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透過對第一至三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的討論，歸結出跨國決策制定 的諸多特點，並提出三個具體的觀察指標作為爾後跨國決策制定時的參考。同時 我們也發現，隨著國際法的法制化，國家的主張有朝向同一個方向發展的傾向，
我們可以將其視為系統內部期待的方向，如表 8-1「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頒布後各國 對海洋區域的權利要求」：
表 8-1：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頒布後各國對海洋區域的權利主張
領海 國家數
12 海里 120
＜12 海里 10
＞12 海里 16
200 海里：11 個國家 20-50 海里：5 個國家
鄰接區 國家數
24 海里 44
＜24 海里 5
＞24 海里 1
專屬經濟海域 國家數
200 海里 84
至由座標確定的分界線或無界 7
200 海里漁區 15
＜200 的漁區 4
專屬經濟海域 國家數
200 米等深線再加上開採可能性尺度 40 大陸緣的外邊界或 200 海里 23
200 海里 6
其他 9
資料來源：檔案 A/48/527，1993 年 11 月 10 日聯合國秘書長的《海洋法報告》；轉引自（孫清等
［譯］，1996，頁 8）。
透過上表可發現，雖各國的主張有朝向同一個方向發展的傾向，但仍有異例 的存在，這也象徵著既使《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已於 1982 年頒布，世界海洋法、
政系統仍可觀察到許多有著相異意義指涉的訊息，使得系統內部的溝通持續進行，
當此運作耦合的訊息過多，使得兩個系統無法承受負荷時，也很有可能會再度形
成如「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的結構耦合。
在「第三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結束」後，國際社會也形成了一種世界環境法、
政系統的氛圍，鮑基斯（Elisabeth Mann Borgese）在其《海洋管理與聯合國》一書 中就指出了此發展方向，認為在 1992 年 6 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 境發展大會」已涵蓋了許多與海洋相關的議題，渠並將之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 框架公約》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進行比較研究，認為兩者可相互補充及涵蓋，
使海洋的議題與環境的議題相結合（孫清等［譯］，1996，頁 55）。事實上，自 1992 年召開「聯合國環境發展大會」起，於 1994 年簽訂《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 約》，到 1995 年起每年召開一次的「締約方會議」（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
COP），經過 20 多年的發展，在這各領域中也產出許多文本，如 1997 年的《京 都議定書》與 2015 年的《巴黎協議》等，並已逐漸發展出獨特的運作方式。「締 約方會議」如同「聯合國海洋法會議」般，逐漸成為了世界環境法、政系統的結 構耦合，故作者認為可嘗試使用本研究所列舉的研究方法，研析這些跨國會議的 決策制定過程，並將此當作後續的研究建議。
在理論的建構方面，現今國際關係研究的主要學派：（新）現實主義、（新）
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多將國家視為國際社會的主體或行為體，以國家間的互動 來定位國際關係的變化；在面對全球化的挑戰下，常以國家仍是國際社會的主要 行為體來反駁，欠缺一個巨型理論以解釋許多「非國家行為體」在國際社會互動 的現象。透過本文的討論，作者認為魯曼的社會系統理論，確有可能填補此一缺 口，成為繼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之後的一個新的典範──「國際關係社 會系統理論」。Albert 與 Hilkermeier（2004）在其所合編的《觀察國際關係─魯 曼與世界政治》（Observ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Niklas Luhmann and World Politics）論文集中，看到了魯曼社會系統理論的這種可能性，惟該書是以論文集 的方式呈現，故透過短篇論文的方式至多僅能針對魯曼系統理論加以介紹或批判，
未能進行實證研究。換言之，本研究應是魯曼社會系統理論運用於國際關係實證 研究的首度嘗試，故在研究方法方面難以找到可模傚的對象，但作者終究還是跨 出了第一步（那怕是錯誤的一步），在不違背系統理論的核心概念下，找出幾個 具可操作性的觀察指標；相信透過此文本，可提供跨領域研究溝通對話的機會。
借用系統理論的術語來說，就是讓不同研究領域所形成的學術系統，能透過此文
本而觀察到有意義的訊息，此文本就如同社會學研究系統與國際關係研究系統，
及海洋法政研究系統間的運作耦合，至於系統內部的溝通是否能持續運作，端看 後續是否能持續產出具有差別意義的訊息而定，這也都需要透過後續的二階觀察 方可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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