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架構

由於本文採取了功能分析架構，並在議題的選擇上設定為世界海洋法政議題，

其研究的重點置於透過魯曼系統理論二階觀察的方式，對組織決策進行觀察分析。

在魯曼的系統理論中，組織係為在社會中自行區別開來的一種系統，而國家亦可 視為一種組織。組織基於決策（確切的說是決策溝通）以再生自我。在這個意義 下，「系統／環境」這組區別將由「決策／溝通」所取代，是故，組織成為為形 成決策（同時也是由決策所形成）的系統（Seidl & Becker, 2006: 24）。與互動系 統相比，組織系統依靠更多的先決條件。它們必須在已經區分的社會系統中，形 成比互動系統，更加高度區分的社會系統。因此，魯曼指出經濟、法律、教育等 功能次系統提供了系統型組織誕生的重要先決條件；組織依造它們自我的動能散 布在功能次系統中；這種組織的特殊角色，反映在他們可以用「同一種聲音」與 其他組織直接溝通的能力（Albert, 1999: 251）。組織也因此具備了某種中介系統 的功能，用以提供連結同類的互動系統、各種社會功能次系統，跨越系統層級的 機會（Albert, 1999: 251）。

在世界政治中充斥著各種不同大小規模的組織，或許有人會質疑組織可能會 受到內部少數菁英的操控，⁴⁴因而跳脫社會化的制約而單獨行動。但參照魯曼的系 統理論，組織（系統）若無法因應環境複雜的變化並透過自我指涉以自我生產出 決策，當透過二階觀察該決策無法符合組織（系統）的期待或無法因應環境的變 化時，就可能會危及整個組織（系統）的生存。所以，組織本身不僅對內部的個 人有著制約的作用，在自我生產的過程中，外部環境的複雜因素對其發展同樣有 著制約作用，使組織難以脫離社會化的制約，任憑少數菁英操控而行動。

「決策」即是在所有的選擇中做出選擇。這可以用兩個階段來述明，首先，

組織（系統）先從所有的告知中標示出訊息來，再從所有的訊息中標示出可選擇

44 Pareto, V.,1963; Gaetano Mosca, 1960; Robert Michels, 1949[1911]三位學者皆認為，在大多數的情 況下，在社會中的任何一組織中，有一少數有權威的人，為了維護他們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地位，

往往共享某種共同的組織文化，並設法組織起來以展現權力，稱為「菁英理論」（高宣揚，1998，

頁 169-170）。在國際政治方面，Stephen Gill（1994: 169-199）更進一步認為是「全球菁英（global elites）決定著全球治理的方向。

的選項，做為決策的考量（如圖 2-2）。透過系統的溝通理論，則不免會產生一種 溝通的弔詭，即選項之所以成為選項，就是因為做出了決策，但在那個當下，這 些選項也就不再是選項了（Luhmann, 2000a: 142）。我們可以理解，當溝通的過程 中產生了有異於先前溝通的訊息被觀察到時，就可能會產生出新的溝通；但另一 方面，新的溝通透過了其他元素，也會將部份的訊息（選項）排除，使可選擇的 選項隨之減少。這就如同「聯合國海洋法會議」對不同議題進行分組（按：系統 內部生成的元素）討論時，雖增加了許多新的溝通，但在溝通的過程中又同時排 除了許多選項。須要說明的是，決策不會隨著選項的減少而變得更為「正確」，

因為透過系統偶連性的特徵，其所產出的決策也完全可能是別的樣子。系統理論 雖無法保證決策的正確性，惟透過系統理論，我們可以理解到決策的制定無法藉 由單一主觀條件的驅使而操控，唯有透過系統內部的溝通方可形成。

圖 2-2：決策的區別標示圖（參考：Seidl & Becker, 2006: 25）

組織運作的邏輯就像是將不確定性吸收一般，每當做出與上一個決策相關的 決策時，已將前一個決策的不確定性給消除了；換言之，每一個決策都透過「簡 化複雜性」以便能找出一個穩定點當作參考。決策亦有其結構的前提（假設）存 在，這個前提通常就是上一個決策，只是在當下作為決策的前提時，不容易受到 質疑。事實上，在許多的事例中，決策假設不僅限制了後續的決策，同時亦可說 是創造了它們（Seidl & Becker, 2006: 27）。組織系統內部由先前決策所形成的結 構，一方面限制了決策，另一方面卻又使決策成為可能，即結構同時具有中介與 輸出的角色；這與紀登斯（Giddens，1984）所論證的「結構雙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概念雷同。然而，不同於紀登斯將機構（單元）視為組織與行動的中 介，魯曼認為是由決策網路生產出決策，且僅有決策才能決定決策（Seidl & Becker, 2006: 28）。值得注意的是，將先前的決策置於下一個決策的假設位置，雖是除去

決策 被排除的選項

（標示邊） （非標示邊） （非標示邊）

（訊息） （告知）

決策矛盾的重要手段，但事實上，僅是將原有決策的不確定性經由關注重心的轉 移而免去質疑，絕非代表著原有的矛盾已經消除，這種手段僅是將未經查覺的問 題覆蓋在下一個決策之中（前揭書，頁 29）。囿於在現今的世界政治系統中，國 家已被建構成主要的行為體（要素），亦為一組織（系統），故本文在處理世界 海洋法政議題時，仍不免將國家置於研究決策制定的重心，惟基於不同的知識典 範，在理解上仍與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有著明顯地差異。

