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海洋政治系統的運作

依據前揭 3067（XXVIII）第（11）項決議，1973 年「海底委員會」分別在紐 約和日內瓦又舉行了兩次會議，在紐約舉行的第 28 屆會議中提交了《和平利用國 家管轄範圍以外海床洋底委員會報告書》（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PEACEFUL USES OF THE SEA-BED AND THE OCEAN FLOOR BEYOND THE LIMIT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A/9021 及 Corr.1 and 3），文后 簡稱《海底委員會報告書》，其內容囊括了各國針對海洋議題的回覆意見與草案 條文，成為「第三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的重要文本。

第二節 世界海洋政治系統的運作

1950 到 1970 年代，許多新興國家脫離殖民地而獨立。繼 1958 年 86 國代表參 加及 1960 年由 88 國代表參加的第一、二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後，勢必有更 多新興的開發中國家將受邀參加「第三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這對跨國決策而 言，將增添許多新的變數。例如「海底委員會」在 1967 年成立時，僅有 35 個會 員國，至 1968 年擴增為 44 個，1969 年成為固定組織，1971 年更擴增為 91 個會 員國（Miles, 1998: 37）。這些新加入的會員國多是開發中國家，尤以 1964 年成立 的「七七國集團」¹⁴²（Group of 77），其中有約 60 個國家為「海底委員會」的會 員國；而這些開發中國家自成一個國家集團組織系統，被認為是在「海底委員會」

142 1964 年 6 月 15 日，主要來自亞、非、拉的 77 個開發中國家在日內瓦召開的「第一屆聯合國貿 易和發展會議」上發表了《日內瓦聯合宣言》（又稱為《七七國聯合宣言》），七七國集團遂告 成立。

中最具影響力的協商團體（Buzan, 1976: 199）。

Johan Lovald（1975: 704）針對 1968-1970 年「海底委員會」中各國代表的互 動進行研究，發現當時各國代表認為最主動的國家依序為：美國、蘇聯、英國、

比利時、智利、馬爾他、科威特、加拿大、印度、保加利亞、澳洲、法國、斯里 蘭卡、挪威、喀麥隆、巴西、南斯拉夫、秘魯、聯合阿拉伯共和國、坦尚尼亞等。

Miles（1998: 64-65）選擇了 1973 年，係決定召開「第三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的

「海底委員會」最後一個會期，針對 91 個會員國中的 36 個與會代表進行訪談，

發現當時最能影響「海底委員會」的國家或集團，如表 5-1：

表 5-1：最能影響海底委員會的國家或集團 排序 提及次數 國家／國家集團

1 14 拉丁美洲集團 2 11 美國

3 10 七七國集團

4 9 非洲集團

5 7 加拿大

6 6 蘇聯、肯亞、秘魯

9 4 智利

10 3 日本、挪威、巴西、墨西哥、突尼西亞、澳洲、印度、

英國、法國、新加坡、地理不利國家集團

21 2 塞內加爾、奧地利、希臘、牙買加、特立尼達－多巴哥

26 1

中華人民共和國、紐西蘭、菲律賓、波利維亞、馬來西 亞、西班牙、馬爾他、斯里蘭卡、厄瓜多、土耳其、突 尼西亞、賽普勒斯、阿根廷、伊拉克、科威特、阿爾及 利亞、亞洲國家集團、亞非法律協商委員會

資料來源：Miles, Edward L. (1998). Global Ocean Politics – The Decision Process at 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73-1982. Boston/Lond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p.

65.

在此調查報告中，Miles（1998: 67）歸納出參與的各國代表所認為的國家（國 家集團）影響力來源（如表 5-2），發現國家集團合作的層級或緊密程度，比在全 球政治系統中國家或國家集團的權力位階，更能影響跨國會議的決策制定。

表 5-2：海底委員會的國家或集團影響力的來源 排序 提及次數 影響力來源

1 15 合作的層級或聯盟的緊密程度

2 6 代表本身的資格與能力、

國家的能力、

國家集團的大小

5 5 全球政治系統的權力位階

6 3 努力的程度

7 1 仲裁者的名聲或已接近可能的解決方案、

議題的涉入時間、

具有強烈的需求、

代表的延續性

資料來源：Miles, Edward L. (1998). Global Ocean Politics – The Decision Process at 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73-1982. Boston/Lond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p.

67.

在歷經了第一、二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與「海底委員會」的系統運作後，

即已形成的地理國家集團區分方式已逐漸獲得了穩固，成為「第三屆聯合國海洋 法會議」組織架構區分方式的主要考量。「第三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獲選擔任 主席的 Amerasinghe，在決定會議組織與架構前，就先與各國家集團的主席及美國 代表交換意見，後決定依區域國家集團劃分各委員會的員額，其中「一般委員會」

（General Committee）由 12 個非洲國家、12 個亞洲國家、9 個拉丁美洲國家、9 個西歐國家與其他團體、6 個東歐團體等，共 48 個會員國（團體）組成（United Nations, 2000e: 5）。大會副主席也依國家集團的區分，選出 9 個非洲國家、8 個亞 洲國家、3 個東歐國家、5 個拉丁美洲國家、6 個西歐與其他國家等 31 個國家擔任

（前揭書，頁 18-19）。基此，我們可以觀察到「第三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係參 照自第一、二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即已生成的固有值，按地理位置劃分為非 洲、亞洲、東歐、拉丁美洲、西歐與其他國家等 5 個區域國家集團，作為安排會 議組織架構的參考依據。

Miles（1998: 20-30）透過對「第三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的觀察，將外交協 商組織團體劃分為拉丁美洲集團、非洲集團、亞洲集團、阿拉伯集團、七七國集

