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海洋法會議決策制定的展望

「聯合國海洋法會議」雖在制定了稱之為海洋憲章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後宣告落幕，但並非表示世界海洋法政系統的溝通運作就此終止；事實上，不僅

173 這組區別的特殊處在於「內陸國家」與其他國家集團相較，較難以依據議題的不同而調整結盟 關係，使其容易將自我安置在固定的區別邊。

有許多不符合公約的異例存在，就連《公約》本身在經過了三十多年後，甚至到 爾後更久的時間，是否仍能符合世界社會的期待，也難以論定，故我們無法排除 召開「第四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的可能性。此外，就世界社會而言，來自環境 的複雜變化未曾減少，許多議題在現階段也仍需透過跨國會議以形成決策，故本 研究希望能提供一個適用於一般性跨國會議的觀察架構，以推知決策形成的可能 情形。

首先，跨國會議的組成要素並非限定於國家。依系統理論而言，只要是溝通 所及，且系統透過自我指涉與區別的再進入，使接收溝通的行為體成為系統內部 所使用的元素，該行為體就可以成為跨國會議的成員，所以我們無須將會議的參 與者限定為國家或任何其他的行為體。再者，不論多數決或共識決，在目前聯合 國意義框架下的跨國會議，多為單一票制且票票等值，較少使用加權或否決權的 方式，所以我們也無須對國家在國際政治的權力位階，採取特別的預設立場。倘 若這些都不是我們要預設的觀察重點，我們要如何對跨國會議進行觀察？本文藉 著上述三個推導出的觀察指標，試著建構出一個可操作的觀察架構。

我們須先回到魯曼最初的方法論立場：「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當我們要了解 發生了什麼事？首先要進行觀察，此時觀察者決定了使用哪些區別以及站在哪一 邊以觀察區別，只有這種觀察的可觀察性，才能保證那些被建構為實在的東西

（Luhmann, 1998: 45；魯顯貴［譯］，2005，頁 52）。」此處所指的一般性跨國 會議必須符合系統理論，即該會議必須是系統內部透過溝通運作而自行生產出的；

也就是說，此跨國會議並非是幾個國家的臨時起意，或少數國家的恣意行為，而 是透過一定時間的溝通且達成某些共識，認為有必要召開此會議以解決問題的跨 國會議。當上述這種跨國會議召開時，我們要做的僅僅只是觀察區別了：

依照跨國會議的慣例，通常在選出必要的職位後，隨即會進行議事規則的確 立，此時相關的既有區別就會顯現，如多數決或共識決、相對多數或絕對多數、

過半數或過 2/3 甚至 3/4 等。作者認為，如非重大事件的激擾或系統內部負面的溝 通（例如上次的表決方式產生了負面的結果回饋），系統內部的固有值通常會成 為優先的參考對象，同時也非常可能成為溝通後的結果。例如在第一、二屆「聯 合國海洋法會議」期間，未有重大事件促使世界海洋法政系統內部的溝通運作產 生重大變化，故第二屆延續了第一屆的議事規則；但在第三屆時，因為世界社會

系統內部增生了許多新的行為體，且有許多規模大的國家集團可能足以左右表決 的結果，這些事件使「聯合國海洋法會議」這個組織系統觀察到必須改變議事規 則以因應，遂增加了君子協定（共識決）的議事規則。

意義框架雖感覺較為抽象，但也不是完全無法找出可觀察的具體事物。前揭 的跨國會議通常是決定好了要探討哪些議題之後才召開的，故針對不同的議題，

我們可找出與這些議題相關的意義指涉，並對此等意義指涉的既有文本進行觀察 分析，諸如相關的會議紀錄、公約、宣言、草案等；再透過各國的回覆書以理解 各國對此議題的基本主張，透過對這些文本的觀察，應可理解此議題的意義框架 與理解程度，同時也可理解可能形成的區別關係。

囿於與會代表對部分議題有著不同的理解，使得這些議題在會議的溝通運作 中形成許多區別，這些區別也是可以透過不同的提案及與會者的發言互動以觀察 到的，值得注意的是，為了使決議成為可能，這些提案通常會進一步的簡化，並 將所有可能的選項縮小到一個可產生決策的範圍內（如果此情形尚未發生，則代 表此議題還未到達可以形成決議的程度，故需花更多的時間進行溝通），這些僅 存的提案通常是因為在意義上具備著與其他提案相異的區別，而使其無法與其他 提案合併，故這些提案也通常會形成某種對立關係，至於哪一個提案可能會成為 決策，透過系統理論來說，就是有較多行為體透過觀察而願意將自我安置在其中 的一邊，而那一邊也就是較可能成為決策邊；換言之，即為符合期待的一邊。至 於是否能形成決策，我們還需要回頭檢視這些形成的區別與上述既有意義框架及 議事規則的搭配關係。

