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生產－從「傳統農作」到「商業生產」

祭儀節慶的展演文本，始終受到經濟生產的模塑，我們幾乎可以說「有什麼 樣的經濟生產方式，就有什麼樣的祭儀節慶」。我們就接續上述所討論的政治環 境，進一步討論殖民統治以及市場經濟所造成的鄒族經濟轉型。鄒族的經濟轉型 現象，可以從「殖民者的土地收歸國有與殖產政策」以及「傳統農作轉為商業性 生產」的兩種角度去討論。

對原住民社會來說，祭儀和節慶原是支撐社會秩序的信仰支柱，正如涂爾幹 在探討宗教基本形式時，即指出了宗教的社會功能，「在原始的社會中，宗教的 就是社會的」(涂爾幹，1992)，原始宗教對個人形成社會控制力量。早期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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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儀式跟實際生活內容、生產方式和心理需求密切相關，社會組織和宗教信仰之 間，可謂犬牙相制，複雜交錯。馬克斯認為：「有什麼樣的生產方式，基本上就 有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政治觀點、社會思想和社會文化，也就是說，有什麼樣的 社會生產力，則決定了生產方式，所以在生產力新的發展水平上建立了新的生產 方式和生產關係。」（引自許澤新主編政治經濟學辭典，頁69-70）。這說明了一 個社會變遷的關鍵動力是生產力，而生產力包括了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其具體 內容，包括勞動力、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生產原料以及新興作物外，還包含了 屬於知識與觀念層次的生產力，如文化資本（如土地利用的觀念）及社會資本（如 人際網絡）等。當一個社會引進新的生產方式，將會直接影響生產關係，造成社 會關係與結構的重組，改變原有社會分工、消費方式、物品交換、社會組織、法 律規範、社會地位、社會價值、宗教信仰以及意識型態等等。

再者，引起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改變的模式，大致分為兩大類，即自發性的 發展與被動性的發展。揆諸台灣殖民歷過程的來看，鄒族近百年來的生產方式之 改變，顯而易見是屬於被動性的社會發展，亦即依附台灣社會的發展，被動地改 變生產力。蔡宏進（2002）教授認為：

「影響世界性的依賴結構的因素包括世界經濟的發展方式、資本主義的經 濟優勢及存在於邊陲國家內部的經濟關係或結構。歷史上的依賴可分三種 類型，即（1）殖民式的依賴，（2）十九世紀末的金融與工業的依賴，（3）

戰後的多國公司的依賴。這些不同類型的依賴都共同制約了依賴國的內部 的經濟結構。」

這樣的依賴發展關係，兩者之間則形成了「核心－邊陲」、「都會－衛星」的 不平等關係。依賴者受到核心地區的牽引、限制或剝削，致使其生產結構產生不 均衡的發展，甚至是畸形的發展。自鄒族與外來文明接觸之後，即被動接受新的

生產技術和方式，如日據時期末期開始引進水稻耕種與光復之後推動培植高山經 濟作物。據學者研究，台灣高山原住民，約在五、六十年代開始，便脫離傳統自 給自足的農作型態，進入講求技術和資本的市場性農作，生產方式受到市場價格 或供求律運作的控制（黃應貴，1986），加上國家原住民土地管理政策，縮減鄒 族傳統領域範圍，這整個生產型態的轉型，是依附在台灣經濟發展的脈絡下開展，

引起鄒族生產方式與社會關係的「被動重組」。於是，許多作為商品交易的農作 物和耕作方式，順勢推廣到山區，幾十年來未曾中斷，除了作為主食的水稻之外，

鄒族人在山坡地上栽種杉木、麻六甲樹、油桐、山茶樹、桂竹、麻竹和板栗等水 土保持作物；在地勢較平緩的台地上，種植高冷蔬菜、花卉、愛玉子等作物，近 年來更是大量開發山坡地，種植高經濟作物，包括茶葉和山葵等；又為了迎接山 區休閒觀光，現在鄒人開始經營高山休閒農莊，或闢建民宿，投資新興的原住民 觀光事業。這樣的產業型態轉變，對鄒族人來說暨快速又陌生。

我們可以爬梳鄒族所涉及的土地利用及殖產政策，以理解鄒族經濟生產的

「依附型」特質。十七世紀以降，殖民政權陸續統治台灣，政府對原住民傳統土 地所有權與土地利用的法制規畫，始終充斥著統治者的價值觀（王泰升等，1997）

16。如明清時期的「開山撫番」政策，台灣原住民逐步同化成為化番或熟番；荷 西時期，台灣也進一步被迫納入世界經濟掠奪和生產體系，改變了生產方式和生 產關係；日據時期，施行高壓統治，理蕃計畫以「綏撫」、「取締」、「授產」、「圍 堵」以及最後的「討蕃政策」，其目的是以殖民主義者的「殖產」為最終目的，

特別是要強佔台灣山區的樟腦資源，認為原住民並無擁有其傳統生活領域的所有 權（藤井志津枝，1997），並以各種法令政策強制將原住民土地收歸國有。據《原 住民保留地政策與問題之研究》（李承恕，1999）指出，「保留地政策」對日本帝 國主義而言，是為了讓日本資本開發樟腦、伐木業的關鍵性政策，為了便利開發，

