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傳式民族誌
採取自傳式民族誌（autoethnography）研究方法，是要將研究者的立場
（standpoint）、觀點（perspective）、生活經驗（experiences）以及從鄒族由內而 外的世界觀和價值體系（world views and value systems）等深層文化觀點，逐步 梳理並納入學術的對話脈絡中，作為探討鄒族認同的研究取材。因而，自傳式民 族誌是企圖建立具有鄒族／原住民本位的研究方法，也是反思文化研究將原住民 視為他者（other）－原住民與研究過程疏離、客體化或無意義的研究取徑，讓研 究的過程、結果和意義，更能適切地與被研究者及其所屬群體相互關連，所以，
此研究方法強調研究者的反身性（reflexivity），它要考量如何讓自我的生命經驗 扣連到更大的族群文化與歷史脈絡。
提出原住民本位的研究方法可以紐西蘭的毛利學者Linda T. Smith 為典型代 表，在她所著之《解殖的研究方法論：研究與原住民族》（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s, 1997）一書，即提出了深植於族 群文化的研究方法。她首先對西方社會科學有關知識論（epistemology）形構的 歷史過程提出反省，認為這個過程幾乎是被西方式的研究（western research）所 決定，藉著知識與權力的擴張互賴，將所有知識與真理的生產，套進西方知識或 稱之為殖民主義知識（colonizing knowledges）的理論框架內，在這樣的研究範 型中，原住民知識的建構基本上完全是外部形塑，其中是沒有原住民參與研究
（non-indigenous research）的知識生產。傳統西方實證主義（postivism）科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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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建立，早已受到多元文化主義以及女性主義的挑戰與批判，認為在標準範式 的社會研究方法下，根本忽略了女性的聲音和生命經驗，特別是對黑人女性、第 三世界女性以及原住民女性所處階級差異，視若罔睹，於是研究結果無法呈現女 性世界的真實面貌，甚至研究本身反而形成另外一種壓迫。Smith 具體提出了 Kaupapa Maori Research（毛利文化本位的研究方法，或逕稱毛利研究方法）的 研究方法，作為開拓原住民研究的新取徑。她強調這是根植於毛利生命與經驗的 研究方法（浦忠勇、闕河嘉，2008）。毛利研究方法，不僅源自於毛利人的世界 觀，奠基於毛利人的知識論中，而且合併了毛利人的概念、知識、技能、經驗、
態度、過程、習俗和信念，該研究採用開放的方式，不輕率理論化這些毛利人的 聲音，尊重其發聲的權力，也不將西方研究的本質優先於毛利研究之上，以免因 而扭曲研究最根本的目的。在這樣的研究方法學中，研究者要成為一個「有機」
學者，要能選擇毛利人切身相關的研究議題，傾聽毛利人的聲音，研究者更要參 與其中，深入毛利社會基本架構的共識與文化核心，因而身為一個毛利的研究者，
必須考量自我能力及對部落的了解，對當地語言的溝通能力，並能尊重毛利人息 息相關的生命連結、生活主體及生活經驗，也強調訪談、凝視、傾聽和陳述表達 的能力。質言之，毛利研究方法是要在毛利本位的前提下，在「非標準化」研究 過程，建立毛利知識的有效性與合法性（Validity and legitimacy of Maori
knowledge）。
在方法論的討論上，自傳式民族誌的學者Heewon Chang，他在探討自傳式 民族誌的著作－Autoethnography as Method（2008）中，以文化（culture）、自我
（self）以及他者（others）等三項要素，作為自傳式民族誌的核心範疇。他認為 應從文化的意義去重新思考文化研究相關的認識論議題，這樣才能正確地引出諸 如研究問題、資料來源、資料分析、解釋以及論文書寫等具體過程。他提出了「文 化在何處定位？」（Where is culture located?）的問題，並引出兩種文化研究的重 要觀點，首先，他認為文化存在於外在客觀的世界（Culture Outside Individuals），
文化是源自人類群體的互動以及外在客觀世界，文化也是由社會所建構而成，它 可以被觀察與記錄；其次，文化同時也存在於個人內在的自我世界（Culture inside People's Minds），人類自我即是文化的承載者，個人也是文化的行動者、傳播者，
也是文化的創造者。Chang 認為，任何二分法的文化定位都有其限制和風險，二 分法是無法探究文化存在的內在真實，他提到「文化的存在不是二分法，而是涉 及個人和群體社會之間的互動過程」，其要旨如下：
1、個人是文化的能動者，但文化並不全然地以個體狀態存在，文化有其 集體特性。
2、但個體不是文化的囚犯，個體對文化習得、傳播、改造、創造的過程，
