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托洛茨基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規律
第二節 封建遺緒：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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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須承認國家體系──不再是單數的國家──具有某種程度的「強韌性」，進 而說明它們的出現、持存以及與資本的關係。當國際關係學者願意透過「不平衡 與綜合發展」反思他們關注的問題時，如果馬克思主義者也能透過「不平衡與綜 合發展」──這可是馬克思主義者自己提出來的啊──理解國家體系、國際關係 或「國際」，那麼一個以深層機制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國際歷史社會學」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Rosenberg 2006) 或許能慢慢浮現。
在 21 世紀的今日，雖然戰爭與革命不如一次大戰之後三、五十年間來得激 烈、頻繁和大規模，但國家體系（這是戰爭爆發的框架）和資本主義（這是革命 急欲挑戰的對象）的力量卻不曾減弱。「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思想在 20 世紀初 的出現，是立基在當時國際競爭的力量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當它在 21 世紀 復興時，是否能在更全面的脈絡下說明國家體系與資本主義的關係？現在來看看 幾家馬克思主義者的說法。
第二節 封建遺緒：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所謂的「政治馬克思主義」（Political Marxism）是法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家 Guy Bois (1985: 115) 提出的，用來批評 Robert Brenner 解釋中世紀晚期封建危機 的方式。後者認為，僅僅依靠人口循環，並不能解釋歐洲各地在封建危機後的不 同結果，還必須在人口循環和人地比例變化的基礎上，根據不同地區的階級團結 程度和鬥爭結果來解釋。Bois (1985: 115-6) 認為，雖然 Brenner 企圖平衡階級觀 點在當代史學界被忽視的現況，但過度訴諸階級力量對比，「掏空了歷史唯物論 基本概念──即生產方式──的實質」，有脫離客觀生產力規律、淪為「唯意志 論」的危險，並把這種傾向稱為「政治馬克思主義」。這個標籤後來被 Ellen Wood 採用，再根據 Brenner 的幾個原則發展出整個學派。78
Brenner 的理論以「社會財產關係」為核心。這個概念不只涉及生產者和剝 削者的關係，還包括生產者之間和剝削者之間的關係。對她來說，由於封建主義
78 1990 年代以來，政治馬克思主義在英語馬克思主義學界具有相當影響力，Wood (1997, 2011, 2015) 積極介入政治思想史，下文會看到的 Teschke (2002, 2003) 和 Lacher (2002, 2006) 在國關 理論上批評全球化和現實主義，前文提及的 Comninel (1987) 則和法國革命史學的修正主義者一 起強烈批評資產階級革命的概念。近年英國薩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更有政治馬克 思主義小組，見網站「政治馬克主義與社會科學」（Political Marx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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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生產者（農民）直接佔有生產資料，剝削者（地主）要獲取他們的剩餘勞 動，不管藉由勞役、實物還是貨幣的形式，只能訴諸「外於經濟的強制」手段而 無法依靠市場上的勞動力買賣；同樣的，農民由於能夠直接生產，也會避免把生 活必需品的取得寄託在不穩定的市場。
身處特定「社會財產關係」的行動者也會展開他們特有的「再生產規則」。 農民傾向多樣化生產、早婚和組織大家庭，並且因後代增多而日漸細分土地；至 於地主，雖然盡可能榨取農民剩餘勞動，但由於必須倚賴他們的剩餘勞動，故不 能將他們逐出土地，只能與其他地主競爭，設法分配更多社會剩餘勞動，而獲得 的部分將主要用於武裝軍備，而非開發生產資料、提高生產力。Brenner 將此類 比於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稱為「政治積累」（political accumulation）。在中 世紀歐洲，政治積累的結果就是封建國家的日益集權化。這個概念成了幾位馬克 主義國關學者解釋國家體系出現的重要資源。由於在第七章還會介紹 Brenner 的 說法，這邊不多著墨。
一、封建主義「剝削方式」下的國家形構
由於地主獲取剩餘的方式若非以強制手段剝削農民，就是強化、集中化政治 組織，既提高剝削農民的程度，也打擊其他地主，故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總是
「由政治建構的」。Teshcke (2003: 75n9) 就直言，封建「生產關係內部並不存在 經濟剝削」；或者更徹底地說，「地主與依附的農民之間實際上並無生產關係。」
Lacher (2006: 37-8) 也表示：
只有在資本主義，中介剝削的財產形式才是「經濟的」，才與控制物而非控 制人有關……剩餘只有在生產過程本身中被榨取……階級關係也才是「生產 關係」。
對政治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生產關係這個範疇要有效，就必須以經濟領域的獨立 為前提，因此若要理解前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慣用的「生產方式」就要替換成 反映社會財產關係的「剝削方式」（mode of exploitation）(Comninel 1987: 174, Lacher 2006: 78, Teschke 2003: 53-7)，資本主義因此不再是某種「特殊的經濟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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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生產關係，還是可以奠基在經濟基礎上。Benno Teschke 從剝削方式和階級 鬥爭出發，在《1648 年的迷思》（The myth of 1648）中駁斥了現代國家體系誕生 自西伐利亞和約的通說。為了讓討論更具體，我們有必要看一看他筆下英法兩國 的發展路徑。（一）英國