將原住民生活區域隔離，設立「蕃地」特別行政區。1928 年，日本政府完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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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地區林野調查事業後，制定「森林事業規程」，依土地性質的不同將土地區分 為三類：「要存置林野」（約109 萬餘公頃）、「準要存置林野」（約 20 萬公頃）、

以及不要存置林野（7.7 萬公頃）。其中「準要存置林野」是作為原住民活動區域，

亦即今日原住民保留地前身。所謂的「保留地政策」，是日本帝國主義為遂行其 山地資源之掠奪，目的是在於經濟開發的利益，亦即是殖民政府的統治完全是根 植於母國之需求而開發、管理，同時防止原住民反抗所採取的政策。其殖產的目 的，不過是要藉著推動原住民定耕型的水田開發以及水稻耕作，逐漸改變原住民 傳統遊耕型態的土地利用習俗，達到其掠奪山林資源及土地管理之目的（藤井志 津枝，1997）。所以日據時期的土地收歸國有及殖產政策，是以隔離、管制、剝 削的殖民式經濟發展，對於原住民傳統經濟型態快速予以改造。

1945 年，國民政府幾乎承繼日據時期之土地政策，將原住民土地限縮於「山 地保留地」之內，推動定耕經濟農業，引進水稻耕作，嚴厲禁止傳統刀耕火墾和 狩獵活動（顏愛靜，1999）。當代台灣原住民的土地管理政策，主要是延續日據 時期「理蕃五年計畫」（1910）土地政策。國民政府基於原住民之生計及推行山 地行政之用，將原日據時代的「準要存置林野」，改名為「山地保留地」，並於民 國三十七年頒布「台灣省各縣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此為國民政府最早的原住 民土地政策。李承恕（1999）認為，原住民保留地畫設的目的，基本上是基於幾 個面向考量：歷史意義、文化存續、維持生計、國土保安、行政管理以及放任發 展等六項。原住民保留地，雖然不像日本完全以隔離管制為政策，但仍未積極扶 助原住民的土地利用和經濟發展，李承恕認為，原住民的保留地制度就存在幾項 嚴重的問題：一、保留地大都屬於邊際土地，耕地不足，僅適宜造林；二、保留 地範圍多與國家公園、水源水質保護區、特定水土保持區、河川集水區及保安林 地重疊，使原住民土地利用（含居住、生產和農耕等）同時受到多項相關法令的 限制，無法兼顧經濟開發與生態保育；三、保留地之土地權屬常發生爭議；四、

保留地管理機制未能隨時配合經濟發展作適度調整，平地資金及技術進入山地社

會的結果，反而造成保留地的流失。總之，原住民保留地政策之目的過於狹隘、

土地權利歸屬缺乏彈性、管理組織鬆散等缺失下，在強調原住民生計、文化延續 與生態維護世界潮流下，原住民經濟生產始終未能得到妥善的發展規畫。

再討論商業性生產對鄒族經濟轉型的衝擊。鄒族的傳統農作，主要以自給自 主的小米耕作為主，一般則稱之為傳統農作或原始經濟模式。小米田採取土地輪 耕、家族共同生產的型態，小米田除了種植小米外，還種植其它蔬菓雜糧，一塊 土地收成多樣的農作物，加上獵場的狩獵所得，家族便賴以維生。與之相應的農 耕儀式，即鄒族的小米祭儀、戰祭和禳祓祈福儀式，藉著原始的儀式過程，將族 人的土地、個人生命、家族關係、部落歷史以及超自然的神靈，連結成一個親屬 紐帶。

1960 年代前後，部落快速地納入資本化市場體系之後，自給自足的小米耕 作也逐漸被商業性生產的作物所取代。基於市場消費和貨幣的需求，族人紛紛改 種經濟作物，近三十年的時間，原來的小米田逐漸成為山茶、油桐子、梅子、竹 筍、愛玉、板栗、山葵、高山蔬菜、花卉、茶葉、甜柿、杉木等等作物。為了市 場利潤，經濟作物講求量多、快速收成、種植技術以及熟悉市場網絡，因而改變 部落生產方式、組織、技術以及生產關係，經濟性農作講求效率、成本效益與私 有化，為了達到現代化管理的目的，耕地必須改為單一化作物，施以重肥、猛葯，

這也迫使家族共同生產方式，改為個人私有化的生產競爭，直接衝擊了族人原本 的親屬紐帶。

傳統農業和經濟農業的最大不同，在於基本的運作邏輯，即資本擁有、農業 技術和市場網絡。經濟農作，為的是農產品的商業化，而農民種植，基本上不再 是為了生活所需，而是要符應市場體系的產品需求，農民的勞動，是為了更多的 貨幣積累，所以與傳統所謂的「農業即生活」的型態相當不同，馬克斯認為這是

傳統農業和經濟農業的最大不同，在於基本的運作邏輯，即資本擁有、農業 技術和市場網絡。經濟農作，為的是農產品的商業化，而農民種植，基本上不再 是為了生活所需，而是要符應市場體系的產品需求，農民的勞動，是為了更多的 貨幣積累，所以與傳統所謂的「農業即生活」的型態相當不同，馬克斯認為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