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世界海洋法政系統的生成與耦合
第一節 世界海洋政治系統的生成
倘若我們參照一般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的說法，將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 約》（Peace of Westphalia）視為現代民族國家誕生的起始點，而將其歸為「我國
54 Barry Buzan 與 Richard Little（2004：357）將始於西元前 6 萬年到 4 萬年間，有關採獵群之間 長距離交換網路的相關發現，定為前國際體系的開始。
／他國」區別的起源，勢必將使國際政治的觀察膛乎其後，而錯失了對世界政治 系統的重要理解。依據 Barry Buzan 與 Richard Little（2004）的研究，始於西元前 6 萬年至 4 萬年間至西元前 3 千多年，在這段漫長的歲月中，世界社會系統是由許 多採獵群所構成，當時彼此間的聯繫（溝通）管道業已建立，55換言之，世界政治 系統在某些程度上，可說已構成了萌生的可能性；56此時「自我／他者」的區別已 擴大至「我們／他們」或「我族／他族」的區別。就海洋議題方面，雖然從許多 的考古資料發現，早在 6 萬年前，採獵群可能就已經發展出了航海技術（前揭書，
頁 110），但這種航海技術是否可視為一種溝通，或是此種溝通是否有可能促成世 界海洋政治系統的萌生，仍有疑義。
Barry Buzan 與 Richard Little（2004：145-168）認為西元前三千多年，城邦國 家與帝國等新單位的相繼出現，方使國際體系逐漸成形，渠等稱之為「古代和古 典時代國際體系」；後至 16 世紀歐洲民族國家的興起，始確立了當代的「全球性 國際體系」。我們可以認為，在「古代和古典時代國際體系」約 5 千年的歷史中，
世界系統的區別方式從與血緣相關的「我族／他族」的區別，逐漸轉至「我國／
他國」的區別；惟對某些城邦國家或帝國而言，倘若無法感知到其他同樣位階的 城邦國家或帝國的存在，此區別則較趨近於「我國／非我國」，而非「我國／他 國」。就算我們同意在西元前三千多年，透過城邦國家與帝國的興起以形成某種 國際體系，但仍未能說明世界海洋政治系統的萌生現象。根據相關考查證據表明，
早在西元前 18 世紀，擁有 120 名船員、長 55 公尺、可載貨 1000 噸的木製海船就 已定期來往於地中海區域（Singer et al., 1954: 733-735）。系統的萌生始於溝通，
在地中海區域所建立起的固定海上通道，確實象徵著海洋政治系統發展的可能性，
但與海洋政治有關之「有權／無權」的符碼，是否已形成溝通的判準，並足以形 成獨立的系統，仍未有確切的證據。茲據流傳至今的歐洲上古典籍，可以找到許
55 莫爾（Moore, 1981: 198）在針對採獵群的研究中指出，採獵群的近鄰平均數目經常接近 6 個，
以便使其降低風險，獲得較好的生存能力。
56 雖然 Barry Buzan 與 Richard Little（2004: 111, 117）認為採獵群中並無功能分化的結構，彼此 間的關係也很難區分出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過程，使前國際體系中的結構表現出不確定性。
但本研究所指的系統構成要素僅為溝通，對政治系統而言，其溝通的符碼為「有權／無權」，在 採獵群間透過「有權／無權」的溝通就有可能形成政治系統，且此系統可透過溝通的持續以生產 與鞏固相應產出的要素與結構。
多有關海洋權力的記錄。諸如西元前 478 年雅典與波斯交戰，波斯敗北。雅典遂 禁止波斯戰船駛入 Cyanean 及 Chelidonian 兩島以西的海域；西元前 423 年的和平 條約中，雅典也曾禁止斯巴達的軍艦駛入愛琴海（黃異，2000，頁 4）；藉著海洋 政治溝通不斷地強化，有關海洋權力的安排，也開始逐漸演變成法律規範的形式；
諸如西元前三世紀盛行於地中海國家間的《羅德法典》（CODE OF RHODES），即 已規範了在海洋航行與敵對狀態中所遵循的規則；其後羅馬皇帝更將其編成《羅 德海事法》，並沿用了近千年（姜皇池，2004a，頁 39）。此時的地中海區域，因 與海洋相關的溝通頻仍，透過「有權／無權」符碼，促成了海洋政治系統的萌生；
而當該等權力逐漸制度化後，伴隨著文本的產生與經驗的累積，其所蘊含的「合 法／非法」判準，也將透過自我指涉的二階觀察，以自我生產出必要的元素與結 構而形成海洋法律系統。或許有人會質疑，當時系統的邊界僅止於地中海區域，
尚未到達「世界」的程度，但就系統理論而言，系統的邊界取決於當時有意義的 溝通，而非固定的地理概念，故嚴格的去定義世界的地理範圍尚無必要。
隨著航海技術的發展使得人類在海洋區域的活動範圍得以拓展，有關海洋的 溝通很快地超出了地中海區域，同樣也使海洋政治系統獲得了拓展的可能性。如 果有人認為必需嚴格地將世界海洋定義為包括了全球海洋的範圍，那在文本方面，
至少可追溯自西元 1455 年羅馬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所頒布授予葡萄牙 海上霸主地位的特權令。根據此諭令，葡萄牙已將可探知的全球海洋視為自己的 所有物。1492 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後，西班牙開始向葡萄牙的海上霸權提出挑戰，
