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透納（Richard S. Rudner, 1966: 10）認為：「理論乃是由有系統的，相互關 聯的陳述，包括能驗證的一些通則所構成的。」透納（Tunner, 1982: 2）在經過大 量的文獻分析後，認為理論是由一些基本要素或建構區塊（building blocks）所組 成，至少包含了概念、變項、陳述與格式等。其中概念是由定義所建構而成。而 一個定義又必須包含諸如語言中的句型、邏輯符號或數學記號等的術語系統，它 旨在說明概念所指稱的現象，也就是說定義至少能夠使讀者想像出該概念所指稱 的現象。它使所有研究者「見到同樣的事物」，並了解正在研究的對象是什麼。
因此，與理論建構相關的概念具有一種獨特的特徵：盡可能使所有使用者做出統
6 溫特（Alexander Wendt）花了相當的篇幅以科學實在證論證國家是國際政治的構成單元，相關內 容請參見：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93-245。
一的理解，且概念通常具有「抽象性」的特徵（Turner, 1982: 2）。此抽象性始終 難以使所有使用者有著統一的理解；惟弔詭的是，就是因為使用著的知識背景有 所殊異，這些對抽象概念的不同見解，往往促成了新的理論對話，也使理論的修 正與新理論的提出變為可能；這也呼應了卡爾‧巴柏（Sir Karl Raimund Popper）
所強調的：理論要能「證偽」的重要性。
許多相信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無異的學者，認為科學理論的概念應能說明事 件的變項特徵（variable feature），若欲瞭解世界的各種現象，就必須釐清現象變 化間的相互連繫關係，且應透過變項性質（variable property），例如：規模、程度、
強度、數量等來理解；但也有另一派的學者，並不熱衷於使社會學成為一門自然 科學，他們不急於把各種概念轉化為變項性質，而僅關心這些概念是否能使研究 者在研究的過程中可以敏感地發現某種關聯（Turner, 1982: 5）。本文的立場較近 於後者，係盡可能藉由不同概念說明事件的變項特徵，但不以量化數據資料作為 論據，若有，也僅能視為說明該事件的一項補充。
最後，概念需要藉由「理論陳述（theoretical statements）」以連結。「理論陳 述」將不同的概念相互連結，並向其他研究者解釋事件如何及為何互相聯繫。當 然，這陳述不一定為真，但在「可操作」的定義中，每個概念都有可指向真實世 界的指標，可以加以驗證或證偽（Turner, 1982: 5-6）。理論陳述亦可被組織成各 種不同的「格式」，格式的目的在於方便他人理解並符合該類學術的規範。
作者認同理論的選擇係關乎一個研究的根基穩固與否，然如何選擇適切的理 論？本文傾向以巨型理論或一般性理論說明「聯合國海洋法會議」期間溝通過程 與決策制定的諸般現象，故從此理論標的著手，期能對國際關係變化與跨國決策 制定提供新的思考方向。本文主要從國際關係、政治學與社會學等三個領域進行 理論的爬梳工作：
壹、國際關係相關理論
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中的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可並列為國際 政治研究的三大典範（林碧炤，2010，頁 16-23；楊永明，2010，頁 68-85）。
一、新現實主義
進入 1970 年代，傳統的現實主義不但難以解釋美國與蘇聯對峙形成的冷戰兩
極體系，更難以回應兩極體系如何能長久維持「權力平衡」狀態。7華爾滋 1979 年出版的《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有效填補了現實主 義理論的空缺（Keohane, 1986: 9；張亞中，2003，頁 21；倪世雄，2003，頁 163）。
他強調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思想，認為國際體系儘管是處於無政府狀 態，但仍有「結構」存在。對華爾滋而言，各國的行為是由國際體系的結構所規 定的，而現今的國際體系是一種無政府狀態；在此狀態中，權力有助於再生單位 的獨立性，當權力分配不均時，它有可能確定極的身分，從而確定體系中極性
（polarity）的程度（劉德斌等﹝譯﹞，2004，頁 35）。華爾滋的結構理論，從宏 觀角度刻劃出由權力圖像所建構出的國際體系及其對國家行為的影響，是為「新 現實主義」（或稱之為結構現實主義）（宋學文，2009，頁 126）。
新現實主義者普遍認為，國際結構決定了單元（國家）的命運（Waltz, 1979:
88-101）。換言之，一旦權力達到平衡似乎就等於國際政治達到「穩定」，且此穩 定將「持續」；這種帶有「宿命論」的觀點被許多論者批評為是「靜態」的理論
（Ruggie, 1986: 140-152; Ashley, 1986: 267-297）。溫特（1999: 15-17）即認為華爾 滋的新現實主義理論，將研究國際體系的微觀經濟學（micro-economic）取向（即
「個體主義」）和古典現實主義學者所強調的權力和利益（即「物質主義」）熔 於一爐，其核心成份就是個體主義、物質主義和忽略互動的形式。
雖然新現實主義仍為現今國際關係上的重要學派，也嘗試用體系的方式解釋 國際關係，對許多的國際政治現象也能提供一定的解釋力，然其過分重視結構的 制約力量，不僅忽略了單元的特殊性以及結構與單元間互動過程的動態性（宋學 文，2009，頁 133），且對於單元的多元性、多變性與外部環境對結構的影響性，
皆未納入理論的思考範疇（郁瑞麟、周繼祥，2015，頁 70）。8
