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體系、複數問題與國際歷史社會學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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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國家體系、複數問題與國際歷史社會學的可能

2006 年，為紀念《總結與前瞻》及「不斷革命」思想問世一百年，Dunn and Radice (2006) 集結了近二十篇和「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相關的文章。作者們把 焦點放在馬克思主義的常見主題，如革命、世界經濟、勞動問題和個別國家的案 例分析，其中也不乏對這個概念的釐清。除了 Davidson (2006) 簡要的思想史爬 梳外，Barker (2006) 試圖延伸托洛茨基的用法，以此指涉資本性質，即資本主 義內部或眾多資本之間的關係，也進一步包括人類歷史本身的發展。當他極富野 心展開討論時，提到了另一位國際關係研究者 Justin Rosenberg。

事實上，近年來把「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列為關鍵字的學術論文，幾乎都徵 引了這位國關學者的說法。對某些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是挺「出人意料」的 (Davidson 2015: XVII)。身為一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和革命家，托洛茨基關 注的是人類歷史進程和特定社會關係的轉型，他提出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怎 麼會在這個學科受到重視（或好奇）呢？

與史學、社會學、政治學或經濟學不同，作為一門學科的國際關係，如其字 面所述，把視野限定在兩個以上的國家，以它們的關係為對象。這種命名方式直 接暴露了學科的若干問題：關係中的國與國是否構成超越它們的「層次」？如果 是，這個層次有何特質？何不直接以該層次命名，卻要用「單位」（即國家）之 間的關係本身來命名？此外，我們是否需要一個在所有國家「之上」的國家或組 織來規範各國行動，就好像國內有一個中央權威？或者，國家「之間」自然會形 成規範，該規範無須由某個相當於國家的組織來代表與執行，國際上亦能如社會 一般多而有序？就算國際關係是一個獨立對象，作為一門學科也有其正當性，國 家之間的互動如何能不受國家「之內」影響？如何在保持學科獨立性時，避免與 國內領域斷絕？

前一章在討論「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本體論意涵時，已經部份地回答了這 些問題：正是因為這個規律帶有「國際」層次，包含了三個層次（除了國際，尚 有國內與世界），所以能讓人一次性地設想國家「之上」、「之間」和「之內」的 互動。即使不了解托洛茨基，讀者從字面上也可以感受到「不平衡與綜合發展」

的不尋常：說得白話一點，不平衡發展應該是「什麼和什麼」的不平衡發展，綜 合發展也必然是「什麼和什麼」的綜合發展。「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主詞是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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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兩個以上的單位。就此而言，出發點和國際關係確實相似。

更重要的是，對於渴望把國際關係「社會（學）化」和「歷史化」的學者來 說 (Buzan and Lawson 2015, Hobson, Lawson and Rosenberg 2010, Hobson and Lawson 2008: 433-4, Lawson and Shilliam 2010, Lawson 2015: 316)，包含了國內社 會關係和發展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能助他們一臂之力，順道超越這個學科的 幾場經典辯論。

一、從國家到國家體系

如果「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引起部分國際關係學者關注，那麼馬克思主義者 也應該反求諸己，感到自己的「遲鈍神經」（而非政治經濟學或史學等「敏感神 經」或神主牌）被挑起了才對。

自從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馬克思主義者面對的全球現實是：雖然資本主義 持續滲透世界各地，國家卻仍然以複數的形式存在。《共產黨宣言》描述的資本 挾著廉價商品「摧毀一切萬里長城」(Marx and Engels 1956-83d) 之勢並未發生，

否則何以國際地緣政治（geopolitical）競爭依舊頻繁？為什麼各個國家並未真正 受到所謂的全球化影響而權力減弱，出現所謂的「全球國家」？或者，針對國家 體系──由複數的、多個國家組成的系統──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也可以用 Callinicos (2007) 的話來提問：「資本主義需要國家體系嗎？」我們怎麼處理資本 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多國問題」（many-state problem）(Callinicos 2009)？

馬克思主義傳統向來不乏「國家」理論的建構，除了列寧的名著《國家與革 命》(Lenin 1990a) 外，建築隱喻「國家形式之秘密」的段落（Marx 2003a：894，

或見本文第二章開頭引文）往往是最直接的理論資源。承第二章有關統治關係的 介紹，國家是統治者施行統治的制度，抽象的統治關係表現為這個具體制度。然 而，這種思考容易把統治關係和國家限制在統治與被統治、剝削與被剝削的「垂 直」關係中，忽略了它們的「水平」關係，即統治者之間和剝削者之間的區分與 互動。

相同現象反映在建構國家理論的爭論上。為了回應 1960 年代國家對市場的 介入，以及歐洲幾個社民黨執政後面臨的政策問題，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研究 在 1970 年代極為盛行，主題集中在國家的起源及自主性，因而有「國家壟斷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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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義」（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理論、「國家推演爭議」

（State Derivation Debate）和 Edward Miliband 與 Nicos Poulantzas 的著名討論 (Clarke 1991)。我們無法多加介紹，重點是 Barker (1991: 204) 在回顧「國家推演 爭議」時所指出的，論者們

