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後殖民情境下的鄒族身份 - 鄒族揉合認同－以當代祭儀、節慶、生命禮俗為例說明

揉合理論，關注文化處於多重的、互動的或相互依賴的「後殖民情狀」，在此情狀下，各類文化之間早已容許邊界的跨越和開放的論述場域，在這樣的場域，

超越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二元對立框架，並擺脫被殖民者全然受壓迫的想像格局，從而再去省視當今文化之間雜揉交錯的現實。杜贊奇（2004）認為，歷史原本就是複線式地發展，所以它具有多重性與多義性，而族群身份的建構，是要在歷史脈絡和當代情境去賦予意義，它不會是固定不變的狀態。Deleuze（1987）

又認為，「傳統的分類侷限於樹狀隱喻，亦即層級性，彼此同範疇的分樹狀圖，

認同是根源（roots）的系統；相反地，他所主張的思考是透過連結與穿越而形成

67 參第二章之相關討論。

的認同路徑（routes），不斷的移動與變化，而非靜態不變，是混融與匯合，而非切割與區分範疇，這種邏輯可以稱之為地下莖⁶⁸」。揉合、複線以及路徑的理論，

均採取了與解殖論述不同的理論視角，作為其分析當代族群建構或身份認同的途徑。

雖然鄒族在被整合進現代化社會的過程中，並沒有如猶太族裔經過亡國、被迫離開故國土地，甚至遭到無情的滅族與屠殺，也沒有如非洲黑人被迫越過大西洋，飄零在美洲新世界，鄒族未曾經歷強迫移民、奴隸販賣等等大量人口跨國流動的現象，然而，鄒族部落的現代化以及族人移居都市之後對原鄉部落文化的疏離與陌生，愈來愈多的族人是以新的居住地方為原鄉，完全融入了異於鄒族傳統的揉合文化，所以，在某種意義上，「離散」(diaspora)是分析節慶展演和鄒族認同適用的文化概念。離散，基本上意味著遠離故土、失去傳統的根源、文化遷徙和混雜化，另一方面，離散也意味著族群在不同地域的生存與發展的能力。台灣學者廖炳惠（2003）也強調，離散除了離開原有的土地、失去文化根源的意義之外，它還具有拓寬文化視野、擴大文化參與的作用和可能性，「因為『離散族裔』被迫出入在多文化之間，或許在某個層面上，也擁有更寬廣和多元的視角，得以再參與文化的改造、顛覆與傳承」（廖炳惠，2003:102）。在巴巴的理論視角，離散文化，它既不依靠或同化於殖民者具壓迫性的中心，也不僅僅是企圖固守一個屬於自我傳統的邊緣位置，離散文化除了描寫族群的飄零失根的情形之外，

它同樣關注於跨界、「居間性」（in-between）以及與新世界互動的可能性，這是指處於殖民邊陲和帝國中心之間的過渡性和游離性，它隱含一種「既在內、也在外」(in and out)的雙重視角。離散，是為邊緣群體提供了一種「書寫空間」(writing space)，一種「外滲/內翻」的顛覆性策略（宋國誠，2003）。所以揉合的離散空間（diaspora space）涉及了移民者本身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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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也涉及了他們的子孫，他們面臨的新環境已經不可能再執守傳統延續下來的根源（roots），特別是新的一代，需要能超越以往所認定的宗教、族群性和地區的根源，去關注未來路徑（routes），他們要走新的文化旅程和方向，而且勢必要在新的文化脈絡中重新定義世界，也重新尋求新的認同。

如果以文化揉合的觀點，祭儀所呈現的鄒族性（Tsouness）以及鄒族認同，

總是處於新舊接合與轉化的狀態，它留存或排除部份的舊內容，也擷取或抗拒新的文化元素。於是，被捲進現代社會的傳統祭儀，是一個新的文化再現型式，我們可以看見小米祭成了家族凝聚的象徵，而戰祭象徵著鄒族整體，也轉化成了對外表演的展示活動（showcase）。揉合的展示型態，也意味著它包括了已經被稀釋、蝕毀或被改造過的傳統文化，納入了新元素，它具有部份傳統延續下來的文化根源，卻移植或融入更多新內容，並呈現其多重性發展的路徑。

David Picard（2006）認為，當代祭儀的展演活動，已經是一種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s），它是族群內部的互動，也是族群之間的互動，在互動的過程中，

內容必然變動重組。換言之，鄒族之主體性與身份，既無須依賴或固守先存的本質，亦無賦予傳統先驗的道德性價值，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權力關係之間是否能取得相對自主性的位置（position）。Hobsbawn（2002）的觀點認為，許多的祭儀和節慶，其實都是新發明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這些被造的傳統，並不是為了再現傳統，而是為了建構現代，為了符合當代生活需求，如同鄒族小米祭和戰祭在當代的展演，這些被刪簡、弱化、強化、轉化、創造或嫁接的儀式，都是對新時空環境的行動回應，傳統的舊元素被留下來使用，也是為了滿足當代人的生活需求。傳統祭儀以文化再現的形式，在當代的生活世界中再現，儀式的內容和意義，已經持續重寫、重述，也被重新詮釋，因而生產新的意義，也建構了鄒族的世界。因而，傳統祭儀的持續，非回到傳統或企圖固守本質，也非全然抵抗新文化，而是留下部份的傳統，用傳統創造現代，這是傳統祭儀所具有的當代性意義。