綜上，本研究以「告知」做為觀察的變項，以「二階觀察」的方式檢視系統 是如何透過對告知的「理解」以區別出訊息，而訊息又是如何透過系統內部有意 義的溝通遞迴而逐步「簡化選項」形成「決策」（依變項）。本研究並將重大事 件視為「中介變項」，透過時間的排序檢視國家與各系統的決策形成過程，以理 解《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決策形成〈請參見圖 2-3：研究架構圖〉。

壹、告知

魯曼系統理論中的「告知」（utterance）類似於傳統社會研究中的「互動」並 與「訊息」、「理解」形成「溝通」，是系統形成的必要條件。訊息與互動同時 亦是系統所觀察的「環境」，是否能穿透進入系統，全憑系統如何觀察，當系統 觀察到新的且有意義的訊息或互動時（此時仍為環境），系統內部產生即產生溝 通，並以內部的溝通符號進行區別，透過區別的再進入使那些對系統具有意義的 訊息進入系統內部進行溝通循環。所以告知可視為當時來自於環境的激擾，包含 了語言、文字、行動、大自然的變化等。

貳、理解

理解是系統透過觀察將有意義的訊息從諸多告知中區別出來的憑藉，作者認 為理解是最為抽象但卻也是最為重要的一環，也正是建構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產生 重大區別的核心部份。雖然依據系統理論，我們僅能透過二階觀察以推知系統內 部的理解狀況，但如何落實到實證的研究？作者認為，不同的意義框架會影響當 代的理解方式，而意義框架的觀察則可藉由當代所產出文本資料的歸納所得，例 如要觀察法律系統的意義框架，則可對當時的法律規範與當代的法學說等進行歸 納比較而得知。

叁、訊息

訊息係為系統透過理解而從告知中所區分出來部分，當系統所標定的內（外）

部的事件被系統所選擇時，訊息從此產生，所以此選擇事件的發生也就會決定了 系統的態樣。只要有些微的訊息差異，被系統所觀察到即可產生出新的溝通，也 就是說，系統內部的溝通運作決定於在自我指涉系統中訊息「差異」的發生

（Luhmann, 1995: 40）。

肆、判準

雖在魯曼的系統理論中，政治系統內部的判準是「有權／無權」；法律系統 的判準是「合法／不合法」；但這兩種判準都與系統內部的期望有關。既然組織 也是一種系統，本研究就將組織（系統）內部的溝通判準設定為「符合期望／不 符期望」，我們將決策的產出視為系統內所形成區別中的一邊，通過了「符合期 望」判準的溝通運作結果。

伍、重大事件

重大事件為本研究的中介變項，並挑選其中部份的重大事件作為時間的分段。

魯曼認為「事件」係為一種區別前後的標示，是系統 自我指涉的一種暫時性

（temporality）概念，當事件被標示出來，則從此自我指涉出前、後（新、舊）的 區別，這種區別是當下的，反映出社會系統的連續性與不連續性的雙重面向（Hernes

& Bakken, 2003: 1515）。發生於系統（內部或外部）的事件被挑選在系統的內部 運作，訊息因此蘊生，且於系統內部自我指涉產生區別（Luhmann, 1995: 40），此 區別讓系統產生了溝通的動能。所以，事件沒有時間的跨度，當它顯現時也同時 消失，事件是暫存即逝的（Luhmann, 1995: 287）。

事件是單一且不可分割的整體，不是沒有發生就是已經發生，它僅是時空中 尚未被概念化的一點，沒有任何的時間跨度，如果有，那是也因為被結構連結所 選擇的緣故（Allport, 1954: 292; Luhmann, 1995: 287）。每一個事件象徵著過去、

現在與未來的全然改變，因為它所代表的並非同時的水平關連性，而是當作下一 個事件的「過去」來參照。時間上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縱向改變，改變了事件 間傳統的水平關係。這種暫存的時間標定是時間所賦予的特徵，事件在時間中獲

得了最大的自由度，然而這種自由仍須靠結構型式（structure formation）來管控

（Luhmann, 1995: 287）。所以，每一個事件都是獨特的，但這種獨特性並不是主 體的意向所造成的，而是時間的特性所賦予的（Luhmann, 1995: 288）。

陸、決策

魯曼綜合了複雜性、選擇、偶連性、與風險的概念，認為複雜性就代表要被 迫作出選擇，而被迫作出選擇就代表了選擇的偶連性，而這種偶連性也就代表了 風險的存在（Luhmann, 1995: 25）。「結構」將系統內可能促使系統崩解的複雜性，

轉換成一種「結構化的複雜性」中，而這種複雜性正是系統自我生產的必要條件

（Luhmann, 1995: 282–5）。所以「結構」所顯現的功能即是限制溝通間的可能關

（Luhmann, 1995: 282–5）。所以「結構」所顯現的功能即是限制溝通間的可能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