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前後的普魯士及德意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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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統一前後的普魯士及德意志地區

在 1806 年的耶拿戰役後，普魯士失去了大量領土，德意志地區亦有多處被 拿破崙占領。在國際政治上，封建主義生產關係迎擊資本主義，不得不正視其挑 戰。對於在 18 世紀便遭逢資本主義（英國）挑戰的法國來說，資本主義生產關 係的強大力量恐怕還沒有這麼清晰；不過，對於受到巨大打擊的普魯士來說，展 開「防禦性」的現代化改革 (Wehler 1985: 29, 31) 或「由上至下的革命」卻是迫 在眉睫的要務。在普魯士積極邁向絕對主義的數個世紀內，德意志地區的生產力 已經有所提升，只是尚未達到與生產關係發生激烈衝突，因而必須改變的地步。

現在，既有生產關係──以封建主義的農奴制為代表性制度──開始改變了。這 不是一蹴可及的，也受到外在因素影響甚鉅。

一、農業改革

在西歐資本主義出現和擴張的過程中，中東歐一直扮演穀物輸出、供給生活 必需品的角色。為了從貿易中獲取更多資金，領主加強對農奴的剝削，這些資金 被用來投入戰爭，主權和領土持續分裂。

在 18 世紀之前，由於普魯士逐漸擴張，碎裂的領土開始減少。受到法國革 命影響，19 世紀的改革由施泰因在威廉三世治下發起，農奴制於 1807 年「十月 敕令」廢除，農民自此在法律上有了人身自由和自由選擇職業及遷徙的權利。由 於違反容克利益，改革的主事者很快被迫去職，1810 年改由哈登貝格接替首相 一職；儘管改革繼續，卻朝更加顧及地主利益的方向前進。1816 年，新的敕令 更申明，只有富農才有贖免封建義務的權利，改革越來越縮水。

由於必須償付大量贖金或割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土地給領主 (Gray 1986: 123-5)，農民在法律上雖然自由了，在社會上卻陷於困境。土地規模難以 過活的農民只能將獲得的土地再轉賣給地主，向他們承租，繼續以做日工的方式 過活。種種封建義務直到 1848 年革命都還殘存著，只有大部分上層富農和少數 下層貧農真正獲得解放。1850 年 3 月，政府迫於革命壓力才同意取消貧富農的 封建義務，取而代之的又是高額人身贖金。

究竟封建義務的「贖免」是什麼意思呢？恩格斯 (Engels 1965a: 367-8) 曾諷 刺地說過：「是這麼一回事。老爺向農民收取一筆錢或一塊地以後，就應該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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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剩餘下來的土地是他的自由的不擔負賦役的產業，儘管過去屬於老爺的全部 土地都是從農民那裡掠奪來的！」他在《關於普魯士農民的歷史》繼續說：「這 個『理性的國家』的有名的開明土地立法只追求一個目的：從封建制度下挽救一 切還可以挽救的東西。……我們可以認為，農民為了擺脫非法地加在他們身上的 賦役而交付給貴族和官廳的款額，至少也有 3 億塔勒，而且可能達 10 億馬克。

10 億馬克，只不過把在四百年內掠奪去的土地以免徵賦役的形式挽回很小很小 一部份！」(Engels 1965b: 285, 8-9)

直到 1860 年代，這些封建殘餘才幾乎廢除，在此之前，農村已經出現集體 貧困，大量付不出土地贖金的農民淪為貧農和無產者；同時，城市還沒有足夠的 工業發展能夠雇用這些勞動力。反觀地主，依舊保有許多封建特權，如領主裁判 權和警察權，其經濟利益頂多是轉換形式，政治利益很難說有巨大改變。

這種基於強烈政治考量的農業改革後來被列寧 (1988: 205-6) 稱為「普魯士 式道路」，其精神就是哈登貝格向德皇表示的：「自上而下地做法國人自下而上地 做的事」(邢來順 2006: 76)。關於改革的邏輯與後果，馬克思 (1965: 559-60) 也 評論過，並且將普魯士的情況與俄國並列：

普魯士……被擊潰後，它的政府感到只有經過一次巨大的社會更新……才能 挽救它自己和全國。它在封建王朝的範圍內，把法國革命的成果小規模地移 植到普魯士去。……俄國在克里木［克里米亞戰爭］的戰敗……在國內揭示 了它的社會制度和行政制度的腐朽。在這兩個國家裡，大膽的社會改革都受 到了阻礙，都有其侷限性，因為這些改革都是由君主賞賜的，而不是由人民 取得的。雖然如此，仍然發生了一些巨大的社會變革，這些變革取消了統治 階級的最惡劣的特權，改變了舊社會的經濟基礎。

二、工商業發展

「巨大的社會變革」基本上從 60 年代展開。西部大舉工業化，東部眾多農 村勞動力轉往西部，終於成為工業的勞動大軍 (王琪 2002: 184-5)。由於回收了 許多農民土地和贖金，領主獲得充足資本，土地規模跟著擴大。從 1811 到 1890 年，他們的地產面積擴大了三分之二 (Wehler 1985: 11)。大面積土地更容易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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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奴制下，農地是無所謂「經營」的──農場，一方面農村工業（如酒、

糖和麵粉的製造）興起，另一方面地主們也利用剩餘投入城市工業的發展。

改革的成果現在比較明顯了。從 1816 到 1866 年的半個世紀裡，普魯士可耕 地多了一倍，從佔有總面積的 26.5%上升到 51.4%，收成多了三倍。以農業生產 力的提高為基礎，人口也快速增加，1815 到 1840 年人口成長率 37%，1840 到 1860 年則是 26%。由於勞動力越來越多，1850 年開始有許多人移民海外，其餘 則設法轉往城市 (Wehler 1985: 12-3)。在 1800 年時，德國的務農人口還占總人 口的 62%；到了 1850 年時，降為 55%；1871 年統一之後，已經降至 49.3% (王 琪 2002: 188)。