7 傳統的現實主義的三個主要假設為：一、國家為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為體；二、國家將權力視為 追求的目標，亦或是獲取其他目標的必要手段；三、國家行為大致上可以透過理性來解釋
（Keohane, 1986: 164-165）。
8 新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的代表學者華爾滋認為，國際政治的系統結構會跟隨著三個層級變 化：一、系統秩序的原則：當今國際政治系統為無政府體系；二、各個不同單元的特有功能：如 果是階層式系統（如國家內部）則結構會隨之改變，但現今的國際屬於無政府體系，並無階層的 區別，每個單元（指國家）功能皆十分相近，故此層級可忽略；三、單元的能力所產出的貢獻。
華爾滋的結構現實主義強調，在顧及理論的實用層次上，區分系統、結構與單元間差異性是十分
二、新自由主義
在新自由主義學派中，雖然新自由制度主義者（neoliberal-institutionalist）傾 向透過國際組織或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等學派主張的「合作」途徑，
以促進國際合作與維持國際秩序，降低或管理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下可能發生的 衝突（Keohane, 1984, 1989; Keohane & Nye, 1989; 宋學文，2009，頁 118-9）。依 克萊斯納（Stephen D. Krasner）的定義，國際建制是指「在國際關係的特定領域，
行為者所共同期望的一組隱性或顯性的原則、規則與決策程序。」9藉此定義可推 知國際建制朝向一個共同的價值觀建構，係已朝向建構主義的思路。惟此共同的 價值觀仍受到了批判學派的質疑，認為其主要目的在強迫他國接受不同的價值觀；
且作者認為雖然新自由主義已跨入了多元行為體與多層次治理的思考，但其提出 的「相互依存」概念較屬於描述性質的後設立場，在作為知識論的根基方面，顯 得較為薄弱（郁瑞麟、周繼祥，2015，頁 71）。
三、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溫特（Alexander Wendt），係以華爾滋（Kenneth N. Waltz）的結構主義為研究起點，重組現有國際關係理論的概念，提出新的結構 理論；並於 1999 年出版《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將建構主義系統地應用於 國際關係領域之中。溫特融入了社會學思想以擴充國際關係領域的知識範疇，正 是其顯著的貢獻（郁瑞麟、周繼祥，2015，頁 66-67）。
建構主義的流派甚多，本文之所以選擇溫特的建構主義，是因為依據統計資 料，溫特的社會建構主義在國際關係領域中深具影響力。10溫特（1999: 3-4）引用 建構主義不同學派（包括現代主義學派、後現代主義學派、女性主義學派）的看
重要的。系統是由結構與單元間的互動所組成，結構限制了單元在系統中的所處位置，而單元的 變化與系統的變化是屬於不同層級的變化，不可相混淆（Waltz, 1979: 100-101）。
9 有關國際建制的定義整理的詳細內容請參見：鍾京佑，「全球治理與國際建制：行為主體與行為 模式」，頁 113-139。
10 根據統計，溫特被認為是當今在國際關係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第二名學者。引自莫大華，「國 際關係後現代建構理論的知識論立場」，國際關係理論學術研究會論文集（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2011 年 5 月），第 3 場，第 2 篇，頁 19。轉引自：宋學文、陳文政「能動者與結構：在本體論 分析層次上的爭論」，頁 5。
法，認為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都是不重視「社會」的理論，尤其在冷戰結束 後，國際關係主流理論因未能預測其結束而頓失詮釋能力，建構主義隨之而起與 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溫特（1999: 2-3）認為，當今的主 流國際關係學界基本上接受了國家體系中「個體主義」和「物質主義」的觀點，
尤以華爾滋的新現實主義理論為代表；與現實主義對立的自由主義，在經過柯漢 的《霸權之後》(After Hegemony)，始對新自由主義提出較具系統的闡述；但新自 由主義仍接受了新現實主義中「個體主義」的大部份觀點，其間差異僅在於新自 由主義者認為國際制度可削弱權力與利益（物質主義）的影響。但溫特否定這種 以物質為本體論的觀點，從此開展了他與國際關係理論的對話。
建構主義認為社會性的基礎是共享的知識而非物質。溫特（1999: 42）將「文 化」當作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即行為體行動的基礎是
「共有的期望」，在此基礎上行動又會再造這種「期望」，這種根本的文化再造 過程可能導致結構性變化。可見溫特企圖建立一個社會進程的互動模式，以身分 與利益為變項，在「自然選擇」外強調「文化選擇」來區別新現實主義；溫特認 為當行為體進行「文化選擇」時，會產生「模仿」與「社會學習」的特性，在互 動過程中去模仿與學習較佳的目標，進而產生身分變化。倘若被模仿的行為體能
「共有的期望」，在此基礎上行動又會再造這種「期望」，這種根本的文化再造 過程可能導致結構性變化。可見溫特企圖建立一個社會進程的互動模式，以身分 與利益為變項，在「自然選擇」外強調「文化選擇」來區別新現實主義；溫特認 為當行為體進行「文化選擇」時，會產生「模仿」與「社會學習」的特性，在互 動過程中去模仿與學習較佳的目標，進而產生身分變化。倘若被模仿的行為體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