1493 年 5 月 4 日，教皇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發布令諭，指定大西洋上的 一條子午線，即「教皇子午線」，作為西、葡兩國在非基督世界的分界線；後兩 國續於 1494 年簽訂了《托爾德西拉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自北極到南極 化分成東西兩半部，以東所發現的非基督教土地部份歸為葡萄牙，而該線以西的 部份則歸為西班牙所有，後因證明地球是圓的，兩國遂於 1529 年簽訂了《薩拉哥 撒新約》，在地球的另一邊再劃定一條界線，終將全球海洋一分為二。爰此，西、
葡兩國在各自的劃定區域內，享有壟斷權和控制權，不僅將其內的非基督國家歸 為所有外，他國的船隻在相關海域航行或經商，也必須獲得這兩個國家的批准（胡 啟生，2003，頁 154-155）。世界海洋政治系統在「有權／無權」的區別方式下，
也融入了「基督國家／非基督國家」、「西班牙／葡萄牙」等特殊的區別方式。
George Modelski（1988）針對國際政治的長期變化提出「長周期」（long cycle）
理論，係將國際政治體系自 15 世紀起略分為五個周期，每周期大約 100－120 年，
分別是葡萄牙周期（西元 1494－1585 年）、荷蘭周期（西元 1585－1689 年）、
英國周期 I（西元 1689－1793 年）、英國周期 II（西元 1793－1917 年）和美國周 期（西元 1917 以後）。連同 Modelski 在內的學者，如馬漢等，皆將此周期的興衰 歸為「海權」（sea power）的因素。
姑且不論海洋政治系統是否始於西元前 18 世紀的地中海，可以確定的是，自 西元 15 世紀的大航海時代起，海洋就再也不是阻斷溝通的邊界。到了 16 世紀後 期，一個初步的全球航海體系已經建立，透過溝通的延展，此時有意義的溝通跨 越了陸地的限制，一個能含括地理上的世界概念之世界海洋政治系統已然成形。
伴隨著大航海時代航行能力的發展，許多新大陸（按：事實上皆多有原住民居住，
惟仍被西方國家視為新大陸）也被發現，世界社會系統由於溝通所及，也因此得 到了進一步擴張的機會（按：或可說是將原來不同的系統連結在一起）。除了發 現新大陸，在東亞方面，Barry Buzan 與 Richard Little（2004: 217）認為直到 19 世紀中期，西方國家才得以憑著足夠的軍事力量，強行打開與日本和中國的溝通 管道；而 19 世紀后期，非洲內陸也陷入歐洲的掌控之下；基此，一個單一的、完 全的、全球性國際體系才正式形成。57
不僅世界系統持續的變化，國家，作為一個組織系統，也在不斷地產生變化。
正如魯曼（1990a: 112; 1990b: 177）所言，不同於以往的階級分化，國家已漸漸轉 向至功能分化；國家內部透過功能分化不斷地建構出相應的組織與結構，以因應 外部的環境變化，同時透過觀察其他國家（可視為環境的一部份）與二階觀察（對 自我觀察的回饋），使世界系統內的國家單元逐漸趨同。20 世紀上半葉，在世界 社會尚未生產出禁止戰爭行為的意義框架時，世界政治系統內部透過「有權／無 權」的符碼進行溝通，使國家能透過武力成為「有權」的一方，戰爭遂成為一種 選項，並透過偶連性以生成。58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成為世界社會的重大事件，
57 這種看法是從地理角度出發的，魯曼系統理論中的系統，須從溝通出發且具有暫時性的特徵；
換言之，當溝通所及並受到系統所運用時，才是系統的一部份；系統的邊界取決於有意義的溝通，
不等同於地理的邊界。況且直到近代，我們仍舊發現有許多孤立的部落存在於不易發現的地區。
58 戰爭雖然在政治系統中原本就是一種存在的選項，但非唯一選項；系統內部的溝通是透過了雙
使世界政治系統難以不藉著觀察而調整自身。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就世界政治 系統內部的行為體而言，亞洲和非洲就新建了 10 個民族國家（亞洲 9 個，非洲 1 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 1959 年，又新增了 19 個民族國家（亞洲 13 個，
非洲 6 個）；60 年代更新建了 38 個民族國家（亞洲 5 個，非洲 33 個）；1970 到 1990 年再新建了 15 個國家（亞洲 5 個，非洲 10 個）（胡啟生，2003，頁 144）。
世界政治系統內部除了民族國家行為體的增生外，為因應環境的複雜變化，更增 生出許多非國家組織、跨國組織與超國家組織等相異的行為體；國際體系的結構 也在單極、雙極、多極等模式中尋求穩固。國際社會中的意義也透過這種「實在 性」（actuality）與「可能性」（potentiality）間持續不斷的差異，使意義得以生 成或持存（Luhmann, 1995: 65）。
倘若世界海洋政治系統中的權力轉移，經歷了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 與美國等幾個主要民族國家，照理說，這些透過海洋政治系統「有權／無權」的 判準而成為有權的一方，應對海洋政治系統的決策具有顯著的影響；惟反觀國際 海洋法的決策制定過程，事實似乎並非如此。本研究認為，此權力預設立場乃因
倘若世界海洋政治系統中的權力轉移，經歷了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 與美國等幾個主要民族國家，照理說，這些透過海洋政治系統「有權／無權」的 判準而成為有權的一方，應對海洋政治系統的決策具有顯著的影響；惟反觀國際 海洋法的決策制定過程，事實似乎並非如此。本研究認為，此權力預設立場乃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