會與他者互動，也擁有其自主性（autonomy）。
3、縱然群體內部存在著多樣性，但其間有一定程度的互動，彼此相互連結，
成為集體性文化，並形塑群體的認同。
4、個體可以同時成為社會組織的成員，而且個體可以分屬在不同的社會 群體，如一個人同時可以是美國公民、女性成員、學校學生、社會運 動者的身份。
5、依據所處的組織脈絡和群體環境，個人可以有相應的角色和認同方式。
6、個體也許會脫除其原屬的文化而去適應主要的群體文化，因而呈現交 疊存在的文化現象。
7、最後是一個群體成員也可以不必除去他原有的及主要群體文化，再去 學習並獲得另外一個群體的文化特徵和認同。
其中所強調的在於表明自我、他者與群體文化之間互動容攝的關係，自我可 以作為文化的基本單位，自我置放在歷史的以及跨文化的面向去理解，所以自我、
他者與文化是相互連結的概念。自傳式民族誌，即是從挖掘分析內在的自我開始，
逐步構連到外在群體和社會文化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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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Denzin 等人（2008）認為，自傳式民族誌要藉詳細的自我敘事
（self-narratives）資料做文化分析和解釋，研究者的自我故事，要能反思、分析 並解釋身處的社會文化脈絡；Ellis 和 Bochner（2006）也認為要從語言、歷史以 及自傳去反思社會文化，連結個人與社會（connecting the personal to the cultural）。
自傳式民族誌以自我為起點，去解釋廣大的社會文化。自傳式民族誌可以用三個 面向來概括它的特質，即自我面向（self）、過程面向（graphy）以及文化面向（ethno）。
自我面向，是資料、經驗、敘事以及文本取得的來源，這不同於一般民族誌進入 田野的歷程，通常民族誌選擇田野，大多以陌生的地區和異族文化為主，自傳式 民族誌則不需要另外選擇田野，研究者以最熟悉的日常生活作為獲取資料的來源，
因此在研究焦點上，自傳式民族誌可以輕易地獲得自我傳記與敘事的文本資料
（personal memory data），如紀念冊、生活札記、日記、個人生命史、認同事件 或者是自我感到焦慮的生活問題，藉此蒐集廣泛的個人或社會事件，以及生命經 驗的文本。過程面向，指的是研究的步驟和方法，自傳式民族誌與一般民族誌大 致類似，同樣需要系統化的資料蒐集，並將這些進行資料的系統化和脈絡化，並 做最後的比對分析。文化面向，是在詮釋其中的文化與社會意義，它始終緊繫文 本和研究問題，透過自我文本之脈絡化，爬梳自我在群體的位置，並將自我外在 的關係，如社家庭、社區、地域以及社會位置予以構連，藉此梳理自我輪廓與新 的想像（inventorying and visualizing self），進而從自我文本去解釋歷史、權力、
結構以及文化意義。
自傳式民族誌可以藉著研究者多重生命經驗，深化文化研究的論述，以文化 學者Stuart Hall 的為例，他是一名作者、文化理論學者、牙買加生長背景、他融 入家鄉的社會文化、又是英國的移民者等等生命經驗，他的多重生命經驗，在他 研究文化認同的過程中，不斷促使他反思個人歷史，以及歷史如何造就他個人，
透過「自身的經驗」來反思認同理論，並將自身的經驗「理論化」，「在透過理論 闡述（後現代的認同理論）反思他汲取自身經驗、汲取自身的生存方式（本體論）
的知識時，他已經從這樣的過程中生產知識（知識論）」（Hall, 1996: 45）。因而 他零碎化與邊緣化的移民經歷，多少對他後來提出的離散、多重認同（multiple identities）理論，提供了必要的經驗背景。多重認同的文化視角被認為是具有強 烈的個人經驗，並超越了個人觀點，構連到歷史的面向，將自身經驗放進一個更 具理論性、更為廣義的後殖民認同建構的普遍概念中。
研究者係鄒族原住民，具有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雙重位置，採取質化研究取 向的自傳式民族誌，進行資料蒐集與研究分析。透過蒐集自我敘事、日誌記錄、
自我文本以及傳記資料，加以分類、脈絡化、分析與解釋，並將解釋的結果構連 到更大的社會、文化與歷史。研究者的生命經驗，可視為本論文探討「揉合認同」
的一個縮影或個案，在理性分析和感性覺知的研究過程中，除了有學術理論對話 外，亦能呈顯隱晦深刻的生命體驗，讓認同的詮釋從社會表象直探至文化深層的 意義。質言之，自傳式民族誌企圖以「鄒族本位」的研究方法，探討鄒族認同，
這也是在原住民族文化研究領域中提出異於實證主義的研究取徑。
（二）田野調查
另外，本論文採取自傳式民族誌，採取自傳式文本作為分析資料，也廣泛參 與部落活動，以參與觀察、深度訪談等方法，蒐集第一手田野資料，再進行分析，
茲略述如下：
1、參與觀察
研究者在部落參與鄒族傳統祭典和新節慶之活動，擔任工作人員，或實際參 與部份的節慶活動，特別是自2006 年起，本論文方向確定之後，即以研究者和 工作者之雙重身份，參與各類部落節慶活動，包括傳統祭典－小米祭、戰祭，以