團、東歐集團、西歐與其他國家集團、地理不利國家集團（Disadvantaged Group）

143、其他協商集團。他並認為，就打破決策制定的僵局而言，「其他協商集團」

可能比區域國家集團更為重要，例如在「海底委員會」末期即已形成的「艾文森 集團」（Evensen Group）或稱「評審委員會」（Committee of Jurors）；以加拿大 為首，最初由 18 國組成，至會議末期成為 76 個會員的「海岸國家集團」（Coastal States Group, CSG）；由美、俄、日、英、法等海洋強國組成的「五國集團」（Group of Five）等（Miles，前揭書，頁 27）。此外，Buzan（1976: 202-3）也發現，當內 陸國家與大陸棚閉鎖國等國家所組成的「地理不利國家集團」形成了「沿海國／

非沿海國」的區別後，此區別方式又明顯地弱化了那些原以地理位置劃分的區域 國家集團。

除了這些國家集團的成員國處於一種動態的變化外，Miles（1998: 28-30）也 觀察到有許多新的國家集團在「第三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期間形成，如 1974 年 形成的「群島國家集團」（Archipelagic States Group, ASG）（按：計有印尼、菲 律賓、斐濟、馬爾他、馬來西亞等國）、由美國發起主要為了對抗污染問題的「17 國集團」（Group of 17）（按：分別為美國、蘇聯、法國、日本、挪威、瑞典、丹 麥、芬蘭、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比利時、荷蘭、義大利、希臘、波蘭、德意志民 主共和國、保加利亞）、同樣由美國發起的「解決爭議集團」（Group on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等。此外，許多小型的國家集團也不斷增生，如「中美洲國家集團」

（Central American Group）、「大洋集團」（Oceania Group）、支持 200 浬領海 的「擴大領海集團」（Territorialist Group, TG）、「海峽國家集團」（Straits States Group）、及針對劃界問題而區分出來的「中間線集團」（Median Line Group）與

「衡平原則集團」（Equitable Principles Group）等。

系統理論強調：「不是先有結構而後決定其功能，而是先有功能的運作才產 生系統結構（高宣揚，1998，頁 695）。」換言之，當功能上被需要時，透過有意

143 地理不利國家集團當時由 55 國家組成，其中包括內陸國家（land-locked states）與大陸礁層閉 鎖國（shelf-locked states）等地理上不利國家（geographically disadvantaged states）兩者合併取其 英文字首稱之為 LLGDS；該組織當初是由奧地利動員，後以奧地利與新加坡為首，在海底委員 會中佔有 15-16 席，在「第三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中的會員國數量多在 50 到 60 之間變化（Miles, 1998: 26-27）。

義的訊息溝通，就具備了系統萌生的可能性。以「海峽國家集團」為例，係因「用 於國際航行的海峽」的議題產生了「海峽」的意義指涉，使得這些臨靠海峽的沿 海國家觀察到這些有意義的訊息，並透過理解與溝通而形成組織系統。當組織系 統形成後，系統會藉區別持續觀察它的環境，當處於環境部份的某些國家，被觀 察到具有加入系統的可能性時，透過系統與環境區別的再進入，就可能使這些國 家成為該組織系統的一份子。反之，系統內的某些國家不再被組織系統所需要時，

這些國家也可能會透過區別的再進入，而成為系統外部的環境，¹⁴⁴故就系統的面 向而言，國家唯有在被系統所使用時，方才成為系統內部的要素。惟不同的系統 在面對不同議題的告知時，會因為在意義上有著不同的理解，而形成不同程度的 激擾。例如，當國家集團組織系統面對專屬經濟海域的議題時，會依據不同的理 解程度在其內部進行溝通，此時透過理解將自我安置於「地理不利國家集團」的 國家，可能會比原來所屬的「區域國家集團」有著更強烈的認同感。以非洲的內 陸國家查德為例，就可能會收到來自「非洲國家集團」、「七七國集團」及「地 理不利國家集團」等不同國家集團組織的溝通訊息，這些訊息對為自身同樣為一 種組織系統的國家──查德而言，頓時被查德的國家組織系統視為是來自環境的 告知，需要透過自我指涉的理解，在其國家內部進行溝通，以自我生產出相應的 對策。此時，就查德的理解而言，來自「地理不利國家集團」的訊息可能比來自

「非洲國家集團」及「七七國集團」的訊息更為重要，而做出與「地理不利國家 集團」類似期待的決策；此點可提供具多重認同的行為體在進行決策時的理據。

Miles 分別在 1976 年與 1976-1982 年期間又做了兩次調查，在 1976 年的調查 結果顯示在區域國家集團中以「拉丁美洲集團」及「非洲集團」；特殊利益集團 中則以「七七國集團」、「艾文森集團」、「五國集團」、「擴大領海集團」、

「海岸國家集團」和「地理不利國家集團」等最具影響力（Miles, 1998: 70）。在 1976-1982 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區域國家集團中以「拉丁美洲集團」、「非洲集團」、

「阿拉伯集團」、「東歐集團」、「社會主義集團」及「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特殊利益集團中則以「七七國集團」、「擴大領海

144 此點說明為何許多功能性國家集團，如「地理不利國家集團」、「海岸國家集團」甚至「七七 國集團」（按：現今會員國已超過 100 個，惟仍沿用「七七國集團」的名稱）的數量都在持續地 變化著。

集團」、「海岸國家集團」、「地理不利國家集團」、「大海岸線集團」（large Margin States, LMS）、「衡平原則集團」、「中間線集團」及「群島國家集團」等最具

集團」、「海岸國家集團」、「地理不利國家集團」、「大海岸線集團」（large Margin States, LMS）、「衡平原則集團」、「中間線集團」及「群島國家集團」等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