對待國家的方式都停留在不當的抽象層次，特別是將國家看作好像是以單數 形式（in singular）存在一樣。然而，資本主義是一個世界國家體系，資本 主義國家採取的形式是［多個］民族國家的形式。

從「國家」轉為「國家體系」，意味著理論對象不只是「一套特定的壓迫或行政 制度」──表現（被）統治與（被）剝削的垂直關係──還是多個「社會疆界總 體」（societal-territorial totality）(Halliday 1994: 79)：由多個「壓迫或行政制度」

為（被）統治與（被）剝削所劃定的多個範圍。這呼應了上一章提到的「複數本 體論」和托洛茨基「不平衡發展」的「國家對立」（這必然以多個國家的存在為 前提），更貼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現實。

然而，在理論座標上，國家體系正好處在馬克思主義強調的社會關係的「斜 對角」：社會關係要麼處於個別國家內部，要麼超越個別國家、由多個國家構成

（如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國家體系的複數性或「多」都繞過了社會關係。

第二章介紹歷史唯物論的原則時，特別加入交換關係，指出它除了在生產關 係「內部」結合生產資料與直接生產者，也在生產關係「外部」透過不同使用價 值的流通連接不同生產關係，多種生產關係可能同時存在。為了思考它們的共存 與互動，以及特定生產關係的支配與再生產，「社會形構」的概念登場。然而，

這個概念是單一而抽象的：可以指某個單一主權籠罩的國內社會，也可以是超越 國家層次的國際社會。研究者在一個範圍內分析「占支配地位」的生產關係，以 及與之相應的統治關係，可是這個概念無法一次性、無化約地指向複數的、眾多 的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它能做的，要麼是分析眾多國家中的一個社會，要麼是把 眾多國家化約為一個社會來分析。問題是，現實中的國家總是複數的，它們必然 相互影響且在一定程度上介入或建構社會。就像前一章提到的 Kenneth Waltz 所 說，如果可以，何不把多個國家之間的互動納入理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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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複數問題：顯而易見，難以捕捉

當馬克思與恩格斯說「我們據以開頭的前提，不是任意的，不是教條，而是 一些實際的前提……這些前提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式來確認」(Marx and Engels 2016: 9-10 粗體為筆者所加) 時，多個國家或複數國家的現象本身的確「可以用 純粹經驗的方式來確認」，這點無庸置疑，畢竟誰能反對世界上總是有「很多」

國家呢？那麼該如何把這種複數性納入理論？

這個問題離開了歷史唯物論，甚至也離開了理論的操作邏輯：對現實對象進 行抽象，然後重建為思維對象。因為研究者在抽象時，首先就排除了現實對象的

「雜多」，聚焦在自己「圈出」的對象，現實對象之間相互干擾的情況在理論中暫 時被擱置，以便探詢本質。馬克思自己就是這麼做的：「為了在純粹的狀態下對 我們的研究物件進行考察，避免次要情況的干擾，我們在這裡必須把整個貿易世 界看作一個國家並且假定資本主義生產已經到處確立並佔據了一切產業部門。」

(Marx 2003b: 670n 粗體為筆者所加)

在《資本論》第一卷「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的段落中，馬克思曾以

「人們自己一定的社會關係」(ibid.: 90) 為機制，解釋「勞動產品的物理性質以及 由此產生的物的關係」在人們面前表現為「完全無關的」「商品形式和……價值 關係」的情況。馬克思將社會關係類比為視神經，指出「物在視神經中留下的光 的印象」表現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觀形式」，而非「視神經本身的主觀興奮」

(ibid.: 89)，因此很難感受到「人們自己一定的社會關係」。就像莎士比亞《凱薩 大帝》布魯圖斯對凱薩所說「若無外物反射，雙眼不能自視。」（The eye sees not itself. But by reflection, by some other things.）

延伸這個類比，我們不妨說：「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觀形式」，即現實對象，一 旦經過理論操作，無論什麼影像或風景，在頭腦中便呈現為「一片」或「一個」

思維對象。可是別忘了，不只現實對象本身是雜多的，最終由無數視神經組成的 眼睛也是「一雙」或「一對」的，成像管道是雙重的、複數的，研究者必然是在 現實對象相互干擾的情況下進行研究。抽象和理論真能從「一」而終嗎？誠如前 兩章所述，「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作為一種分析框架，似乎因為俄國 19 世紀所處 的國際競爭形勢作為「外物反射」，讓托洛茨基敏於「自視」複數國家的存在與 互動，以及在其中動員革命和構思革命脈絡的歷史事實，最終將革命事業依託於 複雜的國內社會關係和國際支援，突破了抽象和理論從「一」而終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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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不同，Teschke (2006: 330) 認為，「深受 19 世紀早期各種歷史哲學的影 響，在他們［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個別著作中，空間被時間大量遮蔽。由於被設 想為每個單一社會（every single society）內在發展的動力，思考歷史進步的引線

與此不同，Teschke (2006: 330) 認為，「深受 19 世紀早期各種歷史哲學的影 響，在他們［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個別著作中，空間被時間大量遮蔽。由於被設 想為每個單一社會（every single society）內在發展的動力，思考歷史進步的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