透過前揭的討論，我們可以理解到意義框架與議事規則都是無法固定下來的 變項，如果會議中區別的形成又是另一種難以預期的變項，那到底有什麼變項可 以固定下來，提供觀察者進行觀察與分析？此時，我們必須加入時間因素的考量，

使這些變項產生某種可觀察性。在時間的排序上，意義框架應早於議事規則，而 議事規則又早於區別形成；且三者之中，意義框架最不容易改變，區別的形成則 變化最快。基此，當跨國會議召開時，在那個時間點，針對不同議題，透過對相 關文本與各國回覆主張所觀察到的意義框架，並不是可透過各國代表的互動或單 一事件所立即改變的；會議開始議事規則也將確立下來，成為固定的可觀察指標；

最後才是在會議進行中所形成的種種區分關係，此區分關係雖非任何國家所能掌

控，但當區分形成時，這些區分就可以成為觀察的對象；這也是系統理論所強調 的「溝通雖然無法被觀察，僅能由推定而存在，然而這裡無法被觀察的僅是溝通，

而非區別……，因為唯有在區別被觀察、期待與瞭解後，始能標定前後或新舊，

促使溝通的開展（Luhmann, 1995: 140-41）。同時也就是所謂的「二階觀察」途徑，

係「觀察者不僅可觀察到一階觀察的對象，同時亦可觀察到一階觀察者所區別後 的兩邊，即標示邊與非標示邊（胡育祥，2004，頁 9）。」故就不同的議題而言，

當各種提案被簡化到可以進行決策的範圍時，這些提案所形成的區分關係與議事 規則所需的表決門檻，就會表現出某種可觀察性；惟透過前揭的討論，面對這種 可觀察性，我們仍須有發生異例的準備。

「第三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雖然落幕了，其所產出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已成為各國（行為體）在海洋界域中的行為準則。但當我們回頭反思國際法所仰 賴的基於「各國共同一致的行為」與「法的信念」的習慣法時，近來所發生的許 多事件，如日本的沖之鳥礁專屬經濟海域認定問題與「2016 年菲中仲裁案」南沙 群島的島礁認定問題等，明顯無法形成各國共同一致的行為，同時對法的信念，

也就是法律是否能夠符合期待這件事，作出了挑戰。其中，在「菲中仲裁案」中 失利的一方──中共，透過各種國際輿論去侵蝕法的信念，系統理論告訴我們，

當法律系統「將規範上的期望穩定化」的這項基本功能無法維繫時，法律本身就 面臨了調整的必要，使其能再次符合期待。至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是否需要 調整，則端視世界海洋法政系統內部的溝通運作而定。我們可以假設，如果因為

「菲中仲裁案」的判決，使得日本依其判決內容所提供的「合法／非法」判準，

主動放棄沖之鳥礁的專屬經濟海域主張，且其他國家也紛紛依此判準而修正其原 有主張，最後導致中共也接受了該判決，則《海洋法公約》就可獲得再次穩固的 機會，其所涉及島嶼制度的意義框架也得以確立；¹⁷⁴反之，假設中共不接受判決，

同時利用輿論使其他國家對此「合法／非法」的判準產生質疑，此訊息受到世界

174 目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的島嶼制度為第 121 條：「1.島嶼是四面環水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的 自然形成的陸地區域。2.除第 3 款另有規定外，島嶼的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海域和大陸礁層 應按照本公約適用於其他陸地領土的規定加以確定。3.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的 岩礁，不應有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其中最具爭議的為第三項「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 身的經濟生活」的認定方式，也就是「菲中仲裁案」中仲裁法庭認為所有南沙島礁皆為岩礁而非 島嶼，無法主張專屬經濟海域的判決標準。

海洋政治系統的觀察，就會成為有意義的訊息並進入到系統內部接受「有權／無 權」的判準，在系統內部獲得較多支持的一方即為有權的一方，以決定法律是否 需要調整；如果認為需要調整的一方成為了有權的一方，則不排除有再次召開「聯 合國海洋法會議」的可能。

第四節 小結

布森（1976）與邁爾斯（1998）透過對海洋政治的研究，不約而同地發現在

「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中，雖然國家是參與會議的基本單位，但國家集團也扮演 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邁爾斯（1998: 67）並透過對參與「第三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

「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中，雖然國家是參與會議的基本單位，但國家集團也扮演 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邁爾斯（1998: 67）並透過對參與「第三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