與此同時，德國也開始翻轉國際貿易的「邊陲」位置。1870 年，在出口到 英國的品項中，39.7%為工業品，原料和食品仍有 34.7%和 25.6% (邢來順 2003:

78)；隔年，在總出口商品中，成品和半成品已經占了 51%，原料和食品則分別 占 25%和 24%。1880 年代後，德國和美國作為工業化的後起新秀，出口貿易超 過了法國。70 年代開始，美俄穀物迅速湧入，德國在世界市場上第一次遭逢競 爭對手，穀物輸入超過輸出 (Pinson 1989: 239)。面對 1873 年的經濟危機，德國 工業製品亟欲出口，反對英法廉價鋼鐵的進口，因此工農資本家和地主一改過去 對自由貿易的支持，共同採取了保護主義 (邢來順 2003: 79)。

商品出口的提升有賴鐵路的興建和關稅同盟的建立。1835 年，第一條客運 鐵路建成，首次以蒸汽機為動力；到 1850 年，德意志地區已有 6,000 公里的鐵 路；1871 年統一時，則有 21,481 公里。不只商品在各個城市與鄉村之間能夠較 以往更順暢地流通，勞動力也更容易遷徙。關稅同盟在 1834 年建立時，雖然只 有十八個國家加入，漢諾威、布萊梅、漢薩城市興趣缺缺 (邢來順 2001: 39-40)，

稍後的效益卻有目共睹。同盟除了降低商品買賣的關稅，也保護了初生工業的發 展，成為後來德意志統一的基礎。「關稅同盟與鐵路興起成了連體嬰，對德意志 工業化的開始有相輔相成的功能。」(王琪 2002: 189)

1783 年，德國安裝了第一台水力紡紗機；1814 年，光是薩克森就有 28 萬枚 機械紡錠；至 1831 年，德國已有 1,000 台以上的機械棉織機。30、40 年代可說 是德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 (邢來順 1999: 85-6)。由於得益於英國的示範，後起的 德國能夠在廢除農奴制的同時展開工業化（自然的、零星的工業化當然在此之前 已經存在），而這個過程在英國可是歷經了三百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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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輕工業，重工業也迅速發展。鐵路建設在此頗有助益，因為它特別需要 煤礦和鋼鐵。1815 年，魯爾煤田開始有效開採，40 年代部分煤田已使用機械開 採。在 1820 年，德國的煤產量有 120 萬噸，1840 年已經來到 260 萬噸，1850 年更迅速飆升至 670 萬噸，1870 年則到了 3,400 萬噸。在生鐵方面，1823 年，

德國產出僅 4 萬噸，1840 年為 17 萬噸，1850 年 21 萬噸，到了 1870 年，則跳躍 到 139 萬噸 (ibid.: 87-8)。雖然遭遇 1857 到 59 年的第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以及 1866 年的短暫衰退，但迅猛的煤鐵發展加上關稅同盟，最終把奧地利排除出德 意志的政治版圖，小德意志的路線確立，1866 年的普奧戰爭只是普魯士對兩強 爭霸「在政治上加以收場而已」(邢來順 2001: 41)。

三、階級鬥爭

從前文可推知，在 1850、60 年代之前，由於德國工商業發展剛起步，城市 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不可能強大。1816 年，農民「解放」才沒多久，全德十 二個大城市加起來的人口是 75 萬，只相當於當時法國一座巴黎城的人口，很難 期待強大的城市資產階級出現。1831 年，在普魯士的 252,000 架織布機中，大部 分都是農民從事副業時所用，全職的自由織工很少，勞動者與土地的關係還很密 切 (孫炳輝 1995: 96)。即便統一前夕，全德務農人口仍有近 50%（見前文）。再 加上主權的持續零散、多頭，即便階級鬥爭已經發生在各個地區，團結也沒有那 麼容易。

因此，對 1848 年革命以及 1850 年起各項動亂的參與者而言，主要的敵人仍 然是代表封建主義的容克。資產階級的利益就算最終與地主階級衝突，在後者為 了於國際競爭中存活而「搶先」展開的現代化過程中，前者也只能依附後者，不 可能帶領無產階級一起反抗。此時的無產階級要麼尚未形成自己的穩固利益，要 麼形成之後早早就知道要「伺機而動」，因此也被資產階級嚴加提防，畢竟雙方 都可能參照英法革命的階級鬥爭前例。

至於地主階級，當然更清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行動，畢竟這就 是他們搶先現代化的另一個動機：避免「被革掉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難 想見何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關注的正義者同盟（1837 年成立於巴黎）以及親 自領導的共產主義者同盟（1847 年由遷往倫敦的正義者同盟改組而成）不是祕 密結社，就是將組織設置在其他國家。正是基於前述時空脈絡，馬克思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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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革命路線時，才提出了類似「不斷革命」的說法。

革命團體真正能夠有組織地公開活動、在各國有規模有計畫地串連，如第一 國際，都是 1860 年代開始的，因為這時正是德意志地區工業革命的迅猛時期。

與此相應，1864 到 1873 年總共發生了 903 起罷工。1871 年有 188 起罷工，1872 年有 215 起，1873 年 255 起，這就是甫建立的德意志帝國前三年的情況 (Wehler

與此相應，1864 到 1873 年總共發生了 903 起罷工。1871 年有 188 起罷工，1872 年有 215 起，1873 年 255 起，這就是甫建立的德意志帝國前三年的情況 (Weh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