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森（Barry Buzan）（1993: 328-50; 2004: 6-26）綜整了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
的國際關係理論，將其分為三個不同的概念：國際系統（International System）、
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Society）、世界社會（World Society）。布森（2004：7）
認為，「國際系統」概念係以霍布斯與馬基維利（Hobbes & Machiavelli）的現實 主義為代表；主要聚焦於國家間的權力政治，其所倡導的國際無政府主義，與國 際關係中的（新）現實主義雷同。「國際社會」概念的主要代表為格勞秀斯（Grotius）
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主張國家間可藉著制度建立以分享共同的利益與身份，
著重於共享的原則、規範與制度，該思路與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國際建制主義雷同
（前揭書）。「世界社會」概念，主要代表是康德（Kant）的革新主義（revolutionism），
是包含了個人、非政府組織與其他的非國家行為體，最終就是將全球人口視為一 整體，聚焦於全球社會的認同與安排（Buzan, 1993: 337; 2004: 7; Albert, 1999:
245-6;）。5 布森（2004：10-11）也對英國學派中的世界社會概念作出了批評，渠 認為該概念就像是學界中的灰姑娘（Cinderella），尚未得到它應有的重視，也未 發展出相應的概念補充，就算有，通常也僅限於有關人權的討論而已，仍不是一 個成熟的概念。
布森在其與李特（Richard Little）（2000）合著的《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
國際關係研究的再構建》（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書中，將超過 5000 年的世界歷史區分為軍事、
政治、經濟、社會（或社會文化）與環境等不同部門（sectors），繼以「互動能力」、
5 艾伯特（Mathias Albert）（1999: 246）認為，布森雖將世界社會的概念擴展到全球成為一個整體 的概念，在分析時卻仍舊脫離不了新現實主義的核心觀點，即將「民族國家」視為主要的特徵。
「過程」與「結構」當作變項（解釋源）進行分析。渠等透過世界歷史的分析驗 證，認為世界社會中的單位是從採獵群、酋邦、城邦國家、帝國，轉變到現代的 威斯特伐利亞（Westphalia）國家（劉德斌等﹝譯﹞，2004，頁 332-3）；換言之，
國際關係中的單元並非許多國際關係學者所堅持的國家中心主義（state - centrism），
即國家係為國際體系中的固定單位觀點，而是一種動態的變化過程（前揭書，頁 89）。較為可惜的是，布森致力於國際關係理論的擴增，而非其他跨領域理論的 應用，所以在他的著作中，僅聚焦於國際關係學派的學者，並試圖使用新的研究 方法（如在《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國際關係研究的再構建》一書中的嘗試）
來解釋世界歷史所發生過的許多現象，這樣的立場也導致他與其他領域的學術成 果擦身而過，如魯曼的系統理論就未曾在他的著作中出現。
魯曼（1997: 148-9）藉由功能次系統運作的差異而發展出的系統概念，有效地 削弱了經由「地理疆界」或「成員/非成員」的方式來定義整體社會系統的合理性。
雖然魯曼（2000b: 220-1）觀察到：「與其他功能系統不同，世界社會中的政治系 統被觀察到主要是以領土國家這種空間區分方式劃分的。」係世界社會仍然保有 部份的區域差異，然而這些差異如同其他功能次系統，也是由溝通所造成的
（Luhmann, 1997: 149）；故國家的地理疆界線僅能視為是世界社會中的內部區分 線，而不是標示著不同社會的區隔（Luhmann, 1997: 145-7; 1982b:295-306; Albert, 1999: 253）。
對此，艾伯特（2004: 22-25）也提出了批評，認為現代系統理論雖強調世界同 屬於一個社會，係「世界社會」，但卻無法排除在經驗上所觀察到的國家空間（space）