一般來說，英國封建財產關係始於 1066 年諾曼征服（Norman Conquest）。
與當時法國卡佩（Capetian）王朝權力分散的政治結構（到處都是領主和騎士）
(Brenner 1996: 251-5, cf. Teschke 2003: 107) 不同，身為諾曼公爵的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的權威相當集中。79 由於掌握大量財富和戰士，加上英
79 在威廉治下，英國大約有一千五百多個直屬封臣（tenants-in-chief），他們又把土地再分封給八 千多位次級地主。受封之後，每一塊封地（manor）都有地主自己的部分，即領地（demesne），
也有他們再分封給其他地主的部分，最終由農民直接使用；在此階序下，農民是最底層的。他們 必須把耕種成果（不管是勞役、實物還是現金）分給地主、教會和國家。必須注意，我們不能說 封建階序下的農民或任何層級的地主具有資本主義意義的土地「所有權」（ownership）。在層層 分封、層層有權使用和收租的情況下，所謂的所有權頂多是「多重所有權」（multiple ownership）
(Patriquin 2004: 201-2)。「多重」不光是指「上下之間」（君主和直屬封臣、地主和農民）、上級領 主和下級領主共有一塊土地，放眼中世紀中葉起的封建歐洲，有時候更是指「內外之間」：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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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族受封的土地──仍在英格蘭延續。君王維持著公認的統治權（bannum），統 治階級相對團結。這種財產關係很不穩定，特別是剩餘榨取不足時。14 世紀中期以後，黑死 病爆發，勞動力銳減，地主為了挽回收入，只能透過各種方式增加地租，因此引 來農民反抗。在勞動力與土地低比率的情況下，根據財產雙軌制的傳統，農民企 圖成為自由農，掌握對土地的終身使用權或設法自由持地（freehold），抵抗地主 任意收租；為了反對農民，地主則設法將閒置土地納入莊園，在土地轉讓時堅持 收租權、以租賃持地（leasehold），甚至任意喊價。
至 17 世紀末，全英地主已控制超過百分之七十的耕地。在這個過程中，起 工具分離，不得不為市場生產，「農業資本主義」（agrarian capitalism）(Brenner 1985a: 296-7, 301, Brenner 1985b: 46-9)80 出現。 時間。Albritton (1993)（受到宇野弘藏和 Thomas Sekine 的影響）認為無法在 17 世紀之前的英國 找到農業資本主義的證據。他甚至表示只有到了 19 世紀，英國農業才資本主義化，真正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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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關稅和土地稅，而非沿用包稅制（tax-farming）81，這種做法「使英國成為 歐洲第一個能夠完整紀錄政府收支的國家」(ibid.: 129)。不僅如此，由於君主仍 試圖重振其稅收特權，資產階級遂將自己納入稅收對象。這麼做旨在制衡君王，但客觀上卻使私人不再享有免稅特權，「政治」和「經濟」進一步分離。在單一 主權下，權力的「上下位階」也不像前資本主義那樣混亂。
雖然英國進入了新財產關係，但歐陸各地仍處在地緣政治積累中。面對這般 國際環境，英國「一國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one country）82 (Lacher 2006: 82) 無法避免戰爭，只不過這時戰爭的意義已經截然不同。Teschke (2003: 253-4) 表 示：「系統性的公共課稅和財政控制的副作用，就是創造了一套優越的公共信用 體系。正因為稅收是可預期的和安全的，債權人有了更強的動機貸款給政府。公
商主義有關，但像 Albritton 等人側重這些外部因素是不夠的，農業生產關係本身就有重要的變 化和影響；正是因為他們把焦點放在外部因素，所以忽略了階級鬥爭帶來的生產關係轉型，也就 無法構思農業資本主義。Zmolek 和 Albritton 的爭論延續了很久 (Albritton 2000, 2002, Zmolek 2001, 2004)。捍衛 Robert Brenner 和英國農業資本主義的歷史研究可見 Spencer (2014)，尤其是第 九章以後。 家一樣，17 世紀在英國誕生的新財產關係，雖已按照資本主義「命令」（imperative）運作，但其 持久發展卻需要相應的國際市場，否則「在缺乏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情況下……生產力改革的動 力很弱，而且大幅受限於國內市場的需求。」(Wood 1991: 101) 這種情況甚至延續到 18 世紀。
英國工業革命初期便只要求少量固定資本的投入，很少人願意在這方面長期投資，「技術創新就 像從前一樣，都是在特殊情況下由對科學、理論或教育沒什麼興趣的『老師傅』（practical men）
引進的。」(ibid.) 直到其他國家採行資本主義，首創國才有了更適合的發展條件；矛盾的是，由 於這些國家（先是美、法，後是德、日）可能直接利用首創國的技術和相關知識，反而能由國家 領導進行「消極革命」，發揮「後進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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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不再是國王的債務──［借貸者］容易被騙──反而成為國債（National Debt）
（1693），由新設的英格蘭銀行（English Band）（1694）管理。」這些國債受到議 會保障。
英國外交政策也不再從朝代利益，而是從議會代表的國家利益出發。這在當 時是「世界歷史之首創」(ibid.: 257)；也因此，與其他國家打仗時，英國君王不 再以私人身份參與，而是表現為一國之姿，「內外區別」於焉成形。18 世紀起，
英國更基於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考量，設法避免捲入歐陸戰爭，實行以資本主義 與強勢海軍為後盾的著名海外侵略：「藍海策略」（Blue-water policy）。七年戰爭
英國更基於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考量，設法避免捲入歐陸戰爭，實行以資本主義 與強勢海軍為後盾的著名海外侵略：「藍海策略」（Blue-water policy）。七年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