當時「德國
『君主立憲』的非議會特質被看作一種資產，而非負債。人們對於一個有強烈國 家主義傳統、有力又有效的公共服務、由上至下改革的長期歷史而非革命、自由 放任和政黨政府感到驕傲。」在這種不同於西歐的「獨特道路」（Sonderweg）觀 點下，德國一戰時表現出來的併吞主義和侵略性，被視為對各方面遭受西歐文化 入侵的「防禦」。
與此相反，Fritz Fischer (1967: 3) 認為「德國人是唯一沒有訴諸民主力量來 反抗舊統治團體，藉此自下（from below）創造他們國家的民族，反而對於統治 集團竭力防範民主以便將國家置於股掌間『感恩地接受了』。」因此，恰恰是走 上這種獨特道路，德國才在一開始就有意併吞歐洲國家，一次大戰既非偶然，德 國的行動也非被動。此外，Wehler (1970: 154) 表示：「若要探索與德國工業史解 放過程對立的社會帝國主義──你將能追溯出一條線，把俾斯麥、米顧爾……一 直到國家社會主義各類變體的極端社會帝國主義連起來。」這些前工業化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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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serreich）這種獨特體制的情況。Barkin (1973: 29) 也說：「德國現代化沒有 經歷成功的社會或政治革命。……容克寡頭在民族上仍然非常有權力，且在普魯
（Risorgimento）才會失敗，以至於這場運動只能作為「消極革命」（passive revolution）47，成為溫和自由派與封建秩序妥協的標誌。資產階級空下來的這個 座位，後來留給了法西斯主義。當葛蘭西提到義大利資產階級的軟弱時，心裡想 的是法國資產階級的壯大：「很清楚，要有效反對溫和派，行動黨就該和農村、
特別是南方群眾連起來，成為『雅各賓』（Jacobin）。」不過葛蘭西認為，行動黨 終究不是雅各賓 (Gramsci 1971: 79-82)，作為一個革命民主政黨，在義大利統一 過程中，它無法形成資產階級的「領導權」（hegemony）。48 就像 Perry Anderson 話說，生產領域的社會化和合作將在不影響到……個人或團體對利益的取用下增加。」(Gramsci 1971: 120) 他認為，這個行動由當時的統治階級來領導，使義大利能與其他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國 體的綜合（combination）。在高度發展的國家中誕生的意識形態可以在較不發展的國家中散 播，並對本地交互作用的多重綜合（combinations）產生影響（例如，宗教一直是這種國內
─國際和意識形態─政治綜合的根源。此外，其他的國際形構（international formations）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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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形式。為了剖析英國的「當前危機」(Anderson 1964)──即工人運動在政治上 的相對貧弱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相對落後──有必要回到歷史，從結構性觀點 威爾的「圓顱黨」（roundheads），也有著極端的能量。老貴族仍然是治理基包括像是『知識團體』［intellectuals］……）。國際和國內力量的這種關係還被以下事實複 雜化了，也就是在一國之內通常有許多結構不同的、在所有層次上力量關係都是分歧的民 族疆界區域（national territorial sectors）……。
葛蘭西花了許多心力討論國家的能動性，我們不妨將國家的能動性視為國際「不平衡發展」
和國內「綜合發展」的中介，相當於普魯士和俄國「由上至下革命」的施作者。當然，葛蘭西面 對的義大利（1919-20 年革命的挫敗，他自己身陷囹圄、為病痛所苦）不同於托洛茨基面對的俄 國（十月革命前的有利形勢，革命領袖們殷切期盼著國際革命的援助），也因為這樣，他對國家 能動性的討論更加豐富，在這個意義上，確實如 Burawoy (2009: 193) 所言：「托洛茨基視野的中 止處，正是葛蘭西視野的起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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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governing stratum），具有某些特權，而它也成為英國資產階級的知識基 盤（補充一下，英國貴族有著開放的結構，持續以獲自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 的元素自我更新）(Gramsci 1971: 82-3 cf. Elliott 1998: 13-4)。50
所謂的「Nairn-Anderson 命題」（Nairn-Anderson theses）固然有許多政治意 涵和行動上的指引 (Elliott 1998: 19-20)，不過其歷史核心可以這麼概括：「英國 產生了主要歐洲國家中最被調和、也最不純粹的資產階級革命。」對 Anderson 來說，英國內戰和光榮革命只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替代物」（proxy），因為 衝突並不是發生在資本家和封建地主兩個階級之間，而是後者中的不同部份，以
50 簡單交代一下英國內戰前後的政治脈絡。1603 年伊莉莎白一世過世後，因為沒有子嗣，故由 蘇格蘭國王詹姆士一世繼位，開啟斯圖亞特王朝。堅信君權神授的他屢次與下議院衝突，在位期 間任用寵臣 George Villiers，荷蘭海外力量則不斷攀升。同樣堅信君權神授的查理一世 1625 年繼 位，1628 年議會通過權利請願書，次年查理一世解散議會，整整 11 年不再召開。為了對付蘇格 蘭的起義和籌措經費，1640 年 4 月再度召開，但下議院新興貴族們強烈抵制相關稅收，於是 5 月又解散議會，史稱「短議會」（short parliament）。
隨著蘇格蘭起義越來越激烈，查理一世只好於 11 月再召開議會，這一次議會持續到 1653 年，史稱「長議會」（long parliament），英國內戰（1642-51）正是在這個時期爆發。在君主與議 會的對峙過程中，圓顱黨和騎士黨分別代表議會派和保皇派。長議會召開後，George Villiers 遭 處死，星室法庭被廢除，一開始查理一世主動進攻議會，議會並未主張廢除君王，而是希望在節 制其權力的前提下令其復位。1648 年新模範軍封鎖議會，形成殘缺議會（rump parliament），克 倫威爾和圓顱黨決定處決君王，查理一世在 1649 年 1 月被公開送上斷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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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成為「現代英國歷史的基本環節」(Anderson 1964: 28-30)。長遠來看，1960 年代英國工人運動的危機即根源於此，而我們「必須重拾 1640 年和 1832 年未竟 構成一個整體，被稱作法國革命史學的「修正主義」（revisionism）。在此僅簡述 修正主義的兩大特點。51「封建反動」（feudal reaction）。不僅如此，分析革命議會成員的社會階級，則多 半是官員、律師和其他專業人士等 (Cobban 1970: 100-2, 1999: 67)，並不是向來 代表資產階級的工廠主或商人。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在很重要的程度上，是反 對而非支持資本主義的興起力量」(Cobban 1999: 168)。
第二，從第一點可以看到，如果革命是存在的（不管是否支持資本主義）而 社會階級的利益又差異不大，那麼說明革命爆發比較可行的途徑，似乎應該從社 會詮釋轉往政治或意識形態詮釋。Francois Furet 和 Denis Richet 就是這麼做的 (Callinicos 1989)。他們不否認資產階級革命，甚至還認為這場革命在 1789 年到 1791 年間並沒有和守舊勢力妥協。然而，在說明革命從攻陷巴士底監獄（1789
第二，從第一點可以看到，如果革命是存在的（不管是否支持資本主義）而 社會階級的利益又差異不大，那麼說明革命爆發比較可行的途徑，似乎應該從社 會詮釋轉往政治或意識形態詮釋。Francois Furet 和 Denis Richet 就是這麼做的 (Callinicos 1989)。他們不否認資產階級革命，甚至還認為這場革命在 1789 年到 1791 年間並沒有和守舊勢力妥協。然而，在說明革命從攻陷巴士底監獄（1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