與區域（region）概念，此點將造成理論與經驗上的衝突，即政治系統（甚或法律 系統）並存著兩種區分方式：「功能」與「區域」的衝突。關乎此點，作者認為 艾伯特明顯地將國家的疆界與系統的邊界相混淆。事實上，國家的疆界就如同公 司大樓的牆壁一樣，它在經驗上是可觀察的有形體，但並非意指公司大樓的牆壁 等同於公司的邊界。我們仍應從系統理論中的功能、溝通與暫時性來理解，也就 是當公司要使用這個職員，且透過溝通使這個職員被使用時，這個職員才在那個 當下成為公司（組織）的成員，與他本身是否正在公司大樓內無關。是故，以功 能為導向的政治系統，其內部的國家就如同其他組織一樣，是系統內透過溝通自 我生成的，國家的界線並非有形的國土疆界，而是國家（組織）所能運用到其成
員，且這些成員也能理解此有意義溝通之邊界。換言之，即為系統理論中對邊界 所下的註解：「邊界即為『一切可能具有意義的溝通』，特別是那些有可能被行 動者把握和瞭解的溝通（Luhmann, 1982: 73）。」此觀點也恰好體現了全球化下的 世界公民與國家間的緊張關係，即國家的公民不論是否在國家的疆界內皆會受到 國籍國的制約，如美國對海外人民的納稅條款；而人民也開始選擇對自己有利的 國籍，以逃避這些制約。故系統的溝通決定了它的邊界，換言之，當國家需要稅 收時，這些被國家所溝通到的個人，不論是否處於國家的疆界之內，都將成為國 家的元素。
魯曼將系統區分為互動系統、組織系統與社會體（Societies）系統（Luhmann, 1995: 2）。互動系統的自我生產，主要展現在圍繞特定議題的內部秩序，為了避 免混亂與各說各話，系統內部必須依照某種順序以維持秩序；而參與者也因專注 在某個共同議題，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結構；該議題作為一個機制，可用來篩選 或控制參與者的發言，即使想要轉換議題，這也必須立基在原有議題的進行上（阮 曉眉，2007，頁 16-17）。由議題作為界線所劃出的互動系統，相對也較為虛弱，
隨時都可能被其他議題所取代（前揭書，頁 17）。與互動系統相比，組織系統需 依靠更多的先決條件，它們必須在已經區分的社會系統中，形成比互動系統，更 加高度區分的社會系統；組織並依造自我的動能散布在社會各個功能次系統中，
其特殊性反映在他們具有可以用「同一種聲音」與其他組織溝通的能力（Albert, 1999: 251）。職是，為求簡化與研究的普遍性，本研究將國家視為一種組織（系 統），與其他組織，如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相同，其間差別僅是國家是一個更為複 雜與持久的組織。這樣的好處是不管國際社會中的行為體如何變化，如現今許多 非政府組織或跨國組織皆可參與聯合國環境會議的磋商般，在研究相關決策制定 時，皆可將參與單位視為一種組織以討論跨組織決策的問題，使本研究所提供的 研究方法具有更好的涵蓋性。
魯曼的系統理論啟發了現代系統理論，強調社會應是為是單一的整體，且它 無法經由專注於某一（基本的）整合核心去詮釋。如果社會是一個社會的整體，
那就應該回到社會的所有事物最初組成的社會性去思考，也就是溝通。如此，在 發現全球所有溝通的相互連結後，就不需要再去區分多元的社會，或國際社會了，
而是只有一個「世界社會」（Seidl & Becker, 2006: 23; Albert, 1999: 253, 258）。這
裡的世界社會並非一個後設的超社會體概念，它僅僅說明了，發生的事情必須真 的發生過，這些已發生的事情正形成作為世界社會的社會體本身，同時再生產出 維持社會體所需的要素；換句話說，世界社會隨著所有以溝通形式而實現的事物 而增加、萎縮、改變或維持，對世界社會的描述無法發生在世界社會之外，而是 僅能在世界社會之中。這個世界社會體的概念與形上學式或實證主義意義下的社 會實在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注重實踐與運作的建構部份，後者假設社會體的先驗 存有（阮曉眉，2007，頁 17）。
基於魯曼的知識論的立場，國家乃是透過世界社會系統的溝通遞迴，所產生 出的固有值，且這種固有值含有偶連性的特徵，絕非是先驗的或是透過科學實在 論所證成的實存物。6換言之，透過系統內溝通的遞迴，其他行為體（非國家組織、
跨國組織）也同樣有機會成為系統內的「固有值」。是故，本文將世界社會視為 一整體，即單一的社會系統（Parsons, 1951; Moore, 1966; Luhmann, 1995[1984]），
但由於本研究所分析的資料聚焦於「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的相關資料，且當時參 與會議的主要行為體為「國家」，所以在研究的過程中容易與「國際社會」一詞 相混用，但必須理解的是現代國家僅是世界社會所呈現出的一種形式，而非固定 的樣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