鄒族身份是社會持續建構的結果，而非傳統本質的再現。揉合，已然成為傳統祭儀的特質，在祭儀混雜的界域中形構的鄒族身份，必然是具有多重身份的意涵，它絕非僅僅只是在召喚原初的傳統，真實的鄒族主體，是後殖民情境下的主體，也是後殖民情境下的身份認同。後殖民情境下的鄒族，其實早已受到各種不同的社會因素的再造和影響，都市化以及頻繁的人口遷徏，造成族群人口的逐漸散佈與流動，都會地區可見的鄒族人口增多，族人的生活圈跨出了原鄉部落，部落已經不是唯一的生活家園，這樣的社會變遷其實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關於傳統、

部落、民族性、文化彊界（boundaries）的概念，鄒族人的生活空間與文化領域，

具有跨界與流動的特質，後殖民情境下的鄒族認同，不停地鬆動以傳統為本體的認同指標，族人在尋求一種新的文化定義(definition)、認知(recognition)，也在重構新的族群性，亦即可以含攝傳統與當代的鄒族認同(Tsou identity)。

因而，揉合的界域，已成了祭儀展演、鄒族認同的真實。當代呈現的戰祭和小米祭，原屬鄒族內部的農耕、狩獵以及征戰儀式，但當代舉行的祭儀已從原本的脈絡跨界、外滲而出，祭儀的的許多內容和意義已跨界而涉及了族人新的生產與消費方式，包括新的社會、經濟、文化以及觀光活動，這些新的社會因素以及持續出現的外部觀眾（outside audiences），均使得祭儀納入當下所需的文化元素。

例如，原本是鄒族有關部落征戰的人頭祭，現在則改變成為代表一種鄒族性的文化展示活動（showcase），並與經濟生產、觀光活動以及舞台展演產生連結，於是戰祭被上了新的形式和意義，被簡化或轉化的儀式，衍生了多樣的活動內容，

如民族音樂、舞蹈、族群飲食文化、農產品展售以及部落文化講座等等節目，戰祭也被列入了國家性的鄒族民族節日。祭儀的後殖民性所顯示的鄒族認同，同樣是多重性與變動不居。

傳統祭儀，在不同世代的族人觀念和態度中也有差異。縱然老一輩的族人可能會認為，祭儀是獨特的文化遺產，當代混雜化的祭儀所呈現的已經是被蝕毀或被稀釋的儀式，它是沒有傳統意義的活動，認為保存傳統要比創新改變來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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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認為現代的祭儀不過是對外表演的膚淺方式。然而，在文化混合的情況下，返鄉參與祭儀的族人，特別是新一代的年青族人，難得「想要成為真正的鄒族人」，仍然期待祭儀是找回或表現其根源（roots）與認同（identity）的方式，他們對傳統祭儀並不期待是真實的鄒族傳統，但在混雜性的潮流中，祭儀具有暫時性與相對性的族群意義，它們可以提供作為表現自我族群的標誌。面對祭儀，面對持續變動的鄒族性、鄒族身份，面對鄒族新世代、外部觀眾以及國家的公共文化政策

（如國家民族節日），又處在涉及其間的權力關係，對文化懷舊與創新渴望，其實並存在族人參與儀式的心態之中，這是後殖民鄒族認同所呈現的一種變動、不確定與焦慮性。

我們再以族人游移在新宗教與傳統祭儀的例子，說明鄒族認同的混融、並置與接合。2009 年 8 月的特富野社小米祭，前一天晚間，在頭目的邀集下，各家族的主祭者前往天主堂，參加神父所主持的彌撒儀式，他們將祭儀與教堂彌撒並置在一起，融合在自我的儀式行為中。目前達邦社及特富野社的頭目以及擔任儀式主祭的長老多為天主教信徒，或擔任教會神職工作，甚至部落的巫師也接受教會領洗，兩社頭目也都受邀至梵帝岡晋見教宗。

並置和游移，成了許多族人習以為常的宗教行為。浦英雄（2007）神父認為，

1962 年的「天主教梵二精神，在於尊重當地傳統文化及生活習俗」。研究者訪問了頭目的女兒，表示：

天主教來之後，傅禮士神父⁶⁹告訴我們，信天主教之後，你們還是可以繼續做傳統祭儀，不必把那些鄒族文化廢棄，傅禮士神父要在部落辦理第一次的彌撒，那時還沒有教堂，他要求就在男子會所舉行，那時部落的長老認為神父不會排斥傳統祭儀，就同意在男子會所舉行彌撒儀式，那時父親和幾個長老也參加彌撒。（摘自研究者2009 年採訪記錄）

69 傅神父是第一位派駐鄒族部落傳教的德國藉神父，除從事教會的宣教外，也積極關懷族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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